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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5月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兴隆沟遗址出土的陶人“中华祖神”，是目前所知的形体最大、形象最逼真、表情最丰富的红山文化整身陶塑人像。它一路从远古走来昭告世人：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已经成型。陶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管理规范而有效；陶人所体现出来的制作水平，又折射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准。
发现“中华祖神”
历史的真相总会显现，就像潮水褪去礁石一定会裸露。
这一天——2012年5月23日，中华民族共有的先祖，注定要穿越幽深的时空隧道，来和现实拥抱了。
它是一尊陶人。五千多年的云卷云舒、花开花谢；五千多年的世事变迁、风云际会，它一直潜身在厚厚的历史尘埃之中，注视着中华文明怎样从远古走来，一路筚路蓝缕、栉风沐雨；一路卧薪尝胆、披荆斩棘。就在它充满期盼地想显身于世时，它所隐身的那片土地，承包人为了多打些粮食，深耕细作的犁头将它化解成了碎片。
距离这尊陶人生成的日子已经过去了近两百万个日日夜夜。时光像西西弗斯推动的那块滚石，周而复始、亘古不变。那一天，春天尚未走远，夏的脚步还有些蹒跚，但毕竟绿色已经萌发，叫不上名的野花开始在草丛中绽放。蓝天白云下，牛羊发出一阵阵鸣叫，在催促着夏天的脚步。从远古驶来的历史车轮，却已碾压过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铁器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而进入到信息时代。结绳记事被电脑取代；石斧、青铜剑被航天母舰替换。或许，这尊陶人太企盼目睹人世间沧海桑田的巨变了，于是不惜以身碎为代价。它知道即便化作碎片，也要比永远不见天日幸运。岁月，可以淹没太多的往事。
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王泽，就在那天——5月23日一次例行的考古勘察中，发现了一块陶片。他弯腰拾起，内心即被深深触碰，像一只翱翔在天空的鸟突然被一处迷人的风景所吸引。按说，对于整天和文物打交道的考古人，一块在地表拾到的陶片，犹如一束麦穗之于农民，一个零件之于工匠，本来已经不会在心里掀起太大的波澜。但是，他端详着手里这块陶片，心里却有一种冲动，他断定这不是普通陶罐上的残片。当他在周边的泥土里又找到两片带有嘴和鼻子的陶片时，血脉贲张，心跳骤然加快。他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奇特的感觉，仿佛自己摩挲的不是几块陶片，而是历史神秘的纹理、祖先沧桑的肌肤，他预感到将有震惊中外考古界的奇迹发生。
回到博物馆，王泽小心翼翼地将几块残片拼对，陶片呈现出来的神情简直让他灵魂出窍。它的眼睛似乎仍在转动，它的声音呼之欲出，它好像有灵魂附体，目光如剑出鞘，穿越了堆积如山的日子，流露的分明是不甘、孤傲和一缕难以言说的诡异。王泽赶忙请来馆长、著名考古学家田彦国。老田同样惊诧不已，他以丰富的职业阅历当即做出判断，这应该是一尊典型的陶塑神像，很可能是红山文化考古学的重大发现。陶片的断裂处印痕新鲜，证明是不久前才破碎的，于是又叫上一个同伴，三个人立即驱车130公里，回到发现陶片的兴隆沟村。这之后历经两个月，费尽周折又找出了一百多块陶片，并从中筛选出了60多块估计与陶人有关的残片进行拼接、粘对。
尽管发现第一块陶片时，考古学家的灵魂就为之震撼，但是面对一尊用65块残片粘接、拼对而成的陶人，他们更是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一尊陶人，分明就是一位从远古走来的王者或者巫者——神秘高贵，气宇轩昂。
