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所谓“死亡税率”

    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董事局主席曹德旺近日表示，计划赴美投资10亿美元建厂，因为中国制造业综合税负太高。接着，有教授惊呼中国税率过高，是“死亡税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事实果真如此吗？如何看待企业税负问题？怎样进一步帮助企业降成本？记者就此采访了专家学者。

理性看待宏观税负水平

    一些自媒体指出，“当前我国企业实际税费负担接近40%，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死亡。”或称作“死亡税率”。

    “这一说法不靠谱，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概念，没有实际依据和调查口径，更多属于情绪表达。”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指出，这一说法的提出，激起了社会公众特别是企业界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情绪宣泄。

    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岳树民认为，“死亡税率”的说法太夸张。一国税负的高低是个相对概念。如果拿中国的税负与发达国家比，中国的宏观税负其实不算高。以增值税为例，我国最高档为17%，与俄罗斯、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等国增值税最高档相比并不算高。

    有企业家称“中国制造业综合税务比美国高35%”，这种计算税负的口径是有偏差的，它实际是把保险费、土地成本、电价成本，甚至“五险一金”等成本，统统“算账”计入税收负担，从而得出税负过重“逼死”企业的结论。

    “但若单就制造业和美国比，中国企业承担的税负的确高一些。”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尚希指出，这主要是因为中美税制不同，美国以直接税为主，针对企业的税收较少，主要面向家庭、个人缴税；而我国以间接税为主，增值税是第一大税种，主要面向企业征收。

    “这种税制的差异是历史形成的，与不同国家发展阶段的人均收入水平等相关联，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既不科学也不客观。”岳树民说。

税减了，企业为何还觉负担重

    “我国为促进经济稳增长，减税降费力度远超其他国家。”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所长李万甫指出，除了营改增减税之外，我国还推出了小微企业减免税优惠，以及取消了几百项行政事业性收费，这些都极大地降低了企业税费负担。

    很多人问，为什么减税力度大但企业却感到负担更重了？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张斌指出，虽然“死亡税率”这样的观点过于夸张，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企业税负“痛感”强烈。这一“痛感”是多方因素交织的结果。

    一方面，经济下行企业经营压力较大，现金流趋于紧张，对税收问题变得更为敏感；另一方面，水电气成本、制度性成本、人力用工成本等形成沉重的综合成本，共同挤压企业生存空间。

    “对企业而言，税费感受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税减下来，但是费没降下来，企业仍会觉得负担过重。”全国政协委员、会计审计学家张连起说，要减轻企业税费“痛感”，清费尤为迫切。

    “有些地方政府的收费项目可谓五花八门。我曾作过一个统计，就房地产行业而言，相关收费就达97种。不少企业分不清楚，会把这些费统统当成税。”张连起说，这些随意性高、不规范性收费，带给企业的负担，远高于统一征收、较为规范的税。

减轻企业“痛感”，成本怎么降

    事实上，针对企业面对的困难，官方一直在寻找对策。2016年8月，国务院出台的《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方案》提出，经过1—2年努力，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工作取得初步成效，3年左右使实体经济企业综合成本合理下降，盈利能力明显增强。

    “现在制造业的利润，差不多也就是5%左右，这费那费一多，企业很难承受。降成本，首先要把费降下来。”张连起说。

    在李万甫看来，国家应加快清费立税进程，切实将适合税收形式征缴的收费项目、基金项目改为税收。“此外，还要在明晰政府事权和规范政府支出的前提下，减少政府对社会资源的强制占有和使用的份额，着力把握好减税降负主基调，为刺激企业投资增长、增加居民收入水平以及扩大消费能力，预留空间。”

    “被广泛指责的税负，其实并非企业经营压力上升的主因。”刘尚希认为，体制与机制不畅，才是造成企业成本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除了外围经济环境变化，在国内由于体制、机制改革不到位，导致要素成本较高。包括公共服务在内，社会运转效率较低，百姓生活成本和企业运营成本较高。

    刚刚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明年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三去一降一补”，在减税、降费、降低要素成本上加大工作力度，同时降低各类交易成本特别是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用能成本、物流成本。这些措施，均剑指企业运营成本较高的“痛点”。

    刘尚希表示，从长远来看，减税仍有必要。但减税相对容易，更难的是推动经济社会改革，这才是降低企业负担的根本出路。

    （本报记者 杨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