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书法学与简牍辨伪

    姚小鸥教授《由拼接与书法看真伪》一文（2016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第16版）从竹简拼接与“無”字书法的角度，全面否定、质疑本人《北大简〈老子〉辨伪》（简称《辨伪》）的观点与方法，声称“结合秦汉简册制度，逐一对照《辨伪》指责，发现无一能够成立”，并对技术书法学的所谓“理念框架”提出疑问。姚先生这篇《由拼接与书法看真伪》，实为系统梳理、研究与思考北大《老子》的成果，提出了值得注意的重要意见，于推进简帛辨伪有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清北大《老子》伪简的真相。现回应并澄清若干问题如下。

一、从技术书法学看北大《老子》的拼接

    北大《老子》简52“得”字的拼接、简2“無”字的书法，是姚先生商榷的主要内容。但姚先生文中，并不能见到他“结合秦汉简册制度，逐一对照《辨伪》指责”的工作。尤其是《辨伪》一文技术书法学辨伪的起点、通贯北大《老子》辨伪（包括对整理者“二次作伪”的辨伪）的技术基础——简背划痕问题，姚先生完全予以回避。可见，所谓“逐一对照”“无一能够成立”之说，或有哗众取宠之嫌，委实不可相信。

    （一）简背划痕与简52“得”字的拼接

    我曾说明，《辨伪》之所以未采用常见的文献学与思想史的辨伪方法，是因为技术书法学的方法有着“更强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姚先生着重论述简52“得”字的拼接，恰恰忽略了简帛复原的客观性与可验证性。

    在《技术书法学与西汉隶书》一文中，我曾谈到，技术书法学的研究以“对各类古代书法载体原始形制的客观认识”为基础（《中国美术报·学术月刊》2016年8月22日第24～25页）。这种书法载体原始形制的特征，在北大《老子》的辨伪中突出表现为简背划痕的特征——正是因为简52半截简背划痕的存在，证明了整理者隐匿材料，伪上作伪，炮制出姚先生为之改良、辩护的拼接方案；也正因为简2沿简背划痕的残断，证明了简2断缘之上“無”字的用笔、结体，无一不在规避断痕，伪赝之迹昭然明甚。

    姚先生强调竹简劈裂、断裂之于残简拼接的关系，很有积极意义。劈裂与断裂的产生，不仅与竹简断折的物理原因及方式有关，而且与竹简的新旧程度及水分含量相关，是值得关注与探讨的重要问题。但姚先生以此为基础，认为简52的“得”字，须由上、下两截残简相互叠压进行拼复，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也是主观的、经不起验证的。

    姚先生认为“有字竹简的拼接必须考虑字形完整”。这一原则看似合理，但在简52的拼接中，却很不幸的是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姚先生对“秦汉简册制度”颇有研究，一定清楚残简的拼复首先应考虑竹简的形制。如果竹简的形制不合古制（如我在《辨伪》中所指出的、姚先生全然回避的北大《老子》“简背划痕之伪”“竹简长度之伪”“‘先写后编’之伪”等），竹简上的文字又怎能信为真迹？如果竹简上的文字不可信，以“字形完整”为依据的拼接又意义何在？

    附图所示为简52按简背划痕拼接的背面线图（图1）、正面彩图（图2、3）、整理者未按简背划痕进行拼复（即“二次作伪”）的结果——“原大图版”的高清扫描分析图（图4）。我们运用技术书法学的方法对简52有关部位的简宽进行了测量，部分结果如下（因所测非竹简实物，我们设一个像素数为一个测量比例单位，以利对比、验证）：

    在图1中，上半截残简A1B1处，简宽97.5个比例单位；上、下两截残简由整理者拼接之处A2B2，简宽约117.0个比例单位；下半截残简A3B3处，简宽102.0个比例单位。相对于上半截残简而言，整理者拼复处简宽的乖离率=（117.0-97.5）/97.5×100%=20%。同理，相对于下半截残简而言，整理者拼复处简宽的乖离率为14.5%。图2简52拼接的正面情形与之类似：简52上半截简简宽C1D1为202.5个比例单位，拼接处简宽C2D2为210.0个比例单位，下半截简简宽C3D3为196.5个比例单位；相应乖离率相差一倍以上，在3.1%至6.9%之间。图3从图2中截出，讨论见下文。图4截自整理者公布的简52拼复结果的“原大图版”第9页，现将两枚残简水平分离，以便测量、讨论。在图4中，残简E4G4、E5G5的简宽都是196.0个比例单位，G4’F4、G5’F5的简宽都是148.0个比例单位；E6G6的宽度为208.0个比例单位，G6’F6的宽度为104.0个比例单位。也就是说，在整理者正式公布的拼复结果中，简52的E4F4处拼复后的简宽为196.0+148.0=344.0个比例单位，E5F5处拼复后的简宽也是344.0个比例单位；简52的E6F6处拼复后的简宽至少是208.0+104.0=312.0个比例单位。运用Aggregate函数计算，可得简52上半截残简的平均简宽为266.4个比例单位，下半截残简的平均简宽为266.2个比例单位；整理者拼复处的简宽与上下截残简的平均简宽乖离17.1%至29.2%，足证简52的残断、书法、拼复皆伪。

