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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动态】
20世纪前期，比利时著名经济史家皮朗提出了一个重要命题——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经济并没有因为日耳曼人的入侵而告终，而是延续到7世纪。是伊斯兰教的扩张打破了地中海世界的统一，并迫使西部欧洲背向大海，靠开发自身资源，主要是北方的土地维生。中世纪欧洲自给自足的农本经济，以及植根其上的新文明由此产生。8、9世纪是转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欧洲经济的最低点。在此期间，来自东方的商品，如莎草纸、香料和丝绸中断了；地中海金币被加洛林王朝的银币所取代；除少数犹太人之外，专业的商人阶级消失了；罗马城市蜕变为失去经济功能的主教住所。直到10、11世纪具有冒险精神的威尼斯人、斯堪的纳维亚人重新打开欧洲向外的通道，欧洲的贸易和城市才开始复兴。从这种意义上，皮朗说，“没有穆罕默德，就不会有查理曼”。
“皮朗命题”提出不久即遭质疑。美国经济史家罗伯特·S.洛佩兹逐一考察了皮朗列举的三种“消失的”商品，即莎草纸、香料和丝绸，发现它们的“消失”与伊斯兰教的扩张并不同时。比如，直到10、11世纪莎草纸仍被罗马教廷和罗马地区许多私人使用。银币取代金币的确发生在8世纪，但并非如皮朗所言，是为了适应“大规模贸易消失”的时代，而是出于查理曼政治方面的考虑。由于拜占庭皇帝坚持拥有铸造肖像金币的垄断权，查理曼放弃金币，改用铭文银币，是为了向拜占庭皇帝示好，以利睦邻。瑞典古钱币学家斯图雷·博林根据在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发现的大量窖藏阿拉伯钱币，指出8、9世纪北欧同阿拉伯帝国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商业交往。最初的交往以西欧即法兰克王国为中介，但随着维京人向东扩张，9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转到经俄罗斯交往。加洛林王朝改用银币也是受东方白银流入的影响。他将8、9世纪称之为“东方白银时代”，其源头在阿拉伯帝国新征服的兴都库什山脉。尽管如此，批评者掌握的证据还没有充分到足以推翻“皮朗命题”。
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中世纪早期考古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过去研究资料的不足。从80年代初开始，英国考古学家理查德·霍奇斯发表一系列论著，试图根据新的考古发现检验皮朗命题。他支持皮朗的基本观点，即中世纪早期欧洲经历了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古代经济向西北欧农本经济的转变；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远距离贸易衰落。但具体过程与皮朗论述的不同。在他看来，古代经济的确承受住了5世纪日耳曼人的大冲击，但在6世纪战争、重税和社会动荡的打击之下崩溃了。到600年左右，地中海上的东西方贸易停滞了，西地中海沿岸和西北欧的罗马城市衰落了，古代经济进入垂死阶段。因此，霍奇斯不赞成将欧洲从古代向中世纪的转变归因于伊斯兰教的扩张，他说“在一定程度上，7世纪末8世纪初伊斯兰帝国的创建是皮朗察觉到的经济转型的结果，而非原因”。霍奇斯还认为加洛林王朝的经济并非全封闭的，事实上，为了满足新权贵对奢侈品的需求，该王朝积极发展经北海、波罗的海和第聂伯河同西亚阿拔斯王朝的贸易。在这一点上，他不仅同博林的观点一致，还提供了可以证明北方贸易存在的新证据，即考古学家在北方诸海商路节点发掘或调查的港市，如北海南部的多尔斯塔德、康托维克、伦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里伯，波罗的海的海泰布等。这些港市有市场，但没有城墙，时人称之为“emporium”（通商口岸或商埠），以别于有城墙的罗马城市“civitas”（城市或城邦）。霍奇斯认为这些港市是7世纪至9世纪新出现的，与过去的罗马城市没有多少联系；这些港市由国王们控制，反映了北欧从原始的礼物交换向有限商品交换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于10世纪的城市革命有着重要影响。
受考古学新的研究成果推动，历史学家围绕皮朗命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美国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麦考密克广泛搜集并阅读西部欧洲、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的文献资料，并采用了数字化处理方法。鉴于有关贸易和商人的直接记载较少，他将更加广泛的交流作为间接证据纳入考察范围，包括人流如使节、朝圣者、难民、奴隶等，物流如圣徒遗物、钱币、丝绸、药物等。在2001年推出的《欧洲经济的起源》一书中，他肯定了皮朗命题的前提，即伊斯兰教的扩张对欧洲经济转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对影响的性质和后果看法不同。事实上，他的结论与博林相近。他认为罗马帝国经济是由国家管控的谷物贸易带动的，以保障地中海沿岸大都市的供应为目的。