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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31日 星期六

    视觉文化时代,有图不一定有真相

    作者:刘春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31日 09版)
    视觉文化时代,每个人都被屏幕“控制着”。 视觉中国

        我们的生活正在被屏幕所包围:从工作电脑到个人手机,从商场橱窗到楼宇电视,现代人每天的生活状态基本是视线从一个屏幕切换到另一个屏幕的过程。我们每天看别人,也在被别人看。在一个高度视觉化的时代,很多人甚至恐慌于不被观看,而主动地将种种人为修改过的自我形象上传到社交网络,等待着好友们的点赞。总之,我们已经进入视觉文化时代,“看”与“被看”成了我们的存在状态。

     

        我们正是借助相机这种特殊的幻想机器,来缓解各自内心的焦虑

     

        苏珊·桑塔格说,相机是一种幻想的机器。视觉文化时代,我们正是借助这种特殊的幻想机器,来缓解各自内心的焦虑。

     

        当个体通过“观看”与世界相遇时,在周遭林立的屏幕中,我们最终惶恐地看见了屏幕中的自己,叠印在屏幕所塑造出的完美图像上的自己,比如略显臃肿的身材与屏幕中的维密天使互相交叠。无处不在的屏幕组合成一座“黑镜之城”,而城中的我们在镜像中完成自我的规训。我们试图按照屏幕所教诲所传达的,将自己的生活组织成一幅合乎要求的图像:在博物馆展品前或大剧院入口处自拍,以此暗示“我”是富于文化修养的;在名山大川自拍,以此暗示“我”是富足而优越的;或者干脆将烛光下的西餐或自己亲手做的一道新菜拍照上传,以此暗示“我”是富于格调的。当然,最常见的是“晒娃”,对于宝宝照片不加节制地分享与赞美,以此缓解孩子过于充满无限可能性的未来带给父母的隐形焦虑。

     

        处在一个视觉发达的时代,一时间好像什么都能看到,但最终看到的却如此干瘪,华丽而空洞的“观看”,最终指向的便是成为一个“幸福、漂亮、成功的现代人”。通过无穷无尽的图像,我们好像体验到无限宽广的世界,但图像最终所带来的,并不是真正异己的、对于自我经验的丰富和提升,而是满足个体自身不安的幻想。故而“每天接触了无数的图像,但似乎生活变得愈加贫乏”的感觉,是今天的人们尤其是日益离不开“观看”的年轻人,所非常熟悉且难以挣脱的。

     

        当现实世界越来越被同质化的图像所充满,人与人的交往也开始逐步被网络世界的虚拟化所影响,而社交网络本身正在经历着图像化的过程。比如我们常用的微信这类社交媒体,朋友圈动态系统默认的交流方式是发图片,而文字只是对于图片的解释。在这种交往模式中,“我”的生活就是“我”的图像。不是现实先于图像,而是图像先于现实。于是我们需要把现实转化为图像,如果现实不符合图像,那我们就修改使其符合。修图软件的流行便是一个例证。这恰似微信图标所构成的现代寓言:小小的“我”,站在巨大的地球前,既自恋,又恐慌。

     

        从文字到图像的更迭,不是简单的媒介的更迭,更显示出人类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

     

        在这样一个视觉时代,思想是否会受到挤压?人文学界对此有持久的忧虑:视觉时代有可能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为扁平,带来“思想”的退场。

     

        早在1988年美国国家人文学科基金会发布的《美国的人文学科》的报告中,美国的人文学者就在哀叹:“我们的文化似乎越来越成为我们所观看而不是我们所阅读的产物。”尽管和印刷文化相比,视觉文化同样依赖于“再现”,但印刷文化的再现在于寻求符号下面的意义,而视觉文化的再现取消了这一深度模式,“一切事物的存在,都是为了在一张照片中终结”。

     

        大概没有比“表情包”更合适的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在网络社会中,小到人情礼仪,大到民族立场,都依赖于“表情包”的表意。“表情包”并不适合用来展开任何复杂的交流,而只是把交流转化为一系列或者呆萌或者滑稽的断续的点,一场感官不断得到刺激的愉悦。在这种“表情包”对话语交流的图像统治下,网络交流的语言也开始变得表情包化,即以高强度的短句来追求感官刺激的强度,句子所携带的情感高度饱和,句式追求夸张的转折跌宕,这是典型的图像对于文字的改造。

     