    姚先生认为简52从“‘得’字处斜劈撕裂”，主张上下两截残简须彼此“叠压”拼接才是“该简的正确拼接方法”。此说经不起验证。我们运用数字技术对姚先生所说的叠压拼接法进行了检验，发现这样的叠压拼接不但仍然得不到正常的“得”字字形（“得”字右上的“目”形构件，会远远高于正常字形的位置；倘若下移，则以“目”形为特征的见部或贝部笔画将与其下的手部笔画部分重叠），而且按姚先生所述拼接法拼接，“叠压”的不仅仅是左右残简，同时也必须包括上下残简——尽管我们无法确认简52存在姚先生所谓的“斜劈撕裂”现象，但怎样的物理现象可以导致书有墨迹的一枚竹简，沿纵向60.8度至72.2度的角度，同时发生上下斜劈与左右斜劈的撕裂性折断而又能使相邻竹简（如简51、简53等）完好无损呢？

    （二）其他相关竹简的拼接

    姚先生对北大《老子》的全部断简作了认真的清理，于商榷文中列出7例有代表性的断简现象。北大《老子》的残断，多见作伪者伪为之迹。在北大《老子》中，类似简52残断处无法拼接的现象，并不鲜见。2016年7月于美国纽约大学召开的“北大《老子》辨伪：技术书法学的视角”专题研讨会上，我曾指出简2、简34等残断之处所见的圆浑断痕，或为化学药剂伪造残简的遗痕，曾引起与会者讨论，网上已有报道。姚先生所举简34、简169等例中，竹简残断处多呈弧形圆浑残断，却须与尖锐断茬相拼接，显然不合自然残断的情理，也绝非“斜劈撕裂”的痕迹；鸵鸟式的硬性“叠压”拼接，只能反证北大《老子》的伪简真相。

二、从辨伪的角度看“無”字的书法

    （一）简2“無”字之伪

    姚先生认为我在《辨伪》中用简1所见三个“無”字与简2的“無”字进行比较，没有代表性，因为简1所见“無”字的写法“在该书全部‘無’字中只占10%左右”。这里，姚先生混淆了一个问题：简2“無”字字形特点与全书“無”字末笔写法特点的区别。

    北大《老子》简2断缘之上的“無”字，书写时避让残简的断缘，几乎写成三角形，于全书近90个“無”字中仅见，伪简特征不言而喻，我已有详细说明。就字形而言，简2“無”字沿残简断缘向右上倾斜，避让残简的断缘，字形挤压成斜向右上的三角，这与姚先生所谓“北大汉简《老子》的全部‘無’字都有《辨伪》所言向右上倾斜的特征”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简2“無”字是避让右下残简的断缘，其他所谓“全部‘無’字”是取略向右上倾斜的体势；简2“無”字的字形因右下方残缺而用笔受限、笔意退缩以规避右下的断缘，其他的“無”字字形则多呈扁方，即便是书作点状末笔、右下有缺的“無”字（如简14等），其笔势、笔意仍向右下方伸展，绝无避让右下角之意。

    姚先生没有分清简2“無”字右下方避让残简断缘的用笔、字形特征，与其他“無”字末笔写为较短小的点或近乎点形笔画字形特征的区别。这一概念的淆乱，使得姚先生相信简1所见三个“無”字在北大《老子》的“無”字中没有代表性。应该看到，简2“無”字的伪迹，不仅在于全字右下方的避让性亏缺，而且更在于全字指向右下方的笔画皆见规避、退缩的笔意，虽笔画完整，但笔到而意不到——此处正常的“無”字，笔意应仍向右下方伸展；即使字形、笔画因简残而出现缺失，也可以笔不到而意到。在北大《老子》所见全部85个“無”字中（不含残缺、重文等字形不全者），“無”字末笔有明显指向右下方的捺意、笔意向右下方伸展的，至少有63个，占74.1%。这才是简1所见“無”字的代表性。至于伪简中简1、简2起始简书法的伪装性与简1、简2相邻简书法的可比性，以及作为作伪破绽的书法笔法的代表性与作伪者本身书法风格代表性的区别等，姚先生文中也未明其辨，但限于篇幅，我们只能另文讨论。

    （二）技术书法学的方法

    技术书法学确乎具有某种“理念框架”，但我们目前无力完整描述。技术书法学是一种横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与认知科学不同学科领域，以数字技术为重要手段，超越笛卡尔坐标系，兼及分维乃至于四维等多维度的一种新兴研究方法。在美国高校与社科领域，技术书法学地域性、全国性的专题研讨会时有召开，中国书法的技术书法学研究也已成为美国国家技术书法学学会的研究重点。分形书法的创立与发展，不仅使技术书法学从研究领域进入创作领域，而且也为简帛书法辨伪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视角——图3所见简52残简G1G2、G2G3断缘，不见需用分维科赫曲线描述的不规则自然断缘，而呈利刃切割、以迎合上半截残简断缘的大致形状；只是以欧氏几何直线去拼接非欧几何曲线，削足无法适履，反证明简52的残断必为伪造无疑。

    （作者单位：西南交通大学、美国达特茅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