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信干政”背后的制度沉疴

    【国际观察】 

    韩国“亲信干政”事件引发的政治危机持续升级，朴槿惠总统遭到弹劾，前途未卜。在很多人眼中，韩国是后发国家政治现代化的“榜样”，却发生如此政治丑闻，着实费解。单从此次事件本身来看，似乎事出偶然：朴槿惠个人犯下过失，而韩国的民主机制发现并纠正错误。但是如果把此次事件放到历史视野下，我们又会看到，一些政治沉疴在韩国重复上演，并未因民主化而消除。这对“西方民主万能论”莫不是一个讽刺。

    二战后，韩国虽然早早引入了西方式的宪政民主制，但国家却只有民主形式，没有民主权威。一方面，社会结构相对简单，城市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尚未形成。另一方面，在政治精英中，保守势力一枝独大。特别是朝鲜战争后，左翼力量在宪政框架内没有生存空间，无法对保守派构成制约。结果民主制要么是被李承晚这样的克里斯马式权威所操作，要么就是被朴正熙这样的军事威权所控制。威权主义的长期统治对韩国政治生态造成极大扭曲，很多弊端和恶习沿袭至今，民主在其面前失灵失效。

    比如亲信政治。1960年朴正熙发动军事政变上台，由于没有党派背景，朴正熙就重用他在伪满新京陆军军官学校的同学、韩国陆军士官学校学生以及出身岭南（庆尚道）的同乡，形成以朴正熙为核心，以学缘、地缘、血缘为纽带，以儒家等级观念为阶序的政治集团。他们再披上政党外衣，通过名义上的选举程序，执掌政权。而被排除在核心集团之外的势力，也会用同样方式结成自己的政治派系。韩国民主化之后，这种亲信政治延续下来。政治领袖靠人情关系凝聚自己的亲信团队，而上台之后，即使本人清正廉洁，但无法约束亲信不搞以权谋私。韩国近几任总统都无一例外地陷入亲信腐败的丑闻，这似乎已是韩国政治的“潜规则”。

    再比如金钱政治。韩国的大企业大多都有与日本殖民当局合作的“原罪”，害怕进步派掌权后遭到清算，因而支持保守势力。朴正熙掌权后，用国家力量发展资本主义，那些亲近政府、行贿官员的大企业更容易获得贷款和项目，逐渐发展成为三星、现代、LG这样的财阀。可以说，威权体制的本质就是金权共治，威权主义为财阀扩张提供便利，财阀为威权主义贡献资金。民主化之后，韩国虽然重拳治理腐败，比如实行金融实名制、财产公开等，但是政商之间的暧昧关系始终让人怀疑政府的公正性。金钱政治成为财阀参政最直接、最有效的途径。

    还有街头政治。在威权主义时期，游行示威是民主力量反对独裁、争取民权的主要斗争方式，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是历次政治运动的先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集会抗议也成为工人和市民争取权利、表达诉求的主要途径。正是韩国民众长期大规模的街头抗争，才迫使威权主义向民主主义让位。然而民主化之后，街头政治仍然是韩国民众最热衷的参政方式。近年韩国出现一个有趣现象。一方面，选举投票率持续下降，尤其是年轻人的投票意愿更为低迷。据统计，二十几岁和三十几岁年龄层选民只有半数参加了2012年总统选举或2016年国会选举投票。而另一方面，韩国又是发生抗议示威最多的国家之一。2008年市民抗议进口“疯牛病”疫情后的美国牛肉，2014年农民抗议开放大米市场，2015年公务员抗议退休金改革方案、教师抗议国定教科书、工人抗议新劳工政策。示威者还常采取断指、剖腹、自焚等极端方式表达诉求。

    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把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政变这样充斥非制度途径参政的社会称之为普力夺社会。民主化之后的韩国，除了彻底清除了军人干政外，似乎仍延续着普力夺社会特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政治制度的发展水平不能满足多元化社会的参政需求。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社会结构呈现多元化的特征，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参与意识的觉醒，社会多元化成为民主转型的基础。

