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文献中,常出现“通人”一词。《庄子·秋水》说:“当尧舜而天下无穷人,非知得也;当桀纣而天下无通人,非知失也;时势使然。”这里“通人”与“穷人”相对,并且二者都与“知”(智)相关,意为有智慧的顺通之人。《晏子春秋·内篇问下》:“景公问晏子曰:‘国如何则可谓安矣?’晏子对曰:‘下无讳言,官无怨治;通人不华,穷民不怨;喜乐无羡赏,忿怒无羡刑;上有礼于士,下有恩于民;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百姓内安其政,外归其义:可谓安矣。’”将“通人”与“穷民”相对,意为仕途通畅得志之人。汉代开始,“通人”概念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西汉前期的“通人”概念和道家思想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贾谊《鵩鸟赋》云:“通人大观兮,物无不可。”“通人”意为洞明生死福祸、不为外物所羁绊的得道之人,和“大人”“至人”“真人”同类。《淮南子·修务训》以剑琴、鋋矛为喻,历数了时人的偏颇后说:“通人则不然……通士者,不必孔、墨之类。晓然意有所通于物,故作书以喻意,以为知者也。诚得清明之士,执玄鉴于心,照物明白,不为古今易意,掳书明指以示之,虽阖棺亦不恨矣。”通人即摆脱流俗浮华、高明透彻、有主见的士人。
汉成帝颁诏广求遗书于天下,委任光禄勋刘向领校秘书郎,《前汉纪·孝成皇帝纪》载:“光禄大夫刘向,校中秘书,谒者臣农,使使求遗书于天下,故典籍益博矣。刘向点校经传,考集异同……而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各得立于学官也。”这里的“通人”指博学之人。
西汉末年,桓谭《新论·识通》里的“通人”可以是卓尔绝世的帝王如高祖、武帝,可以是博览群书的士大夫如张竦,可以是放弃怀符分禄、进策建功等世俗追求而以学问精深、著书扬名的寂寞文士如扬雄,亦可以是精通古文经的国师如刘向、刘歆父子。虽然这些“通人”在桓谭眼里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如高祖治病不用良医,专委妇人,归之天命;武帝穷兵黩武;张竦不知应变等,桓谭谓之“通人之蔽”,然而毋庸置疑,桓谭在《识通》中都肯定了他们“通”的特点,即在某一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有才智的人。
《后汉书》桓谭本传载:“是时,帝方信谶,多以决定嫌疑。又酬赏少薄,天下不时安定。谭复上疏曰:……臣谭伏闻陛下穷折方士黄白之术,甚为明矣;而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其事虽有时合,譬犹卜数只偶之类。陛下宜垂明听,发圣意,屏群小之曲说,述《五经》之正义,略雷同之俗语,详通人之雅谋。”桓谭这里所说“通人”,应该指的是精通《五经》之正义、不信谶纬之人。
两汉时期“通人”概念出现频次最高的是在东汉,王充《论衡》多次谈及“通人”,其观念深受桓谭的影响。《论衡》中的“通人”概念,不一定是正面的,如《累害篇》云:“古贤美极,无以卫身……动身章智,显光气于世,奋志敖党,立卓异于俗,固常通人所馋嫉也。”是说“通人”也会嫉妒高明。又《超奇篇》云:“夫通人览见广博,不能掇以论说,此为匿书主人。”这是说“通人”没有创造力。不过,王充对“通人”的肯定是主要的,他认为“通人”有五个方面的优点:一,学识广博,不守一经。王充认为知识是财富,知识越多,财富就越多,“富人不如儒生,儒生不如通人……通人胸中怀百家之言”。二,学以致用,刺世讥俗。“汉世直言之士,皆通览之吏。”三,不务鬼神,求真求实。“祭祀无鬼神,故通人不务焉。”四,审定文读,教书定字。“通人”都为精通小学之人。“通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弘畅雅闲,审定文读,而以教授为人师者,通人也。”五,典国道藏,居官累年不迁。从《论衡》相关篇目的表述来看,“通人”任职多为史官,而无鼎足之位,所谓“通人之官,兰台令史”,并且居官常年不迁,所谓“委积不绁”,如司马迁、班固、贾逵、杨终等,然而他们所起到的社会作用却是巨大的。
东汉后期“通人”在士林中拥有崇高的地位,甚至连遍注群经、集经学之大成的郑玄,士人也未肯轻易以“通人”许之。《后汉书》郑玄本传载:“时大将军袁绍总兵冀州,遣使要玄,大会宾客,玄最后至,乃延升上坐……绍客多豪俊,并有才说,见玄儒者,未以通人许之,竞设异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辩对,咸出问表,皆得所未闻,莫不嗟服。”可见在东汉后期士人心目中,“通人”博学,而郑玄“质于辞训,通人颇讥其繁。至于经传洽孰,称为纯儒”。
“通人”和儒者应该说本是有着共同的学术基础,“通人”一定是通经的,并且对经学有着精深的学术造诣。然而汉代中期以后,章句之学大盛,经世致用的人才相对匮乏,在这一背景下,士林中兴起一种新的风气,即排斥厌恶章句之学,“通人”则是这一新士风的代表。所谓“通人恶烦,羞学章句”,“通人”和儒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不受经学牢笼,视野广阔并善于熔铸新识。在日常生活之中,他们大多性情澹泊,疏放不羁,恬退不仕,往往连辟公府不就,即使为官也居年不迁。这一风气向后延伸,即为“清通”,直接导引了魏晋之风的来临。
(作者单位:咸阳师范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