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极大陆上的“武大印”

    【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心丈量中国】  

    11月2日，中国第33次南极科考队启程前往南极开展科学考察，4名武汉大学师生随队出征。

    至此，武汉大学已派出100余人次全程参与了中国33次南极科考，是全国高校大学生参加南极科考时间最早、人数最多的高校。

为国家赢得发言权

    时间的指针倒回至1983年，中国申请加入《南极条约》。《南极条约》规定，没有在南极开展实质性科学考察并建立科学考察站的国家，在有关问题上没有发言权。

    “我们要把五星红旗插上南极大地，为国家赢得发言权。”1984年11月，我国派出第一支南极科学考察队前往南极，武汉大学教授鄂栋臣随队出征，由此拉开了武汉大学前往南极开展科学考察的序幕。

    33年33次出征南极，武汉大学师生参与其中，从未间断。根据国家极地科考的需求，同时着眼于为国家培养极地科考人才，1994年，武汉大学提出遴选在校优秀大学生参加南极科学考察的想法。次年，博士生万幼川首次以大学生的身份参加了南极科学考察，至今已有40多名学子先后踏上了这片白色大陆。

在南极大陆烙上“武大印”

    “我的生命已经深深烙上了南极印！”三赴南极，两赴北极进行科考的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胜凯回想起自己的极地之行，至今仍激动不已。

    2005年1月18日3时16分，张胜凯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并对该位置作出精确测量：南纬80度22分00秒，东经77度21分11秒，海拔4093米。这是人类首次“登”上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国际上首个从地面进入该点展开科学考察活动的国家。在确定冰盖最高点后，张胜凯把从武汉大学带去的三脚架和测绘标志墩，永久埋设在南极冰盖最高点上。

    武汉大学学子的身影不断出现在南极科考的答卷上。

    为了获得第一手数据资料，身揣非定点测绘任务的王泽民教授常常在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中，骑着雪地摩托奔波于危险横生的格罗夫山，采集宝贵的数据资料。

    三赴南极，两次度夏，一次越冬的2008级博士生杜玉军，在零下56摄氏度的气温下，利用GPS为探冰路线进行定位导航，并走遍所探地区，只为精准地制作出探冰路线地图。

    从埃默冰架到DOME-A，从文森峰到格罗夫山，武汉大学南极科考学子们在南极深深地烙上了“武大印”。

用南极精神搭建极地大课堂

    南极大陆有着常人无法想象的寒冷、暴风和闻之胆寒的冰裂隙、不可预知的危险和随时可能出现的死亡。“多少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多少次强撑身体奋力前行，只为将中国人的足迹印上这片洁白的圣地。”张胜凯感慨道。

    恶劣的自然环境、变幻莫测的天气、高强度的体力消耗……虽然条件艰苦，但武大南极科考人选择将个人前程与南极科学考察紧紧相连，不畏艰险，勇攀科学高峰，全力以赴。

    2005年建成的武汉大学极地展览馆常年对外开放，每年接待参观的大中小学生达数千人次，成为学生开阔眼界、探索奥秘和体验自然的重要基地。

    自2000年开始举办的国际大学生极地科学考察学术报告邀请赛，每年吸引美、澳、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生来到武大，共同交流极地考察成果、研讨全球环境保护问题，为武汉大学作为国家生态文明教育基地的金字招牌再添亮色。

    为让更多的人了解南极科考，激发爱国热情，武大科考团队面向中南地区党政机关、企业和大中小学师生举办了一千多场南极科考报告会，仅鄂栋臣教授的报告次数就逾500场，听众达30多万人。

    “多年来，武汉大学师生始终坚持参加极地测绘科学考察，这既是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校训的展现，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当代大学生身上的生动践行。”武汉大学副校长、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主任李斐说。

    （本报记者 陈鹏 夏静 本报通讯员 吴江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