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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察】
12月12日，美国民主党前国会资深议员查卡·法塔因贪污受贿被判10年监禁。法塔有着33年的长期从政经历，1983—1994年出任宾夕法尼亚州议会议员，1995—2016年担任国会议员，任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被认为是美国众议院未来最有潜力的政治领导人之一。法塔在2006年11月宣布竞选费城市长失败，欠下100万美元的巨额债务。此后，法塔伙同他人，利用职务之便，将教育科研公款挪用抵债，并从中收受贿赂。2014年东窗事发后，法塔参与的行贿、洗钱、诈骗等罪恶勾当逐渐被曝光。法塔从国会议员堕落为罪囚，暴露出美国国会制度的弊端，在让民众扼腕叹息的同时，也加深了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的失望。
金钱选举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句话出自美国加州一位官员，道出了在美国金钱对政治的巨大作用。美国形形色色的竞选往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随着电视广告等新的竞选手段的应用，美国的竞选费用不断上升。在1996年的美国国会选举中，竞选参议员的人均花费为300万～400万美元，竞选众议员的人均花费为50万美元。再看美国总统竞选的费用，1996年是4.8亿美元，2000年为6.5亿美元，2004超过10亿美元。
不断攀升的竞选费用给议员参选人带来了沉重压力，他们不得不全力筹款，结交财大气粗的利益集团，向利益集团低头。在美国，议员候选人如果没有利益集团的支持，往往就没有竞选资金，也就缺少曝光机会，甚至很难为选民所知，不依靠甚至对抗大财团势力的独立参选人常常是屡选屡败。如此一来，当选的国会议员在名义上代表着人民，但实际上依附于利益集团，成为各种利益团体的代表，或是像法塔一样在竞选成功后利用职权贪污腐化。利益集团则不仅控制着美国的经济命脉，而且实际上操控着政治的游戏规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左右了美国的民主政治。
美国的金钱选举导致大众民主式微，却有利于权贵集团和社会精英。在金钱选举的运作下，当选议员往往是精英，同其所代表的选民在很多方面迥然不同。国会议员往往来自中产阶级或上层社会，以白人男性为主，多是新教徒，受过良好教育，职业往往是律师，多是工商界和金融界的顾问和代言人，而来自农业、教育和其他各界的议员较少。有色族裔和女议员虽然有所增加，但人数同其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很不相称。从议员构成来看，议员不能反映人民的社会构成。
权钱交易
金钱选举很容易使国会议员与利益集团勾连在一起。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对国会议员进行拉拢，议员对捐献方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在当选后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将利益集团的诉求转化为国家意志，使其支持者获得巨大利益。
利益集团所谓的政治献金看起来冠冕堂皇，实际上是一种变相贿赂，成为滋生腐败的温床。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014年5月播出一期新闻调查节目，对国会议员竞选资金背后的黑幕进行了揭露。有的议员将政治献金作为生活补贴，用于支付高尔夫课程培训、橄榄球联赛门票等个人高级消费；有的将政治献金放贷，收取高额利息；有的雇佣亲友帮助竞选，并从政治捐款中支付报酬；甚至还有议员以雇佣助理的形式包养情妇。该期节目的新闻评论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华盛顿特区真正的丑闻并非是那些光天化日之下的偷窃，而是披着合法外衣的腐败交易。
国会议员作为公权力的行使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进行权力寻租，假公济私。国会议员作为立法者，有权就社会经济事务广泛立法。国会各职能委员会就管辖的事务出台各种具体的规章条例。国会还拥有财政权，决定各类拨款的数额和去向。国会议员掌握着大量的公共资源，可以从很多方面对竞选时的捐助者予以丰厚回报。有的邀请捐助者参加国会委员会议案听证会，为其提供参与决策的机会；有的制定有利于某些行业和集团的法律和政策；有的利用权力，将公共资源优先分配给自己的支持者。
权力垄断
美国国会成为腐败重灾区，与议员垄断国会权力、普遍长期连任密切相关。美国国会议员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享有比较优厚的待遇，可说是“名利双收”。当选议员几乎都寻求连任，而且成功率较高，议员长期连任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导致权力长期被少数人垄断。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在任众议员成功连任的比例超过90%，在任参议员成功连任的比例，在20世纪80年代只有55%，现在则高达80%～90%。担任国会议员二三十年者司空见惯，有人在国会任职甚至超过半个世纪。卡尔·海顿是来自亚利桑那州的民主党籍议员，他于1912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在他91岁离职时，担任国会议员长达56年。来自西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伯德于1953年进入国会，2001年死在任上，享年92岁，其任国会议员的时间长达57年。
国会作为联邦立法部门，拥有立法权、财政权、监督总统及行政部门的广泛权力。国会参众两院由数百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组成，每个委员会和小组委员会在负责事项上往往有很大决定权，因而形成众多权力中心，成为利益集团竞相游说的对象，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很大空间。
腐败非个别现象
长期以来，美国国会一直受腐败丑闻干扰。国会议员常涉嫌经济丑闻，不少议员都传出桃色新闻。约翰·托马斯、小约翰·詹雷特等多名议员涉嫌性丑闻，或包养情妇，或勾引少女，或对女下属进行性骚扰，生活作风腐化堕落。国会集体丑闻近年来呈上升趋势。在1977年爆出的“韩国门”事件中，有100多名议员涉嫌接受韩国贿赂，以阻止美国从韩国撤军。2002年对美国能源巨商安然公司破产案的调查表明：在1989年—2001年间，258名国会议员曾接受过安然公司的政治捐款，至少15名布什政府高级官员拥有安然公司的股份。2006年对阿布拉莫夫“游说门”事件的调查披露：在1999年—2006年间，包括前共和党众议院领袖汤姆·迪莱在内的296名国会议员曾接受阿布拉莫夫及相关人士的政治献金。
操守道德公民协会是驻华盛顿的一个民间团体，该协会多年来一直发布报告，对年度最腐败的国会议员及其劣迹进行曝光。在2013年的年度报告中，新泽西州的罗勃·安德鲁斯、明尼苏达州的米歇尔·巴克曼、纽约州的提姆·毕晓普等17名国会议员上了黑名单。罗勃·安德鲁斯将政治捐款用于支付私人消费，包括添置服装、国外旅游、宴请亲友、到好莱坞度假，为女儿做广告等。另外，他在2008年—2010年间向罗格斯大学转赠了150多万美元，但这些经费的90%转入了他妻子所在的该校法学院。
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使得美国国会及其议员在选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美国盖洛普公司2015年8月的民意调查显示，一半以上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国会腐败现象普遍，2/3以上的受访者认为国会议员是特殊利益集团而非选民的利益代言人，有近一半的受访者对自己所在州的议员持怀疑态度。
多年来，美国国会虽然采取诸多措施惩治腐败，但效果并不明显。《联邦竞选法》及其修正案虽然对直接的政治捐款的数额进行限制，但对变相的政治捐款却没有约束。国会选举委员会和国会道德操守委员会作为监督机构，常常采取拖延策略回避矛盾。国会以外的司法监管部门则因为诸多漏洞，对国会腐败缺乏有效监管。腐败之风难以遏制，已经成为美国国会难以根除的顽疾。
美国国会腐败屡禁不绝，反映了私有制和民主政治之间难以调和的冲突，其根源还在于制度本身。由于私有制的存在，各种利益集团必然要借助政治工具维护自身的利益，而美国多元开放的民主政治为利益集团寻求利益代言人提供机会。金钱选举形成了金钱与政治的紧密结合，成为滋生腐败的土壤，注定了西方国家的反腐斗争不可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
（高国荣，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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