德国美学家莱辛在评论古希腊雕塑“拉奥孔”时，曾详细阐述过时间艺术与空间艺术的关系，认为造型艺术应当挑选整个“动作”里最耐人寻味和想象的“片刻”。制作这尊陶人的工匠早于莱辛五千多年，两人更是分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断代，但是他选择的“片刻”的确耐人寻味：陶人双手交叉，盘腿而坐。神态肃穆、安详，略带一些诡异。它的上身略微前倾，目光专注，嘴巴圆张，显然是在发号施令或者传道作法。与它对视，你似乎可以感觉到远古的气场扑面而来，像是氤氲在时间之河上的水气、弥漫于历史隧道中的雾霭，诡异、神奇，还略带一股欲说还休的张扬。
分布于内蒙古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与中原仰韶文化同期，年代约为公元前4000年至前3000年。这尊陶人是目前所知第一尊、也是最大一尊能够完整复原的红山文化整身陶人，在中国同时期的史前考古材料中极为罕见。专家论证，它距今在5300年前，所代表的正是活生生的先祖形象，很有可能与祖先崇拜有关，或者就是五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共有祖先。
因此，这尊陶人被学界尊为“中华祖神”。
陶人的身份之谜
此刻，我们正肃立在敖汉旗博物馆敬放“中华祖神”的展柜前。
见到“中华祖神”的那一瞬，我也被震撼到了，仿佛被来自远古的石镞飞镖击中。历史，并不一定是教科书上呆板的文字，它也可以成为一尊雕塑，鲜活地站立在你的面前，与你对视，和你交流，尽管中间已经横亘着五千多年的烽火云烟。
田彦国馆长是“中华祖神”出土的重要推动者和见证人。他告诉我们，专家确定这尊陶人的身份是红山文化晚期的巫者或王者，有充分的依据：发现陶人的兴隆沟村是红山文化的核心区域，类似于现在的“行政中心”。进一步的考古发掘还表明，有为陶人专门建造的房间，彰显其身份的尊贵；陶人戴冠并有帽正，这也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红山文化时期，神权与王权其实是合二为一的。巫与神进行沟通，而巫一般是由王来出任。
且让我们请出至尊的巫者，还原一次当时盛大的祭祀庆典。
远古时的祭祀活动像我们今天祭祖一样，有着严格的程序和庄严的仪式。王或巫据此代天而言，传导神的意愿。那时候，社会管理的职能主要通过祭祀活动运作和体现。天地生成万物，祖先繁衍子孙，祭祀的内容既有对天地、亡灵的祈祷，也包含图腾崇拜和生殖崇拜。
一块突起而平缓的台地，依山傍河。天苍苍、野茫茫，辽阔的草原上暮霭四合，夜色初降。星星开始闪烁，月亮在云朵后潜行。一团团的云在天幕上翻滚，变幻出不同形状：时而如巨龙腾飞，时而像海浪奔涌。在先民的眼中，那是神的踪迹，令人仰视。
巫者居中而坐，神色庄严而诡异。祭台上摆着美玉雕成的祭祀礼品。玉是通灵的神器，巫要借助玉与神沟通。他的双眼凝视着前方，目光穿过迷离的夜色，有些怪异，有些冷峻。此刻，他已经变身为神，履行着与神沟通的职责，必须有着神的尊严与威仪。尽管他和匍匐在他面前的先民们一样，上身赤裸，但他的长发不是披散在肩头，时而遮住面颊，而是戴着用兽皮做成的帽子，长发盘折，用一条美丽的皮带捆扎得一丝不苟，形成横向的发髻。特别显示他尊贵身份的是帽冠正中，那一块用美玉制成的长方形“帽正”。中国古代形成过一套完整的衣冠制度，或许由此可见端倪。
祭祀活动开始，鼓乐齐鸣。这之前两三千年，红山先民们已经断骨为笛，今人用出土于八千年前的骨笛尝试各种不同的演奏指法，竟可以吹奏出精确的七音节古韵新调，令人疑为天籁。在隆重的祭祀活动中，想来乐器是必不可少的。那乐声应该低回悱恻，类似笙箫，兼有号角之声，在黑压压的人群上空弥漫。乐声渐强，一只只火把依次点燃。先民们高举过头，随着乐曲跳起神秘的舞蹈，那是先民对祖先和神灵表达心中的敬畏。火把在夜色中有节奏的晃动，形成了各种神奇的图案，那是对神的呼唤。火把在祭祀中的神奇作用影响至今，现在一些庆典活动中的火炬传递便有远古时祭祀的影子。
