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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3日 星期二

    从文学走向哲学

    ——记洪汉鼎的哲学人生

    作者:李清良 《光明日报》( 2016年12月13日 11版)
    洪汉鼎读研时与贺麟先生合影 图片选自《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贺麟先生写给洪汉鼎的信件 (1964年4月) 图片选自《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今日书评】  

     

        洪汉鼎是我国著名的斯宾诺莎研究专家,同时也是一位诠释学专家,对诠释学感兴趣的读者,大都读过他的书。笔者由于这个缘故,2002年有幸结识了洪汉鼎,并获得了许多思想上的教益。最近拜读洪汉鼎的新著《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以下简称《客居忆往》)时,发现之前对他的了解其实相当有限。这本问答录讲述了他七十余年的人生历程,从文学走向哲学,师从贺麟先生、齐良骥先生的经历,以及对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的思考。

     

     

        自19世纪末叶以来,中国学者即开始注意对西方哲学的译介与研究,经过数代学者的共同努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我国西哲界已初步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从《客居忆往》中可以看出,强调中西互动是我国西哲界传统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传统意味着,我国的西哲研究固然是以西方哲学为主要对象,却始终以反思、充实、提升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为重要目的,并自觉地吸取中国智慧,坚持中国立场和视域,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客居忆往》中讲到,1951年,洪汉鼎进入无锡市辅仁中学读书,这所著名的学校曾经培养过许多大文人,如钱锺书、钱伟长。这是洪汉鼎一生中最美好的时代,他纵身到知识的海洋中学泳,对文学、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56年夏,洪汉鼎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研习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从此投身于哲学事业的兴趣和志向中。1978年,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院,成为贺麟先生的入门弟子和助手。由于这些因缘,洪汉鼎与中国西哲界的大部分学者建立了非师即友的密切联系,从而具备了深入了解这个领域最优秀的传统的客观条件。在这方面,洪汉鼎的老师贺麟先生就是典型代表。

     

        贺麟先生的西哲研究,如他自己所说的是“打破中西新旧的界限,而以真理所在实事求是为归”,这一研究路径对当代中国的西方哲学有很大的影响。洪汉鼎自觉地继承了这一传统。他说,之所以一直致力于西方诠释学的译介与研究,就是为了让中国学者通过把握和吸收诠释学哲学的思维模式,“来活化我们对中国哲学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突显中国经典诠释传统的特点,“考察哪些部分是我们需要改进的,而我们有哪些优点,是可以让西方学习的”。显然,这种强调中西互动和会通的传统,是基于对中西文化传统的同等尊重。

     

     

        注重通专结合,是我国西哲界传统的又一重要方面。

     

        《客居忆往》中讲到,洪汉鼎考入北大后第一次拜访贺麟先生时,贺先生就引用黑格尔的话说,学哲学没有别的好办法,只有从哲学史入手,因此“贺师要我先从古希腊哲学一直到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普遍的涉猎”;不久之后,“贺师又告知我,哲学史固然非常重要,但要深入下去需要一个基点”,并建议他以斯宾诺莎研究为起点。贺麟先生所说的就是通专结合的传统。纵观我国西哲界的著名学者,绝大部分都是如此。洪汉鼎甚至认为,所谓科班地学哲学,就是“通过哲学史来学哲学”。比如他本人,虽然研究重点先是斯宾诺莎,后是伽达默尔,但非常注重了解整个西方哲学史甚至中国哲学史。这种观念还直接导致了他对哲学诠释学的理解和接受。

     

        《客居忆往》中讲到,洪汉鼎1983年在德国留学时,由于总是听到德国教授提到Hermeneutik(诠释学)而不明其义,遂在德国朋友的建议下阅读诠释学大家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结果一读就“有一种惊醒之感”,意识到原来所谓哲学不必局限于思辨哲学和分析哲学,完全可以是一种“哲学参与的经验”,亦即“去诠释的经验”,而“哲学史其实就是一种诠释”。正因对哲学有了这样一种全新的领悟,洪汉鼎不仅接受了伽达默尔的思想,还很快从斯宾诺莎转向了诠释学研究。

     

     

        中国西哲界传统的另一重要方面是将哲学沉思与生活实践和德性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从《客居忆往》了解到,一向积极上进并且品学兼优的洪汉鼎,1963年毕业时,报考温锡增先生的研究生,虽成绩优异却因政治问题不被录取,只能被分配到陕西永寿县,做与学术研究完全无关的工作。这些遭遇和打击让他感到万念俱灰,极度绝望。这时恩师贺麟先生来信,要他认真“体验”斯宾诺莎哲学,将哲学与生活密切结合起来。正是遵照贺麟先生的指点和鼓励,他挺过了当时的艰难岁月和此后的一切挫折。现在看来,这一时期是洪汉鼎的哲学沉思最为可贵的时期。在苦涩而沉重的生活体验中,他深刻地领悟到了哲学与人生、哲学沉思与德性培养的根本联系。这种领悟在某种意义上也正与他多年钻研的斯宾诺莎哲学的精髓交相辉映。也是在此期间,洪汉鼎完成了他一生的主要著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近百万字的初稿。

     

        1978年,洪汉鼎的政治生命和学术生命迎来了重大转折。同年,他顺利地考进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以不到9个月的修读时间完成了全部学业,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毕业的研究生,并担任了贺麟先生的助手。这是洪汉鼎哲学生命最旺盛时期的一个开端。除了帮助贺麟教授整理文稿外,他还勤奋撰述了大量有关斯宾诺莎哲学的文章,为已经酝酿了30余年的《斯宾诺莎哲学研究》的出版做最后准备。1983年,赴德进修两年,最终成果以《斯宾诺莎与德国古典哲学》(德文)在德国出版。1994年,洪汉鼎的代表作《斯宾诺莎哲学研究》(1993,人民出版社)获北京市第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中国西哲界的传统乃是现代以来中西两种学术传统相互碰撞和交流自然形成的传统,也是经过一代又一代学者共同努力并不断开创、发展和传承的传统,因此既受西方影响又有中国特色,既延续传统又适应现代。现代以来,我国学者往往以“会通”作为学术理想,而中国西哲界强调打通中西、打通古今、打通哲学与人生、打通研究与翻译等,显然最能体现这种理想。从所持理念和实际效果来看,中国西哲界的传统可以说是整个现代中国学术传统中最宝贵也最值得传承和发扬的部分之一。因此,这部《客居忆往》给了我们一个启示,为推动当代中国学术的发展,很有必要对中国西哲界的这一传统加以全面深入地梳理和总结。

     

        (作者系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

     

        《客居忆往——哲学人生问答录》

     

        洪汉鼎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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