随着7世纪亚历山大港和埃及先后落入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之手，古代地中海贸易确确实实衰落了。但从8世纪晚期，而不是皮朗所言的10、11世纪，欧洲贸易开始了复兴，并形成了不同于古代的新特点。中世纪早期的贸易是落后的欧洲同先进的阿拉伯帝国之间的交换，欧洲向阿拉伯帝国出口毛皮、木材、特别是奴隶，以换取欧洲所需要的黄金、白银、丝绸和药材等；欧洲腹地通往东地中海的商路由过去的一条（沿法国罗纳河南下，到马赛转海路向东）变成多条，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溯莱茵河而上、越过阿尔卑斯山关口、到亚德里亚海的一条。通过这些商路，西北欧和中欧的奴隶被源源不断地运送到西地中海沿岸港口，特别是威尼斯，再从这里出口到“伊斯兰之家”。麦考密克认为奴隶贸易是中世纪早期欧洲经济增长的催化剂。
霍奇斯、麦考密克和皮朗一样，都特别强调远距离贸易的影响，因此，他们被学界称为“新皮朗主义”。他们的观点受到了重视欧洲内部经济，特别是农业生产的学者的批评。比利时经济史家阿德里安·费尔胡尔斯特批评霍奇斯过分强调考古发现的重要性，忽视历史资料，没有将港市研究放到同一时期欧洲历史总体发展中考察。他认为，北海贸易独立于地中海；它兴起于7世纪晚期，并持续发展到10、11世纪及其以后；使北海贸易保持持续增长势头的是欧洲内部农业生产的发展。根据他本人对低地国家早期城市史的研究，北海港市主要经营上莱茵、中莱茵地区生产的谷物、酒和陶器，除了部分供沿海地区消费，其余部分出口到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事实上，中世纪早期的国际贸易不过是欧洲区域交换的延伸。但是，北海贸易并不是直线发展的，9世纪维京人的入侵冲击很大，它导致了北海沿岸不设防港市的衰落，乃至消失。与此同时，一批靠近内陆、通常设防的内河港市兴起了，如斯海尔德河的瓦朗谢讷、图尔纳、根特，默兹河的马斯特里赫特、于伊和迪南。由于后者具有古老的城市传统（其中有的就是过去的罗马城），并便于控制周围乡村，从而为10世纪及其以后更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拉开了序幕。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克里斯·威克姆反对皮朗等人的外因决定论，强调交换水平取决于社会内部的需求。在他看来，前资本主义社会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自给自足状态，因此社会内部需求主要是社会精英即教、俗贵族的需求。与霍奇斯的看法不同，他认为贵族不仅需要来自东方的奢侈品，更需要来自欧洲不同地区的大宗货物，如酒和陶器。贵族需求的大小取决于对农民榨取的能力，因此，交换问题需要从总体社会，特别是国家形态层面考察。威克姆认为古代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生产方式是贡赋生产方式，代表贵族利益的国家通过税收进行剥削；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的是封建生产方式，个体化贵族通过地租进行剥削。中世纪早期处在罗马帝国的贡赋生产方式已经崩溃，封建生产方式又还没有完全确立阶段，贵族力量薄弱，农民的自主性强，使得交换经济大倒退。不过罗马帝国崩溃后地中海世界和欧洲的经济朝着区域化方向发展，不同地区的发展水平不同。就欧洲来说，西北欧因出现了强大的法兰克王国，财税制度相对完善，有助于王室和教会积累财富，从而使得交换经济有较大程度的发展，北海港市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但是，随着查理曼帝国解体，经济下行，北海港市也淡出历史。直到10、11世纪贵族对农民的控制最终确立，欧洲贸易和城市才在发达的地方经济基础上重新开始。
近年来内因论在西方学界的影响很大。剑桥大学2011年出版的中世纪教科书《加洛林世界》中有言：“交换体系的发展最终依赖加洛林乡村生产率的增长和相对广大的地主阶级抓住机遇的能力，这些机遇是由国王及其宫廷精英推出的日益雄心勃勃、越来越广泛的再分配制度创造的。考古发现呈现的远距离贸易网络也许很壮观，但即使最乐观的估计，它们所能反映的也只是整个经济中很小的一部分。”从这段论述中我们无疑可以看到费尔胡尔斯特和威克姆的身影。
由此可见，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学界新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修正了“皮朗命题”。首先，古代经济的衰亡并非因为伊斯兰教的扩张，事实上，该过程早在伊斯兰教扩张之前已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罗马帝国晚期；其次，考古学家对北海港市的研究表明，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并非完全自给自足，也并非欧洲经济的最低点；第三，不应过分夸大远距离贸易的影响，相反，只有从古代晚期中世纪早期长时段的经济社会过渡中考察，远距离贸易的变化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和认识。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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