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徽学 时代新命

    徽学是关于徽州历史与文化研究的一门学问，是中国国学的内在补充和重要组成部分，是一门早已走向世界的国际性显学。当前，进一步加强徽学的研究，扩大徽学的影响，打好徽学这张重要的文化名片，对学习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视察时的讲话精神，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在中部崛起中闯出一条新路等具有重要意义。

一

    二十世纪初，中国正处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时代。人们开始对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与文化进行反思和研究。由于传统徽州社会与文化的典型、独特，很快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徽学研究由此诞生。早在二十世纪头十年的清代晚期，徽州本土就有一大批人自觉开展了关于徽州社会与文化问题的自我认识与调查。最有代表性的，是宣统元年徽州知府刘汝骥主持的徽州民情习惯之调查，形成12卷的《陶甓公牍》，1910年夏由安徽印刷局校印。民国建立后，一批学者开始专题性地研究徽州问题，其领域逐渐扩大到社会、经济、文化、艺术、历史、人物等诸方面。1932年，大画家黄宾虹在致歙县老乡、清末翰林许承尧的信中正式提出了现代意义上的“徽学”概念，徽学的研究全面进入专题研究阶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十余万份的徽州民间档案文书的发现，被誉为二十世纪继甲骨文、汉晋简帛、敦煌文书、明清档案之后中国历史文化上的第五大发现，震惊学术界和文化界，徽学的研究再次成为学术界的一大热点。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徽学研究进入综合研究阶段，一些基本资料开始得到系统的整理与陆续公布，各种研究机构和组织相继成立。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徽学的研究已经进入全面的学科化建设时期，多学科的研究及国际化的交流全面展开，研究队伍不断扩大。到了2000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的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成立，标志着徽学正式进入国家队。

    徽学研究的学术基础最初是由一批国内外著名的专家学者奠定的，郭沫若、郑振铎、吴晗、梁园东、吴景贤、郑秉珊、傅衣凌等都曾开展过徽学的研究，并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发表了一批成果。这批成果，成为各个学术领域的开山之作，奠定了徽学研究的学术基础。进入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徽学的研究步入了黄金时期。据不完全统计，从改革开放以来至今，徽学的研究已出版各种专著近600部，发表论文近万篇；在每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有关徽州问题研究的项目都占有很大的比例。

    徽学的研究很早就具有国际化特色。在二十世纪的三四十年代，日本就有一批徽州问题的研究成果问世：如根岸佶《中国行会的研究》，牧野巽《明代同族和社祭记录之一例——关于休宁茗洲吴氏家记·社会记》，藤井宏教授《明代盐商的一考察——边商、内商、水商的研究》与《新安商人的研究》等。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瑞典、荷兰、英国、法国等国的一些专家学者也进入到了徽学的研究。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徽学研究的国际化交流已日益频繁，日本、韩国、法国等有了专门的徽学研究组织与团体，许多国家还派出硕士、博士到中国来进修、留学，专攻徽学而获得学位；也有许多中国的留学生在海外专攻徽学等。自1993年开始，徽学的国际性会议连续召开了8次。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徽学学术研讨会在美国、韩国、日本等国也都有举办，徽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

    徽学的研究直接关照着徽州区域社会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这一特点使得徽学一方面，促进了徽州传统文化遗产的保护；另一方面，则推动了徽州文化旅游事业的发展。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批承载着厚重历史文化的徽州古村落开始被人们关注，随之而来的以徽州文化为特色的人文旅游事业得以兴起。以黄山市为例，徽州人文休闲旅游的门票总人数，在1990年时不到黄山风景区的十分之一；至2015年，总人数已达到1200多万人次，近4倍于黄山风景区。徽州人文旅游业已经成为黄山市乃至安徽省的支柱产业之一。