    但是，韩国的民主化只是实现了“一人一票”选举和多党轮流执政，而社会参与政治的制度渠道并不通畅。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党政治不成熟。一个成熟的政党应具有共同的政治理念，代表固定选民的利益，建立完备的组织体系。而韩国的政党承袭了旧政治传统，分化成一个个以政治领袖为中心的亲信团体，政党只不过是他们竞选的工具。为了选举，政党更名、分化、联合在韩国政坛司空见惯。比如新国家党正是由过去朴正熙所创建的民主共和党几经演化易名而来。朴槿惠遭弹劾后，亲朴与反朴阵营的矛盾再次将该党推向分裂境地。进步派政党也是如此。1995年，民主领袖金大中为了赢得总统选举，集合自己旧部组建新党，并与死对头金钟泌联合，这就是现在的共同民主党的前身。可以说，在西方，政治人物依附于政党；而在韩国，政治领袖决定政党命运。至于所谓“保守派”与“进步派”的政治分野，主要是源于历史出身，而非基于政治理念。他们的政策差别主要体现在对朝态度而非内政上。像卢武铉这样带有鲜明“草根”“进步”色彩的总统，一样倚重财阀、压制工人诉求。卢武铉的很多政策都是出自三星经济研究所，以至于他的政府被冠以“三星内阁”。而真正由左翼工会组建的民主劳动党（后改名为统合进步党），却在2014年被以“从北”“违宪”的罪名解散。可见，在韩国，政党没能起到选民与国家之间的“中间人”作用，这就造成政治与社会脱离，民主成为少数政治精英的游戏。

    回到此次“亲信干政”事件，政党政治与街头政治的关系就非常微妙。在野党想利用这一事件把执政党拉下台，但又害怕招致民众反感，所以前期在推动总统弹劾上显得谨慎犹豫。执政党想尽可能降低负面影响，但又怕在民众心中留下不负责任的形象，所以推出朴槿惠“有序下台”的方案。而真正推动事件走向的是街头示威群众的规模和喊声。随着民众对朴槿惠的不满情绪越聚越大，在野党在朴表示辞职意愿后，坚持提起弹劾表决，而执政党多数代表也选择弃朴自保。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他们首先考虑的不是对国家、对选民的责任，而是根据示威情况判断民意、制定策略，目的都是为下一次选举做准备。市民走上街头用和平方式表达不满，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在建制框架内韩国党派解决政治分歧能力不足，社会参与政治的管道不畅。

    那么，韩国政治顽疾是不是民主不成熟所致？比较一下刚刚结束的美国大选不难发现，其实就是像美国这样的民主成熟的西方国家，同样有着诸多政治顽疾，只不过美国将一些政治参与途径合法化、制度化。比如，美国的金钱政治比韩国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大选是世界上最昂贵的选举，而不受限制的竞选捐款规则更是为资本参与政治大开绿灯。曝光的希拉里在高盛内部讲话，充分显示了其华尔街代理人的形象。特朗普的胜选正是利用了中下层白人选民对金钱政治的反感，然而特朗普本人就是一名地产大亨，现在正邀请多位富豪加入其内阁。特朗普还给自己的亲信团队论功行赏，“封官加爵”，甚至不避讳自己的家人，而这却是美国法律允许的。在选举之外，美国社会更多是通过形形色色的游说集团或公关公司介入政治。他们代表或受雇于各种利益团体，向议会或行政部门游说，搞政治交易。美国虽然也常常发生街头抗议，但与韩国相比，游说政治比街头政治更为有效。比如，2011年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规模之大、持续时间之久，都是近年所罕见，但却对华盛顿毫无影响。与之相比，代表保守势力的“茶党”团体却能游说国会否决奥巴马的“向富人加税”方案。形象地说，在韩国，谁的抗议声大，政治就关注谁；而在美国，谁花钱多，谁就能影响政治。所以，西方的宪政民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政治顽疾，只不过是用制度方式将其合理化。

    （许亮，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