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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为她们做点什么？多年以来，这个问题就像巨石一样重重地压在李晓方的心头。
李晓方，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一名处级干部。同时，他还拥有另一个身份——侵华日军暴行独立调查研究者。而“她们”，则是当年在日本侵略者屠刀胁迫下受辱的为数不多的“慰安妇”制度幸存者。
12月10日，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在北京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首发。该书作者李晓方在书中详细记录了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中国、韩国、朝鲜等90位日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幸存者的血泪史，为她们留下了大量宝贵的生活照片。浙江人民出版社总编辑叶国斌介绍，该书是迄今为止详细记录幸存“慰安妇”最多的画册，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记录多国幸存“慰安妇”的画册。目前，该书的韩文版即将推出，日文版也将计划与日本出版社合作推出。
早在20世纪90年代，李晓方就在浙江、江西等地调查和采访了二战期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炭疽、鼻疽攻击的200多位幸存者，并出版了纪实画册。在调查细菌战罪行的同时，李晓方开始搜集有关“慰安妇”的资料。
2005年7月13日，当李晓方看到一篇介绍当时中国内地尚有最后35名“慰安妇”幸存者活在人世时的报道后，他再也坐不住了。这一年，李晓方脱下穿了17年的心爱的军装，踏上了寻访“慰安妇”幸存者之路。
2005年８月，在一场学术研讨会上，李晓方从侵华日军“731部队”研究专家金成民那里得知，在黑龙江省东宁县还有两位幸存的“慰安妇”。会议甫一结束，李晓方就乘火车直奔边陲小城东宁。到了东宁，他又颠簸了50多公里的崎岖山路，在一个偏僻小镇的敬老院里，见到了“慰安妇”幸存者李凤云。李凤云出生于朝鲜平壤，1932年被骗到了东宁县石门子村。在“慰安所”里，她们几乎每天都要被强迫接待20多个日本兵，经常被折磨到休克为止。谈起往事，老人泪流满面。
这是李晓方所寻访到的第一位“慰安妇”幸存者。从此，在他的笔记本上，一个又一个日军“慰安妇”幸存者的名字不断出现，远远超过了35位。从北疆到南国，那一段段深埋着的历史伤痛被挖掘出来。
“这些‘慰安妇’幸存者的命运太悲惨了，每个人都有讲不完的血泪史。”李晓方说。
但是，有些时候，李晓方费尽周折联系到幸存老人，她们和家人也都同意接受采访，可当他赶到老人家里，对方又拒绝了。“我能够理解受害老人及家人心里难过的坎儿。”李晓方说。让他感到伤心的是，这些老人一个又一个离开了人世，“在另一个世界，她们的灵魂或许还是得不到安宁，因为她们到死也没等来侵略者的谢罪。”
在对“慰安妇”的调查中，让李晓方最痛苦的是在这些受害老人永远无法愈合的精神伤口上进行“揭疤”。只要谈起那段经历，老人们大都泣不成声。有一次，一位“慰安妇”幸存者的女儿在李晓方调查寻访结束后对他说，老人在接受采访后的一个月里，连觉都睡不好。
“这时，我的心里更加难受，非常矛盾和自责。”李晓方说。但每每想到侵华日军对中国妇女的野蛮摧残，看到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百般掩盖、抵赖这段罪恶历史时，李晓方又禁不住怒火中烧。“不能让侵略者掩盖自己犯下的弥天大罪，要让世人都知道人类历史上这黑暗的一页。”李晓方在心里默默地恳求所有他拜访过的幸存者原谅、理解自己。
在十余年的调查中，李晓方利用业余时间自费在上海、江苏、海南、山西、黑龙江、台湾等地及韩国寻访幸存“慰安妇”。这些老人很多都散落在边远的村寨，为了节约开销，李晓方经常在路边搭拖拉机，住廉价小旅馆。他做了数十万字的调查笔记，拍摄了上万幅照片及大量的录像资料。为了给受害者提供更好的帮助，李晓方还用贷款的钱，并在爱心企业的支持下，成立了“浙江夕阳红困难老人救助服务中心”，专门为侵华日军暴行受害幸存的困难老人提供医疗救助、生活照料及精神抚慰等。李晓方说，他要建立一个真正属于侵华日军暴行受害幸存者的温馨家园。
在李晓方的调查寻访过程中，他前后共见到100位“慰安妇”幸存者。“这只是冰山一角。不，这不是冰山，而是人性的火山。这火山中，无声的悲泣与愤怒是待喷的火焰。这火山不会死亡，只有正义的喷发，只有唤醒侵略者真诚的忏悔，受害者才会有灵魂上真正的安宁。”李晓方泪光闪烁。
“《90位幸存慰安妇实录》为世界‘慰安妇’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也为日军从军‘慰安妇’制度增添了铁证，并告诉世人和平是多么珍贵。”浙江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单烈评价。（本报记者 靳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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