夜一挥手，为长天大地罩上了深黑色披风，一只只燃烧的火把成了披风上的豪华饰物。
巫者开始作法。他先把美玉雕成的祭祀礼器高举过头，口中念念有词，以打开与神交流的通道。然后深深吸进一口气——那是五千多年前的空气，纯净、躁动，夹杂着一股醉人的青草气息，缓缓地由胸腔内发出一声长鸣，低沉而持久，诡异并饱满。在先民的眼中，巫即他们的王，也是他们的神。此刻，巫圆张着嘴，发出的低嚎或许只是单音节的吟诵，或许是某种简单的谶语，但传递的都是神的信息，无不摄人心魄。于是，虎狼远遁、倦鸟归林。男人们长揖而跪，女人们则一脸虔诚伏地不起。襁褓中的孩子也停止了啼哭，睁大好奇的眼睛，凝视着夜空中飘过的一团团云絮。
巫者进入心造的幻境：云遮雾绕、紫气升腾。他开始与神沟通，一阵晚风吹过，打着尖利的呼哨，巫者把它视作神的回应。他看到了云层背后飘然而至的神，端坐在莲花之上，身后衬着七彩虹霓。神一说话，便如瑞风吹拂；神一挥手，便有甘露普降。巫觉得已经变成了手擎火种的智者，正引领着族人度向神点化的仙境……
祭祀完毕，巫飘然而去。先民们望一眼巫的背影，目光中充满敬畏。远古的祭祀活动，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礼乐制度，也由此形成了孔孟儒家文化的最初源头。
文明的太阳升起
时光如电光火石。倏忽之间，我们从远古回到现实。
“中华祖神”的出土所以令考古人惊喜，不仅在于它对研究先民的祭祀活动和社会生活意义重大，更是由于它的出土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提供了一个实证。
我们说中华有五千年文明史，即便从夏以降也只有四千余年。所谓五千年，是将伏羲时代起始年定为公元前2952年，以此推算，中华文明大约有五千年历史。不过，伏羲是神话传说，并非正式的国家概念，它是可以被构建的。没有实证，就很难被世人认同。曾有很大影响的疑古派就认为，古史传说中所指的时代越久远，后人做伪的成分就越多。因此，汉代以前的史书无不可疑，“东周以前无史”。后来出土了商、夏和新石器时代的诸多考古成果，此说才被否定，但争论并未止息。
何为文明？学界认同的标准有四要素：铜器、城市、文字和原始国家。其实，距今约一万年前，中华文明便开始了它的起源历程。到了伏羲时代，也就是距今约五千年前，文明的四大要素已经在中华大地上不止一个地方显现，所以学界有“一体多源”和“满天星斗”说。仅以敖汉而论，西台遗址发掘出土了铸造青铜器的完整陶范，距今5300年，满足了要有冶炼场所的条件；草帽山祭祀遗址发现了刻画在陶器上的“米”字、“十”字符号，很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象形文字，距今5500年；城市的雏形可追溯到八千年前的兴隆洼文化遗址，四周有环壕围拢的100余间房址，布局有方，排列有序，总面积近七万平方米。在遗址中心区并排有两间140平方米的大房子，被学界称为是“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遥想当年，擦肩摩踵、呼儿唤女，这里该是多么喧嚣热闹的一座城市啊！原始国家的形成则可以从距今5500年的牛河梁遗址找到证据。该遗址由大型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群址组成。泥塑残片表明，女神庙里的泥制女神雕像，小的与真人等同，大的是真人的两到三倍。庙内还有壁画、泥塑的龙和陶制的祭器。专家认为，如此庞大复杂的祭祀中心，绝非一个部落的力量所能建造和拥有，只能是更大的一个政治共同体崇拜共同祖先的宗教圣地。在工具缺乏、技术落后的远古，能动用浩大人力，营造如此繁杂的陵墓，墓主人生前应该具有“号令天下”的身份。
如果把中华文明比作一轮喷薄欲出的红日，那时历史的天空云雾初开，霞光四射。随着敖汉人口增加，农耕文明发展，社会的礼仪和规范日渐完善，生产力水平进一步提升，用学界泰斗苏秉琦先生的话说，“文明的太阳”已经在敖汉冉冉升起。
