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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研究“燃烧”的机构——
所有科研工作都围绕最危险的燃烧展开：研究各种易燃材料，发掘燃烧的力量，使之变成可利用可驾驭的动力，是这个研究所的使命。
这是一个激情“燃烧”的群体——
从一无所有起步，半个多世纪中，一代代科研人员与高毒、高爆危险品为伴，燃烧青春，甚至生命，成功研制出一系列固体推进剂，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掌握高能固体推进技术的国家。
这里锻造出一个个“燃烧”的奇迹——
我国大多数固体推进的火箭和导弹，都使用这家研究所研制的固体燃料推进剂。正是他们研制的新型固体燃料，有力推动着我国航天和导弹事业进步。
履行“燃烧”的使命，砥砺燃烧的激情。在地处鄂西北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四院42所，几代研究人员默默坚守，艰难攻关，以一次次壮丽的燃烧，书写出爱国奉献的传奇。
追赶超越，为火箭腾飞提供更大能量
2016年11月10日，我国长征系列运载火箭中唯一全固体运载火箭长征十一号火箭第二次发射，成功完成“一箭五星”飞行试验任务。
这种有着“太空出租车”之称的快速机动火箭，所用的推进剂就由42所研制。研究所党委书记柴玉萍说，由于采用固体推进，长征十一号首次实现了我国运载火箭“全箭整体储存、星箭快速对接、高效快速发射”等技术突破，这在应对自然灾害、突发事件等应急发射需求方面有重要意义。
“早期火箭和导弹都使用液体推进剂为动力。但由于液体推进剂储存、运输十分不便，因此美苏先后研制成功固体燃料推进剂。”研究所所长张小平说，固体燃料推进剂储存和运输方便，可靠性高，适用性广，在航天和国防领域都有着重要用途。
固体推进剂技术一出现，就成为大国十分重视和严密保护的尖端科技。
专门研究固体发动机燃料的42所科研人员，是许多壮丽发射的幕后英雄。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事业都罕为人知。然而，正是他们在固体推进剂研制上的一次次突破，推动了我国火箭和导弹事业一个个举世瞩目的跨越：从最早托举东方红一号飞天的火箭第三级发动机，到如今固体推进导弹越打越远……在他们的不息努力下，我国固体推进剂技术已经达到世界前沿水平。
“推进剂是决定火箭和导弹飞行能力的基础。”张小平说，目前，我国航天用固体运载火箭，以及火箭军和陆、海、空军部队所使用的国产固体推进导弹，多数复合固体推进剂技术都出自四院42所科研人员之手。
从20世纪50年代国防部五院成立固体推进剂研究小组到60年代组建42所，几代科研人员献身科研、献身国防，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突破了一代代固体推进剂技术，形成了系列推进剂配方和相关配套技术，不仅为国防安全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动力，还为我国航天事业发展提供了独特助力。
神舟飞船逃逸塔所用燃料，飞船、天宫和“飞天”舱外航天服上的各种密封件，都由该研究所研制。研究所系统产品开发中心主任邓康清说，长征五号发射前会排放低温氢气，如不能及时排除则可能影响发射安全。正是他们研制出的消氢发动机，解决了这一难题，安全护航火箭成功发射。
自主创新，从星星之火到壮丽腾飞
这是从一无所知开始的艰难攻关。
固体推进剂，被称为“改变游戏规则”的技术。在42所科研人员眼中，只有在这一领域跟上对手，祖国的和平与安全才有强大力量保证。
“当时只知道世界上有一种固体推进剂，其他什么都不知道。”回望半个多世纪前的那次攻关，81岁的韦启嵩至今难忘，“研究人员听说有一种材料是液态橡胶，就到专业的化学研究单位去请教，结果对方说这完全是‘奇谈’！”
“什么资料都找不到，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固体推进剂技术上为我们提供帮助。”76岁的徐桂林仍记得聂荣臻元帅那句感叹，“谁也不可能把最先进的东西交给别人。”
现实中的重重困难，挡不住科研人员为国铸造和平砥柱的雄心。
千百次摸索和试验，千百次跨越难以想象的困难……1958年7月，一根铅笔香烟大小的固体药条在国防部五院的一次大会上被点燃。就是那一簇小小的火苗，照亮了中国固体推进剂的突破之路。
这一点星星之火，经过研究人员10余年艰苦培育，最终在1970年变成了推动民族腾飞的熊熊火炬。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时，火箭第三级首次使用了我国第一种固体推进剂，成功将卫星送到了太空。中国从此迈入世界上少数掌握固体推进剂技术的国家之列。
