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屏热议】
长征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记忆之场”。随着时代变迁,这座富矿可以不断开掘出新的内涵。然而,在现有作品已经将长征途中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战役战斗、著名历史人物都进行过比较充分的呈现之后,长征题材电视剧创作还能如何向前推进?一些新剧将视角下移,让普通人成为主角,演绎新的长征故事。正如鲁迅所言,太伟大的变动,我们会无力表现的,不过这也无须悲观,我们即使不能表现他的全盘,我们可以表现它的一角。《我是红军》就是这样一部电视剧。
长征题材如果缺乏历史深度,剧作就可能沦为一般的观赏剧甚至打斗剧。《我是红军》的创作者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恪守“题材切口小、但要‘小中见大’”的创作原则,选取了一支为主力部队探路殿后的红军小分队作为主要表现对象,展现想借红军小分队之手杀仇人聂玉珩的聂九,由一个出身富裕之家的少爷成长为合格红军战士的转变,以及处在敌军重重包围之中的小分队以一持万、取得胜利的艰苦卓绝的过程。而这两个线索又都服务于为长征大部队获取情报、寻找战机的故事。
作为聂家寨二少爷,聂九身上的匪气和红军队伍中倡导的团结、服从、纪律格格不入。正因为这样,他参加红军的经历尤为曲折坎坷。长征路上,他看到救过自己性命的兄长薛济同、营长左春生,以及好兄弟郝梦来、老张、滑溜等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深刻体会到了红军的牺牲精神,才从最初为报私仇参加红军的思想,升华为要推翻旧政权而为革命奉献的觉悟,最后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是红军》表现了聂九逐步理解红军和长征精神的过程,既符合历史真实也符合情感逻辑,展现了宏大的历史背景和革命时代人们特有的精神状态。当聂九在牺牲的战友跟前以“我是红军”为自豪时,该剧的内涵就从长征传奇升华为信仰大剧,厚重之感立现。
“小大由之”的创作境界是《我是红军》的一大亮点。该剧在展现长征精神的深刻内涵的同时,将小分队的故事叙述得饱满有趣,做到了主题厚重且剧情好看,这对同类型电视剧创作也是一个重要启示。剧中除了聂九这个人物极具戏剧魅力之外,小分队其他人物也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为了增加戏剧冲突,创作者还设计了几条副线。比如,潜伏于小分队的女特陈静几次把小分队引入困境,这种谍战元素的融入,令剧情更加引人入胜。再比如,党内“左倾”这条线索。红军长征前期遭受极大的损失,就是“左倾”路线造成的。《我是红军》中持有“左倾”思想的孙协理员对聂九十分排斥,差点把他赶出红军队伍。还有一条情感线,虽未充分展开,却巧妙地把人物的命运勾连了起来。聂九和沈忆萍在革命的道路上相互吸引,互为动力。沈忆萍和她的生父、国民党复兴社主任白汝樵之间关系的设定,不仅为剧情合理化提供了基础,也使国民党内部的复杂争斗得到了充分表现。红军长征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和国民党离心离德的派系争斗不无关系。剧中,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军阀以及特务系之间的争斗内耗,给小分队获得胜利提供了一个理由,也为传奇表达找到了逻辑支撑和历史依据。
小切口、大背景,叙事流畅,人物饱满,充分顾及真实历史背景下虚构故事的内在逻辑,还有各种动作、谍战等商业元素的植入,使《我是红军》既有思想力量,又有审美价值。虽然个别细节尚欠精致,一些台词缺乏推敲,容易让人出戏,但瑕不掩瑜。它仍是一部精彩的“聂九长征记”,一个长征好故事,为长征题材的创新表达提供了新的范例。
(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