那是一个早晨，也许是一个黄昏。是什么时段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一间制陶作坊里，一件杰作接近完成——一尊高度写实的雕塑神像。工匠年近不惑，隆起的剑眉下是一双黑白分明的眼睛。常年与泥巴打交道，他的双手骨节突出，双臂略一弯曲，肱二头肌便像两座小山包一样隆起。街市上人来人往，店铺、客栈和各种手工作坊星罗棋布。但在多个同样的制陶作坊中，他的技艺最为娴熟，因为他的模特竟然是不久前主持祭祀的巫者。此刻，巫已还原为王，正庄严地端坐在铺着兽皮的木台上。王的姿势是工匠确定的，王也乐意接受，因为他们都认为，截取的这个“片刻”最为传神、最有威仪。
工匠在完成最后一道工序——为陶人镶嵌眼睛。透过稀疏的树叶，阳光在地面上铺了一层碎金。微风一吹，碎金晃动，变幻出不同的形状。本来，工匠可以用两颗美玉做眼球，但是为了更加逼真地还原巫者的神韵，他用了两粒陶制的球。眼睛镶好后，陶人立即被赋予了灵性，如同一尾放归江河的鱼，扑棱棱游向生命的深处。王对工匠的技艺十分信任，他知道，这尊神像烧制后将有等同于他的身份与威望。王并不衰老，但是在缺医少药的远古，为了氏族部落平稳运行，及早预备一个“备胎”并非多虑。他仙逝后，后世王侍神时，这尊陶人将被敬作神，平日则会置身于为它专门建造的房间里，以先知先觉的化身听取人们商议大事。在先民的观念里，死者始终与生者同在，王生前为王，死后就成为了神。工匠制作的这尊陶人，鼻孔、嘴、肚脐、耳朵都是通透的，为的是便于逝者的灵魂出入。
应该是一个秋天。萧萧远树疏林外，一半秋山带夕阳。匠人选择这样的日子为王制作神像，是因为这是烧制陶人的最佳季节，既没有盛夏的酷热，又没有冬日的寒冷，有利于陶人干燥，而干燥的过程直接关系到烧制效果。王起身整一整帽冠，走到泥塑前眯起眼睛端详了一阵儿，面露愉悦。他走出作坊，门外，挺拔的胡杨树上拴着一匹深褐色的蒙古马，筋骨适度、健硕精悍。王一翻身跃上马背，挽住缰绳双腿一夹，蒙古马昂起头一声嘶鸣，绝尘而去。工匠则对着王远去的背影长揖而拜，他是因为王认同自己的劳动心怀感激。嗟乎，个体之于历史似乎渺小，但渺小的个体却常常在历史的竹简上刻下深深的标识。显赫者被史书记载，卑微者为岁月尘封。工匠洗去手上的残泥时，绝对没有想到，五千多年后，他制作的这尊陶人将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收获，被炎黄子孙作为共同的先祖祭拜。
同时期的陶人非此一尊。不过，只有它幸运地一路从远古走来昭告世人：中华文明在五千年前已经成型。陶人所具有的社会功能，标志着当时的社会管理规范而有效；陶人所体现出来的制作水平，又折射了当时生产力的发展水准。敖汉旗博物馆的考古人员为了体味先人制作陶人的情景，曾经费劲巴拉复制了一尊，但其神韵却远远不及出土的陶人，说明我们先人的艺术感受力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田馆长告诉我们，连最为挑剔的西方学界也认同了这一点。这之前，他们曾经认为红山文化没有进入成熟的文明社会，理由就是还缺少艺术。没有艺术，谈何文明？“中华祖神”无疑是价无可估的艺术瑰宝，它的出土令西方学界一片哗然，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确是名副其实了。
解析人类生存密码
我有一个疑问：“中华祖神”为什么会在敖汉出土呢？
田馆长笑而不语，他领我在博物馆参观。馆中陈列着敖汉出土的各种文物上千件，其中不乏国宝级文物。依次排开的展柜有如一条蜿蜒的长龙，跟在他身后，我仿佛走进了一条时空隧道。老田在一排展柜前停下，说你且仔细看看这些出土的玉器——
