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史”编研与当代中国的文化战略

    【治史心语】

    “系史”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史，近年来在各院校间悄然勃兴，尤其是一些历史悠久、积淀深厚的院系，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院系史。以中文学科为例，《四川大学中文系系史（1896—1996）》《北京大学中文系简史（1910—1998）》《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浙江大学中文系系史丛书》和《清华大学文史哲谱系》等院系史都颇具代表性。再以北京师范大学一所高校为例，已有《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史（1915—2009）》、《北京师范大学地理学与遥感科学学院院史（1902—1912）》等先后出版，教育学院和文学院等院系的系史编撰也已立项，有望于近期出版。

    当前，党和国家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关注高校的建设。2014年“五四运动”9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从创立“京师大学堂”到今天，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建设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高等学府越来越规模宏大、成果丰厚，其管理水平和学术水准也越来越多地得到各界认可。中国高等学府的蓬勃发展既得益于新中国的日新月异，又无时无刻不在反哺社会，为中国的科学、技术乃至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系史”编研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视：

    首先，“系史”是“校史”的深度延展和重要补充。中国的高等学府素有重视“校史”的传统。近年来，尤其在众多知名院校先后成为名副其实的“百年老校”之后，各校的校史编纂整理都被提上了日程，成为学术界、教育界所关注的焦点。但是，“系史”与校史还是有很多不同之处。第一，从篇幅上来看，系史相对集中、灵活，不像校史那样只能“择要”撮述。很多“系史”的篇幅都达到50万字、80万字甚至百万字，这样的篇幅，方能把一个院系的历史讲清楚、讲透彻。与之相对，很多高校的“校史”主要是篇幅简短的“简史”或者编年史一样的“大事记”，这种简短的篇幅无法完成系史详略得当、脉络清晰而又重点突出的任务。第二，从功能来看，各校整理、编辑校史过程中比较注重“大数据”的统计和比较、成果的罗列和展示。而“系史”有更加充足的空间展示本院系多年来的人事变迁、学科建设、学术成就和社会影响。从已出版的各部系史来看，像《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这样图文并茂的记录和《海上中文系》这样“以人为纲”的追述，更能够唤起读者、尤其是“系友”们的思慕之情。第三，在编研难度上，由于“系史”的研究对象较为集中，编撰起来也更灵活、便捷。如前所述，一所高校建校既久，它的校史自然头绪纷繁，成书过程中往往要协调多个院系、整合大量资源。而院系史撰写项目往往更容易组建编撰团队，其成员间的相互了解以及他们对本院系的深厚感情是完成“系史”编撰的重要基石。

    其次，“系史”的编撰不仅是一种文化“寻根”，更是学术史研究的深化。在现代中国科学和文化史上，高校一向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如成立于1925年的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自创立之初就成为学术重镇。该院导师包括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李济等人，均为蜚声海内外的史学家、文学家。更为难得的是，虽然清华国学院建制只存在四年，但它培养了包括徐中舒、高亨、刘盼遂、陆侃如、王力、姜亮夫、罗根泽、蒋天枢等一批知名学者，他们毕业后大多成为各高校、乃至相关领域的学术旗帜。又如作为今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前身的国文系，在民国时期的国文教育、教学领域功绩卓著。在深刻影响当代中国“语文”学科发展的“语言文字改革”诸运动中，国文系诸位先生主编、参编了大量教材、字典，如黎锦熙撰《新著国语文法》、钱玄同主编《国音常用字汇》、汪怡的《注音符号讲义》、刘半农的《标准国音中小学字典》等教材都发挥了巨大作用。由国文系师生为主创办的《国语周刊》（1925年始创）、《师大国学丛刊》（1930年创刊）等也都成为国文教育的重要阵地。截至1937年，国文系培养毕业生632人，其中绝大部分服务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信守了“师范生”的承诺。可见，对系史的历时性研究，有助于后来学者深入、全面地总结本院系的学术经验和教育理念，同时，对本院系前辈学者的追思，无疑会大大提升学子们的凝聚力和自豪感，这种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对于相关院系的发展大有裨益。

    最后，“系史”的编研还是一种对现代中国大学精神、人文精神的追溯和传承。在现代中国，一个历史悠久的名校，总伴有一段光辉的革命历史。从“五四”运动开始，在中国革命的浪潮中，历次重大的革命运动都离不开进步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身影，在各高校的系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北京女师大国文系的历史为例，从1918年第一次正式招生到1931年合并到北师大国文系短短13年的时间里，中国女性最早的国文专业教育创始于斯，中国女性追求自由、向往革命的斗争精神也在女师国文的课堂中萌发起来。李大钊、陈独秀等革命先行者长期任教于女师国文系，身体力行地宣传了革命思想，学生自编自演的戏剧《孔雀东南飞》曾很好地呼应了“五四运动”。她们出版的6期《女高师文艺会刊》刊登了师生的“新文学”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启人心智的重要影响。在此氛围下，女师国文系为现代中国培养了包括程俊英、苏雪林、王世瑛、冯沅君、庐隐、许广平、陆晶清等最早的一批才华横溢、思想进步的女性文学家群体。我们相信，当人们看到“七七事变”后北大、清华等高校辗转西迁，在川滇另起炉灶时的艰苦卓绝，尤其是各位耳熟能详的学者们在日军狂轰滥炸的威胁下，在西南联大简陋的环境中笔耕不辍、坚持上课的那段历史，才更能体会什么叫“薪火相传”；当人们看到一组组切实的数字，一张张宝贵的照片，了解到各院系在建国后是如何一步步发展到今天的蔚为大观，才能更真切地体会到今日科研条件和教学环境之优越，这些又都实实在在地得益于祖国之繁荣和强大。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学术史，高等院校的“系史”理应得到高度的重视，它并不仅限于一种宣传材料的叙列，而应该成为一种极富研究价值和文化精神传承的重要学术史。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文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