靠着这种不畏艰险、奋勇赶超的雄心，他们连续实现多次技术突破，推动了我国固体燃料推进技术的发展。
前进的道路从来都是不平坦的，追赶的进程也会经历曲折。
20世纪60年代，发达国家开始高能固体推进剂研究，我国也于1970年启动了一场“高能大会战”。然而，汇聚了包括四院42所在内的全国许多相关单位集体攻关，受当时科研条件所限，历时9年最终没能成功。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一代高能固体推进剂面世。
“这是事关我国守卫和平能力的关键技术。”张小平说，虽然难度和风险空前，“但我们认为，宁可承担风险，也决不能在先进技术上输了国家安全的未来。”
这一次，他们要再次冲击世界固体推进技术的最前沿。
一种主要成分爆炸力极强且极不稳定，要不要使用？如何使用？新型黏合剂的合成方式千变万化，根本不可能一一试验。好不容易摸索出的“可能”路径，又被新的“不可能”挡住去路。
困难之后还是困难，失败后面连着失败。
“一年做了五六百次试验”，副所长庞爱民回忆说，几度绝望又几度绝处逢生。最终，课题组的研究人员凭着一股九折不回的自主创新韧劲，成功取得突破——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高能探索，两代人30年攻关，最终换来中国在这一技术领域站到世界前沿的格局。
“迈入固体推进技术前沿的‘无人区’，接下来的突破会变得更难。”张小平说，着眼未来，四院42所下一代固体推进的关键技术已经取得重大突破，更新一代推进技术的预研也已展开。
牺牲奉献，用青春和生命点燃壮丽的燃烧
8：34：53。
扭曲的表盘上，三根清晰的指针印，永远凝固下那个壮烈的时刻。
1979年7月11日，一声剧烈的爆炸声响彻鄂西北的郭峪山沟，正在厂房进行混合的高能药剂突然发生爆炸。两位女研究人员戴学华、杜品芳当场牺牲。
“在爆炸的废墟里，我们找到了烈士的遗物，一个‘上海牌’手表的表盘。”79岁的张金华回忆。强大的爆炸冲击波，竟然把三根指针嵌入了表盘。
在此前6年的一场爆炸中，两名研究人员受伤致残。
“固体推进剂研究的对象，几乎全部是敏感高爆和剧毒化学品，非常容易燃烧爆炸。”已退休的老所长侯林法说，“但这是国家安全需要，再危险我们也要干。”
20世纪80年代末，42所启动高能推进剂项目。面对极为敏感易爆，且爆炸力极强的新型材料，时任副所长的侯林法带头成立“敢死队”，投入这一高风险的研究。
“拿个装材料瓶子，要有一个人在前面专门开路。”52岁的特级技师张玉亭说，“只要有一点儿滴到地上，就会引起强烈爆炸。”
没有人比这些科研人员更了解其中的风险。侯林法回忆，在混合这种危险材料时，研究员祝一辰把同事们都赶走，自己却留下来近距离观察搅拌状态。
“那时，每次试验前我们都会互相开玩笑，问‘细粮吃了没有？’”80岁的陈荣定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生活条件艰苦，科研人员多数时候还在吃粗粮。“大家会开这样的玩笑，意思是每次试验前都要把细粮吃掉，‘死也要做个饱死鬼’。”
听到“敢死队”的称谓，听到老科研人员讲起这样的“传统”，怎能不让人动容？怎能不让人肃然起敬？面对国家安全需要，42所一代代科研人员选择了面对危险和困难，义无反顾。
“为了需要一个干燥的研究环境，我们研究所曾一声令下，一周内全所从四川搬到内蒙古。”徐桂林回忆。没有房子，就住窝棚或借住老乡家里；没有食堂，饭吃着吃着就冻住了；最难的是没有工具和仪器设备，“大家要冒着随时会燃烧、爆炸的危险，在农民加工粮食的石碾盘上碾化学材料。”
“固化好的药不合规格，我们就用刀切，再用木工刨仔细刨平。”张金华回忆，在那种一粒火星，一丝静电，甚至过重的摩擦都可能引起爆炸的条件下，他们硬是靠手工和非常原始的工具，研制成功我国第一种固体推进剂。
1970年，研究所又从内蒙古搬到鄂西北的深山中。“上山砍柴，下山挑水，遇上洪水还会断炊绝粮。”侯林法说，深山工作18年间，科研人员以忘我的精神，一边克服生活上的困难，一边接连取得技术突破。
今天，再次搬迁到湖北襄阳市的四院42所，已经建立起配套先进的实验和安全设施，老人们谈到的生活困难也已经成为过往的“谈资”。
然而，当我们翘首仰望一枚枚直刺云天的大国利剑，我们同样应该记住，这些以燃烧的激情托举起它们的无数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应该记住，42所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和被尘封的故事。
（新华社武汉12月7日电 记者徐壮志、熊金超、袁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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