二

    徽州文化崛起于南宋、鼎盛于明清，在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印刷出版、医药卫生、体育竞技、方言俚语、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领域，和社会关系、社会经济、社会生活、传统工艺等物质文化方面，都有非凡的创造和突出表现，仅历史上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同的文化流派就有新安理学、新安医学、新安画派、徽派朴学、徽派刻书、徽派版画、徽派篆刻、徽派建筑、徽派园林、徽派盆景、徽商、徽菜、徽剧、徽漆、徽州文房四宝、徽州三雕艺术、徽州方言、徽州科技等，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异常繁荣，并延续保持了800年。徽州文化的系统性、丰富性、辉煌性，体现出它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整体投影；同时，又由于其内容的深刻性、典型性和全国影响性，决定了它是典型缩影，代表了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是宋代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典型标本。开展徽学的研究就是实质性地、具体化地开展中国传统文化的标本研究，这对我们提高文化自信，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独特的价值与意义。

    中国的国学研究源远流长、成果巨厚，却存在两个致命的弱点。其一是或缺了对“群众”的研究，一部二十四史主要是关于帝王将相和有关国家层面、统治政权层面、上层社会层面的历史，很少问及乡村社会和基层百姓。其二是或缺了对“实践”的研究。“知与行”的范畴尽管是中国哲学的一对古老范畴，但传统国学的研究还是过多注重了关于“知”的言论而或缺了关于“行”的实践。而徽州文化特点明显：它不是帝王文化、仕宦文化，也不是一种市井文化、学院文化。它是由徽州山区农村的老百姓在自己实实在在的生产、生活和社会交往等实践过程中产生的乡村文化、民间布衣文化。徽学研究的本身就是一种关于“群众”和“实践”的研究，其实质是内在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与方法，逻辑上是中国传统国学研究的重要补充。重视和加强徽学的研究对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具有独特的意义。

    徽州文化的核心区是古徽州的一府六县，但其辐射区是要包括整个皖南，所影响的区域则是波及吴越大地、齐鲁大地、荆楚大地、岭南地区和云贵高原，远涉日本、韩国、越南等，对内有极强的凝聚张力，对外有极大的辐射扩张力。不仅如此，徽州文化有一个极大的魅力，就是它不是废墟遗址文化、考古挖掘文化、历史传说文化，而是有着很强现实性的文化，集中地体现在有大量的文化遗存。在物质文化遗存方面，据全国文物普查所提供的资料，全省范围内目前还保存的属于徽州文化范畴的地面文物达7000多处，其中黟县的西递、宏村在2000年11月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属于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有30多处。在非物质文化遗存方面，共有非物质文化遗产2000多项，其中已经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的有近30项。在文献文书遗存方面，存世的典籍文献有12000部种左右，其中属于史子集类著作的是近5000部，谱牒7000部；徽州文书遗存的总量当不少于75万份，其中属于已发现的有70万份，目前还散落在民间的有5万份左右。这些都是十分珍贵的文化资源，既是安徽省作为一个文化大省的重要支撑，更是响亮的品牌，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加强徽学的研究，对安徽省实施文化强省战略具有显著价值。

三

    徽学的研究目前存在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徽州文化资源抢救保护的任务很重。

    在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地面文物的自然损毁现象一直存在，而因火灾和洪水遭受毁灭性破坏的现象也时有发生。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人为破坏和拆买拆卖现象。2013年４月，香港著名演员成龙连发微博，表示打算将自己20年前购买的十余栋安徽古建筑中的四栋，捐赠给新加坡一所高校，一时引起极大的争议。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够得上国家级和省级的传承人人数整体偏少，并且老年化现象严重。以徽州文化的核心区黄山市为例，到2015年底，全市共有市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464人，但属于国家级的只有20人，目前已经死亡3人；省级的是129人，目前已经死亡4人。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的形势十分紧迫。徽州文化资源是徽学的研究对象，它们的抢救与保护直接影响到徽学事业的发展。

