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要勇于回答时代课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勇于回答时代课题”。那么之于当下，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现实生活中还有没有一些深刻、棘手的课题值得作家触及？文艺工作者如何直指当代人精神生活中的那些要害之处，让文艺抓住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也让时代课题在艺术形式中得到最生动的呈现？

    基于上述疑难问题，我们必须认清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性。以当代小说为例。当代作家写当下生活名正言顺，然而创作主体与创作对象距离的迫近，一方面导致对象的他者化、陌生化程度浅，导致小说审美性及艺术表现力不足，另一方面一些真正有价值的社会现实问题尚未被作家勇敢直面和透彻揭示，或只是被浮光掠影地提及而未被深入挖掘和反思，导致小说内容的思想性不足。恰恰是当代小说艺术表现力和思想穿透力匍匐于现实而非高于现实的症候，才让我们特别看重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必要性。

    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小说不乏批判与抨击，但绝不会将读者拖至黑暗虚无的泥淖，绝不会使读者被社会病象麻醉、感染。因为这些小说的主人公无不透射一种正义的光芒，读者也无时无刻不被这种持久的光芒所点燃和温暖。想要问鼎文艺高峰的作家不能回避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文学作品应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答案想必林林总总，但真正具有标杆意义的典型人物，应该是具有高贵人格、坚忍毅力、持久力量的人，纵使被荆棘包围也奋力抗争、奔向光明的人。他们具有出淤泥而不染的高洁精神，具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不竭勇气，具有呵护良知底线的崇高使命感。

    作家不能止于对现实问题的揭示和批判，更高的立意是要塑造出那些用心灵之光、行动之利剑刺穿晦暗的人物。后一点尤为可贵。批判现实主义如果一味“堆垃圾”，必然使人坠入沮丧无望的深渊，基于“破”的对负能量的批判固然痛快有力，但旨在“立”的对正能量的诠释却更加震撼人心。面对复杂的当代生活，这种颂扬必然不满足于简单空洞的讴歌以及毫无瑕疵的人物形象塑造。这种颂扬应该伴随着作家对个体内心困顿的揭示、显现出作品主人公对外界试探的抵抗和坚守以及由此带来的内心的淬炼和成长。

    不少中国当代作家已经跨越粗放式的写作模式步入精致华丽的殿堂，然而其代价是风骨折损、诗力消磨、勇士精神退却。近年来，这种现象在文学创作中屡见不鲜。无关痛痒、无病呻吟的倾向弥漫于某些作家群落中——生活中纤柔细腻的小悲伤或“小确幸”足以缝补出一部作品。这些作品不能说全无价值，但缺乏深沉的、复杂的内涵，如同歌德对当时的文学所批评的那样：“它们写得很俏皮，从某种意义来说，也很完整；但是它们缺乏一种特殊的重心，一种有分量的思想内容。它们不能在读者心灵中激起一种深永的兴趣，只是轻微地而且暂时地触动了一下心弦。它们像浮在水面的软木塞，不产生任何印象，只轻飘飘地浮在水面。”对于日常琐事的碎片式描绘、对于庸常生活的图景式呈现，预示着相当一部分作家已经撂下了价值批判与构建的重担，跨入“自然主义”地界。在此地界中，不乏强烈的戏剧冲突，却缺少超拔于小我的社会担当。实然似乎构成生活意义的全部，生活之下的隐秘肉刺未被决绝地挑出，高于现实生活的理想亦被一笔勾销，真正的晦暗未被凝视，真正的光芒也无从散播。放任于自然主义的涌流，很容易一步步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作家不再告诉我们崇尚与拒绝的界限，似乎一切都是暧昧的，似乎暧昧本就是小说的应有之义。不难发现，只见涟漪而不见波涛的文字成为很多作家创作瓶颈期的显著征兆，慵懒雍容的叙事态度不啻为一剂麻药，既催眠了自身的思想动能，也麻痹了读者的艺术追求。当代作家的问题意识以及对问题的克服和超越是不能被抛弃的思想资源，唯有如此，才真正名副其实地与他所在的时代同行，才更可能更好创造出中国文学的当代形态。

    当然，介入中国当下现实的期许绝不意味着要排斥古典主义、世界主义、历史主义等诸种趣味，也绝非认定现实题材是当代成功作家必须踏足的唯一领地；而是寄希望于借此唤醒当代中国作家对个体性与人民性、时代性与历史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诸种问题深层一致性的关照。何为中国文学的当代形态？我们回到马克思给出的关于何为德国哲学当代形态的答案中——触及问题之所在的问题的中心。这一答案对于我们观察今日中国之文学同样适用。

    （作者单位：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