我知道，华夏文明因玉而始。远古时期，“巫以玉事神”；进入封建社会，“君子以德比玉”。作为重要文化载体的玉，见证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发展全程，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等传统理念，比附于玉物理化性能的各个特点，又使玉蕴含了深刻的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和人文理念。因此，季羡林先生认为，如果用一种物质代表中华文化，那便是玉。我素来敬玉，却不知道玉是红山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敖汉出土的各种精美玉器大都在八千年以前，敖汉原是中国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此刻，这些出土的玉器就无声地躺在旗博物馆镶着玻璃的展柜里。
远古和现实，只隔着一道五毫米的玻璃。你把脸贴近展柜，玻璃会映出你的双眸。你敛声屏气，先民用简单工具打磨玉器的情景会一一浮现在眼前：他们长发披肩、腰系兽皮，或蹲或坐，神情专注地执于一念。冬雪秋风、春花夏雨，锲而不舍。一件件玉器制成了，其精美的程度简直让你疑为是天人之作。
五毫米——五千年，历史真是诡异。细想，长与短、动与静、真与伪、美与丑、大与小、冷与热，以至战争与和平、摧毁与构建，但凡事物的两极，其实常常存于一念。一念，刹那之间，二十念才为一瞬，时间的长度实在微不足道。但是无数个付之于行的一念，成就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合上，是一座厚重的大山；展开，是一幅感人的长卷。
展柜中有三条出土于五千多年前的玉猪龙，猪首龙身、雕刻精美。由此我想到龙。
龙是一种图腾。最初的龙应该是一个模糊概念，出于对自然界风雨雷电的恐惧与敬畏，远古的先民认为这一切应该是由一个神秘的庞然大物所主宰的。龙，隆的谐音。先民由自然界的隆隆雷声引发联想，便以“隆”称谓这个庞然大物，后来有了文字，即以龙名之。但龙是什么样子，没有人知道。远古的图腾会对应于自然界客观存在的动植物，古谚曰：猪乃龙象。猪与原始农业相伴相生，龙则是农业文明的产物和象征。玉猪龙出土，说明早在远古两者就有了某种渊源。而且，它的形态与商代甲骨文的龙字完全吻合，证实了玉猪龙是中华龙的本源，敖汉也是龙崇拜的最早发端地。
田馆长告诉我，兴隆洼文化遗址发掘的人猪合葬墓距今八千年，反映了敖汉先民对猪的图腾崇拜。同属于兴隆洼文化遗址范畴的兴隆沟遗址，还发现了由野猪的头骨和用石块与陶片摆放出来的S形躯体，距今也有八千年历史，被专家认为是最早龙的雏形。龙的起源与崇龙习俗的形成，在敖汉旗境内有相互衔接的考古实证资料。
言及于此，老田双眸发亮，笑道：刚才你问我为什么“中华祖神”会出土于敖汉？现在我可以回答你了，敖汉是蒙古语，翻译成汉语就是老大，它有各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四千多处，既是中国玉文化的发源地，又是龙文化最初的摇篮。而且在八千多年前，敖汉先民就已经开始了粟的培育与种植，开启了农耕文明的序幕。前推一万年，人类的繁衍生息没有断层、没有缺环，在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极为罕见。“中华祖神”出土在这样厚重的土地上，不是顺理成章吗？
要离开了，老田恭恭敬敬走到“中华祖神”面前，双手合十，深情祭拜。我心头一动，也依他的样子，默然肃立——
红丝绒底座，长方形玻璃罩，高55厘米、红陶烧制而成的“中华祖神”就端坐其中。它已经这样端坐了5300多年，一次次日出日落，一年年季节交替，历史湮没了多少鲜活的故事，岁月填平了多少记忆的鸿沟？旌旗变幻，在时光的叹息中，一顶顶皇冠落地；壮士悲歌，在先人的奋斗中，社会一步步前行。因为有了文明之光的烛照与引领，中华民族得以破茧成蝶、浴火重生。作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它又以残破黏合之身，让今天细细抚摸身上的每一寸肌肤，去解析人类繁衍生存的密码。
面向神秘的“中华祖神”，我深鞠一躬，在心中默默祈祷：愿天佑中华，生生不息，万世永续！
（作者系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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