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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汲古】
清代西南大儒郑珍作于庚申（1860）闰三月的《访杨价墓记》一文，记载了他对播州杨氏第14世杨价墓的调查与认识。文曰：
宋威灵英烈侯杨公价善甫之墓，旧无识其处者。道光庚子（1840），赵石知旭与余言，曾见杨氏谱，称价墓在桐梓治西胡卢坝。尝迹之，坝无他古冢，惟山下有石槨，上六下三，在民田中，甚宏致，其外砖犹存。即杨氏后人亦有以为先世当是也。余时辑府志，据载入“丘墓”中，历二十年矣。今日独戴笠游蟠龙洞，归溯溱溪南岸行，约去洞三里，地名宅头，果得如石知所云者。秧针绕槨顶，外无余土，不可蹊田，逼视徘徊陌上者久之。因思石知未一见碑碣，独据谱，谱为其家世传，故不虚。吾郡凡今存大石冢，率为前代有势力人。其规制精壮逾此者颇众，而侯之藏但似此，以别求坝中，又不复有踪迹，则其谱所传者信谓是矣。然上下两列槨大小同，何者为侯墓亦不可定。余观其兆当未垦前高平之原，体势宏称，葬宜不止一世。若上而侯也，下盖其子播国公文乎？如下也，上盖其父威毅侯粲乎？
根据郑珍的记载，这里应有两座墓葬，一座六穴居上、一座三穴居下，他认为这是杨价与其父杨粲或其子杨文的墓葬。所依据的主要是杨氏家谱的记载。从描述看，这应是一组明代墓葬，非宋墓。科学的考古发掘证明，郑珍的判断是错误的，杨价墓在新蒲、杨粲墓在皇坟嘴、杨文墓在高坪，错误的根源在于其所依据的家谱的记载是错误的。
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家谱的记载为什么是错的？明人何乔新《勘处播州事情疏》记载了26世土司杨爱曾往冉家（即杨粲墓所在的皇坟嘴）上坟之事，由此表明祭扫祖坟是土司应有之礼，他们记得祖先埋葬的具体地点。21世杨铿和24世杨纲墓志铭里清楚提到他们分别祔葬于杨价与杨文墓侧，考古发掘结果显示志文记载无误。这进一步说明杨氏不可能记错埋葬先祖的坟茔。族谱的误记，或因其是后修之故。原谱已在播州之役中被有意焚毁。《平播全书·献俘疏》记载，明军缴获的器物凡100余件，有“诰命三道，敕书一道”等等，或亦包括家谱。《遵义府志》卷43载有天启六年（1626）卢安世所作《杨生族谱序》，是天启时零落的杨氏后人有再修族谱事，或可旁证平播毁谱事。后世所据，郑珍友人赵石知所见的杨氏族谱，或即此。但因是追记，错讹难免，不足为据。
序言的作者卢安世是贵州赤水卫举人，天启初，曾率兵参与平水西土司奢崇明之乱，后出任遵义监军。卢氏在序言中引述了他与杨氏后人杨生的一段对话，十分有趣。引如下：
余于莅任之始，每从公余，询诸父老，访庠生俊秀，欲求便民养兵之法，靖而安之，俾边隙杜野处宁。适有杨生，献厥奇略，为予借箸，予甚佳之。恒来谒见，足称入幕宾矣。越年余，烽烟渐息（案即水西奢乱），人物颇安。予登龙山，眺湘水，生从。予曰：“快乐哉！山水之固乎？”生愀然曰：“在德不在险也。”予曰：“何以言之？”生曰：“予家自始祖端世守兹土，因爽厥德，遂削平焉。不然，公焉得兹土而莅之。”予闻是说，始慨然曰：“尔固杨侯子孙乎？胸中甲兵，志气卓荦，亦云无忝祖德矣。”兴尽而返。次日，生持族谱谒予为序。予维杨氏之番，肇自唐，衍于宋元，及于我明。虽当零落之后，而厥族犹彬彬蔚起，以文化武，以治易乱，不恃险阻，从法约束，亦可谓世胄之子孙，识时务，知兴衰，挽习俗而还大雅也。爰为序，以表不忘之志。
我祖若在，哪有你戏唱？
读书至此，不禁哑然。播平后，杨氏嫡系尽无，唯有旁支余絮仍在遵义生活至今。其境遇与气度，于此可略见一斑。而其所追记之事，大多已失真。
（作者系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本文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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