    其二，徽学研究的合力有待强化。

    安徽省虽然早在1985年就成立了徽学会，但由于只是一个群众性学术团体，难以切实领导全省的徽学研究事业。徽学研究各自为政现象严重，时至今日形成了“五国十一方”局面。所谓“五国”是合肥市、芜湖市、黄山市、绩溪县及包括了蚌埠、巢湖、宿州、安庆、马鞍山等其他地市；所谓“十一方”是指安徽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安徽省社科院、黄山学院、黄山市社科联系统、安徽省地方志系统、安徽省文博系统、安徽省党校系统、安徽省档案系统、绩溪县徽学组织、安徽省其他高校等。这“五国”的研究力量和“十一方”的研究队伍尽管都是在从事徽学的研究，相互之间也存在交流与联系，但由于缺乏统筹与协调，彼此分离，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极不利于徽学事业的健康、高效、快速发展。

    其三，徽学研究成果的转化不够充分。

    徽州人文旅游事业的发展在整体上目前尚属初级阶段。我们在徽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属于一种简单、静态、平面的开发，文化内涵挖掘不足，所开发的内容不够丰富，形式也不够多彩；同时，在徽州传统技艺的产业化发展上目前尚属起步阶段，几千项的徽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开发的只有几十项，整体起步晚，并且从业人员少，从而产业开发的规模量严重不足。导致如此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徽学研究的社会化服务功能发挥得不足与不强、研究成果的转化还不够及时与充分等，该是一个重要因素。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就安徽省如何进一步加强徽学的研究、扩大徽学的影响，提出以下建议：

    ⒈要从安徽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徽学，重视徽学研究。

    一个关于区域文化的研究能够形成一门学科，这是十分难得和珍贵的。安徽省的地方区域文化很多，因此到目前为止，只有关于徽州文化的研究才形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并吸引着国内外一大批专家学者的持续关注。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徽学既是安徽省向全世界展示自己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窗口，更是一张重要的文化名片，我们应该充满信心地打好这张名片，为安徽早日实现中部崛起服务。据此我们建议：应当从全省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徽学，重视与加强徽学的研究；安徽省委、省政府有关部门应尽早成立关于加强徽州文化资源保护与推动徽学研究的专门机构，常态化地开展工作。

    ⒉制定和完善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法律法规，加大执法力度。

    目前安徽省直接针对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省级地方法规，主要是1997年9月21日安徽省人大颁布、于1998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安徽省皖南古民居保护条例》。从近20年的实践情况看，这部法规还存在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不仅保护范围没有包括徽州文化资源的全部，而且有许多表述还存在不确定性。更为关键的是，由于资金的缺乏和执法人员的不足等，既有法律法规的实施还存在执行力度不够，直接影响了徽州文化资源的保护。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建议：其一，结合2008年1月国家文化部提出的“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区”概念，制定一部专门的《徽州文化资源保护条例》。其二，结合文物保护，加大对徽州文化资源保护的资金投入，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改善执法条件；其三，加强教育，严厉打击破坏徽州文化资源的违规与犯罪。

    ⒊加强对全省徽学研究组织与机构的管理和领导，优化整合队伍。

    鉴于目前全省徽学研究力量过于分散而形不成合力的局面，我们建议：其一，在安徽省委和省政府的领导下，充分发挥民间社会组织和社团的作用，培育和扶持安徽省徽学学会，发挥它的组织、协调功能。其二，省部共建好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加强支持力度，进一步搭建好徽学研究的平台，整合队伍。其三，在徽州文化的核心区黄山市成立省市共建的徽州文化研究院，既开展学术的研究，又直接服务于现实社会。

    ⒋重视徽学的研究成果，建立和健全成果转化机制。

    我们要积极促成徽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实时动态地为实现社会文化事业发展服务。据此我们建议：其一，将徽学研究纳入安徽省的智库工程建设之中，建立和健全任务交代与反馈机制。其二，安徽省委和省政府可以联合发文，要求各有关单位和部门积极对待徽学研究的成果，将徽学研究成果的转化纳入工作的具体议事议程。

    （执笔人刘伯山系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