        从文字到图像,意味着从意义到欲望的转移。正如苏珊·桑塔格讲的,照片能以最直接、有效的方式煽动欲望,强烈渴求美,强烈渴求终止对表面以下的探索,强烈渴求救赎和赞美世界的肉身——所有这些情欲感觉都在我们从照片获得的快感中得到确认。在视觉文化的时代,对于意义的形而上追问已然显得不合时宜,反倒是欲望获得了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真实感。我们目前所见的图像,大多数是欲望的一种自我图绘。

     

        这种从文字到图像的更迭,不是简单的媒介的更迭,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上,更显示出人类社会进入消费社会后文化领域所发生的深刻变革。视觉与欲望,图像与消费,双方无比亲密地联系在一起,法国学者居伊·德波以“景观社会”来概括景观在消费社会中的统治,居伊·德波认为在景观社会中,景象已经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景象制造欲望,欲望决定生产。

     

        所谓“景观”,即我们可视且欲视的对象,在居伊·德波看来不是单纯的影像的堆积,而是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居伊·德波提示人们,在视觉文化时代思考“我”与“思”,首要的是对于主体的历史状况的认知。

     

        在依赖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的全球化生产中,作为思考者的人已经不再如古典意义上完整而自洽,而缩小为全球化网络的一个“节点”。全球化时代的高度分工,使得“人”支离破碎。在古典时代人与世界是统一的,古人生活的世界固然不像现代人这样广阔,但就像居住在家园一样,一切亲切可感。但是,在今天全球性的消费时代,每个人都紧密地被“物”的运动联系在一起,捆绑他们的就是彼此的目光以及目光所指向的欲望。人只有被组织进视觉秩序之中,才能获得意义。因此,我们出现在镜头中时,特别迫切援引自身之外的视觉符号来印证自身的价值。

     

        需要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去发现真实的世界

     

        视觉文化时代的思考,首先意味着对于“视觉”的思想以及对于视觉背后的人的现实情境进行反思。就像杰姆逊的描述,在后工业社会或者说消费社会,现实转为影像,时间化为空间。在滚滚而来的图像乃至信息的洪流中,几乎每个人都被困在影像组合而成的狭小的空间中,丧失思想与行动的能力,仅仅受制于被动式的欲望刺激。这种感觉诚如尼尔·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的描述:“所有这些电子技术的合力迎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躲猫猫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突然进入你的视线,然后又很快消失。这是一个没有连续性、没有意义的世界,一个不要求我们、也不允许我们做任何事的世界,一个像孩子们玩的躲猫猫游戏那样完全独立闭塞的世界。但和躲猫猫一样,也是其乐无穷的。”

     

        需要申明的是,视觉时代的思想不可能以古典的方式展开,比如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之中,“我”与“思”也即现代主体与理性是互相指认的,“思考”成为“自我”最为稳定的形式。但在今天我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个自洽的、可以置身于视觉文化时代之外进行批判的思想者,故而如重提人文精神之类的吁求,在思想的层面上只是空洞的口号。

     

        视觉文化时代有效的思想,是对于颠倒的再颠倒。针对历史纵深感的消失,我们可以求助于杰姆逊著名的说法:“永远历史化”。我们所面对的视觉背后的欲望既是无历史的——古往今来人类分享着基本的欲望维度,但同时又是历史的结果——由特定的消费机制所刺激。故而视觉文化时代的思想带有知识考古学的色彩,要考察图像背后欲望的历史,暴露图像背后的生产机制。通俗一点讲,就像观看电影一样,不仅看到景框内的画面,还直观到了无法直观到的摄像机的运动;亦如欣赏一幅明星照片,不仅看到光彩熠熠的皮肤,还看到了数不清的化妆师的劳动。

     

        这其中的关键所在需要我们以马克思式的理论方式,在社会关系中来把握视觉关系。景观的统治归根结底是特定社会关系的统治,“看/被看”的辩证法印刻着视觉关系所处的权力关系。比如,常见的反抗视觉关系中对于女性的物化,在明星的生产机制中,对于女性面孔的窥视,是特定的商业包装策略,我们需要警惕这种欲望化的、消费化的视觉关系入侵到日常生活层面,以此重构女性的自我想象。

     

        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化霸权相信:凡是图像的,才是真实的,真实只有转化为图像才具有合法性。和以往的时代相似,我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批判,带有人类不可抑制的天真的信仰:“求真”是可能的。只是在视觉文化时代,需要在我们的视线之外去发现真实的世界。

     

        (刘春,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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