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又一批“辽宁好人”名单揭晓,以宋晓东、李东魁、杨海清等8人为代表的“彰武治沙团队”榜上有名。他们中有专家学者,有普通农民,有退伍军人,也有退休干部。尽管职业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阻击科尔沁黄沙南侵的英雄。
辽宁省彰武县位于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南缘,167公里长的风沙带以每年5到12米的速度推进,直逼省会沈阳。为了阻止沙漠南侵,1952年,来自全国各地的农学、林学、土壤学学子响应国家号召,离开条件优越的大城市,来到“天上无飞鸟、地上不长草”的彰武最北部小镇章古台,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固沙造林研究所。经过三代人一个甲子的奋斗,如今的彰武,全县林地面积由18万亩增加到220万亩,森林覆盖率从2.9%增加到36.1%。在浩瀚的林海面前,不仅流沙止步,风也放慢了速度,平均风速由50年代的3.4米/每秒下降到1.9米/每秒。
“止住沙漠南侵是全县人努力的结果,”现任固沙所所长宋晓东说,“我们8个人只是几代治沙人的缩影!”宋晓东向记者深情讲述了固沙所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研究所成立初期,彰武地区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下乡到彰武,一天二两土;白天吃不够,晚上接着补”。时任辽宁省义县县长的刘斌临危受命,担任第一任所长,率领年轻人吃玉米面饼子咸菜,住土坯房,点煤油灯,开启了阻击黄沙的艰辛历程。经反复试验,他们总结出“以灌木固沙为主、人工沙障为辅、前挡后拉、顺风推进、分批治理”的综合治沙方法,后成为中国三大治沙法之一。尤其是他们从呼伦贝尔沙地引进的天然樟子松,因其耐旱、耐寒和生命力旺盛,很快战胜了其他树种,成为锁住科尔沁“黄龙”的先锋树种,将樟子松从天然分布区向南推进了13°39′,载入中国林业发展史册。截至目前,樟子松已在全国推广1000多万亩,成为红遍全国的“固沙英雄”。包括马里总统在内的42个国家和地区的400多名官员、学者先后到章古台参观取经。为此,1978年,刘斌光荣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1983年又被授予“林业劳动模范”。
当年,媒体以《绿了章古台 白了少年头》为题,报道了研究所在艰苦条件下奋战31年,锁住科尔沁“黄龙”的故事,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获得当年中国新闻奖。如今,又是三十几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治沙人在这块土地上,励精图治,攻坚克难,又选育出彰武松、沙地赤松、班克松、沙地大果榛子等一个又一个治沙良种,续写着新的“大漠风流”。
宋晓东是固沙所第12任所长,33年来他有好几次出国深造甚至在国外定居的机会,但每次学完,他都如期回到塞外小镇章古台,为攻克困扰全国的樟子松人工林退化问题呕心沥血。在明确了退化成灾原因基础上,实现了灾害的生态控制,重新恢复了人们对樟子松的信心,2011—2020年,国家林业局决定在三北地区再发展1000万亩樟子松。
董福财是阿尔乡镇北甸子村党支部书记,1996年有关部门考察后明确得出结论:北甸子村不适合人居,需整体移民。董福财不干:“我们不能让沙子撵着走,它追一步,我们退一步,退到啥时候是头?”这个体重不到100斤的精瘦老头,用20年时间率领村民栽了300多万株树,在科尔沁沙地南缘筑起一道15公里长、3公里宽的防护林带,把科尔沁黄沙向北逼退了13公里。
李东魁是一名退伍军人,1987年退伍后做了护林员,在其他3人都打了退堂鼓的情况下,一个人独守在方圆六七公里渺无人烟、没水没电的茅草屋。妻子带着5岁女儿,在雪地里跋涉5小时,赶到茅草屋接他回家过年,不但没有劝动他,相反被他说服,变卖了家里房子和他一起上山。30年里,他骑的马退役了5匹,自己却一直坚守岗位,8500亩樟子松林,30年无森林火灾和重大涉林案件。
杨海清是四合城镇王家村农民,30年前村里有90户人家,被风沙“撵走”了20多户。为了治沙,他卖掉家里10头牛、3匹马、13只羊,承包了1000多亩沙化最严重的沙坨子。为了省钱,他想出了把草籽撒在羊蹄子印里的土办法,雇160只羊踩了三天;树招虫子难治理,他想出了赶猪进林吃松毛虫、放鸭子上山吃蛾子的笨点子,穷尽一个农民的智慧,种下1410亩草,种活12万棵树。县长拉着他的手,“你把这片沙丘给固住,你立了大功了。”
马辉是个女同志,可她从来没穿过一次裙子,没穿过一次高跟鞋。从林业站的普通工作人员,到主管林业的副镇长,她最常见的装束就是头戴纱巾身穿迷彩服,风沙让女人变成了“女汉子”。
两个30年,弹指一甲子。年轻的人老了,年老了的人走了,可大漠上治沙的人却越来越多。在大一间房屯的林海深处,记者祭拜了绿树掩映下的刘斌墓。1990年,86岁的他因病去世,按照他的遗嘱,晚辈们将他的骨灰安葬在此。刘斌的孙子刘树新告诉记者,他和父亲都在固沙所工作,科尔沁的黄沙不驯服,他们就不会离开这里。(本报记者 毕玉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