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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6日 星期六

    弘扬长征精神 繁荣文艺创作

    ——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座谈会发言摘登

    作者:本报记者 张哲浩 本报通讯员 甲贝 《光明日报》( 2016年11月26日 07版)
    《千里雷声万里闪》剧画册跨页
    《千里雷声万里闪》剧照

        【对谈】

     

    本期嘉宾

     

        李 准 中国评论家协会名誉主席

     

        蒋建农 中央党史研究室一室主任

     

        褚 银 军事科学院研究员、军史专家

     

        黄如军 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

     

        康志勇 著名编剧

     

        张 前 著名导演

     

    本期主题

     

        今年是长征胜利80周年,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是文艺战线的光荣使命。

     

        10月11日和10月26日,中宣部先后两次在京召开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总结《千里雷声万里闪》的创作经验,充分肯定《千里雷声万里闪》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并围绕新时期影视文艺作品如何更好地担当历史责任、繁荣文艺创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

     

    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的精品力作

     

        李准: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在蜿蜒的长征之“线”上,有两个重要的“点”:一个是出发点,一个是落脚点。长征三军大会师的这个落脚点,就是陕北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今年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第一个长征题材的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就聚焦于这个落脚点,以宏大的视野和浓重的笔墨表现了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巩固和发展的历程。

     

        长征精神的内核是什么?如果要我来概括,那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红军怀揣着让所有受苦人都能获得尊严的崇高理想,不管在任何历史时期,我们都应该积极地去追求这种崇高之美、信仰之美。《千里雷声万里闪》正是记录这样一群人追寻理想的传奇故事。这种精神,是当下的我们最需要的。

     

        褚银:历史是有温度的,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我们党领导的红军长征,谱写了豪情万丈的英雄史诗。这个伟大壮举将永远铭刻在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时代在变,条件在变,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没有变。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需要继承和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反映陕甘边根据地那段红色历史的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是献给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一份最好礼物,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的最好纪念。我感觉这部剧很好看,能吸引人眼球,能抓住人的心理,关注人物的命运。

     

        张前:在创作时,我们将“传奇”作用在人物性格的塑造上,使得剧中人物的情感更加浓烈饱满,产生出强烈的戏剧张力,故事更加曲折跌宕、更加引人入胜,大大增加了全剧的观赏性。电视剧《千里雷声万里闪》,不论是题材,还是制作,对我们大多数创作者来说,都是一次难得的创作实践。希望红色题材作品在艺术上有更多的创作空间,希望正能量的影视作品能有更好的制作条件,希望播出平台给予严肃负责的电视剧以更大的鼓励与支持。

     

    填补陕甘革命历史题材剧创作空白

     

        李准:革命历史题材定义很清楚,就是要反映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之后,如何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民族独立的。我认为,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要用影视体裁表现,主人公是革命领袖人物,主要内容就是写重大历史事件,如何更鲜活地表现,是需要下功夫的。

     

        《千里雷声万里闪》表现了从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到1935年暂时摆脱了“左”的干扰后取得反“围剿”胜利的进程。这正是陕甘边根据地最艰苦、最纠结、最辉煌也是经验最丰富的一段。剧中红军的斗争对象是国民党反动派势力、地方反动派势力、地方反动军阀和顽固的封建势力,而红军内部的主要矛盾,则是以主人公廖惊北、刘仲然代表的陕甘红军和特派员强行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斗争。这样描绘陕甘红军、表现陕甘红军的兵运工作,在影视剧中还是第一次。

     

        褚银: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是“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主创人员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对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挖掘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硕果仅存”的深层次原因,客观评价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作为“落脚点”和“出发点”的重大意义及历史影响,热情讴歌了陕甘边区革命先辈的精神品格和那段革命历史给后人留下的宝贵财富,系统地、全面地和客观地展示了陕甘红军从无到有、从弱到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建立过程等一系列历史事件和各种重大转折及关键节点,填补了这一段革命历史在影视剧创作方面的空白。

     

        蒋建农:从党史研究的角度看,该剧以1928年渭华起义失败到1935年西北军委成立为大的历史背景,艺术再现了以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艰难困苦条件下历经艰险创建陕甘红军和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光辉历程。总的历史脉络无误,政治取向正确。 

     

        黄如军:该剧写清楚了大革命失败以后,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时候,陕甘、陕北和西北革命根据地艰难创建的过程。剧中情节是虚构的,但其实这些情节都是有真实背景或者有真实原型的,编剧和导演把这段历史吃得比较透,对历史线索比较清楚。全剧能够反映出西北红军艰难创立的过程。把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红军抗日的“出发点”这个硕果仅存的根据地艰难形成的过程以影视剧的形式创作出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填补空白的电视剧作品。

     

    尊重历史和艺术创造的高度统一

     

        蒋建农:该剧情节起伏跌宕,人物刻画生动,服装场景真实,十分自然地把政治教育与艺术再现融为一体,以情感人,以理服人,是近些年少有的优秀电视剧。该剧不是用真人真事,对号入座,也不是严格按历史线索,照章叙事,而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用文学手法重新创作,艺术再现历史。

     

        褚银:毛泽东曾高度评价说,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段历史本身就有很强的传奇色彩,由此形成了该剧传奇的故事架构。该剧由于做到了尊重历史和艺术再创造的完美统一,使剧作具有很强的观赏性和较高的收视率。

     

        《千里雷声万里闪》在真实客观的历史背景下,用传奇的手法塑造了廖惊北、刘仲然、秦显鸿等一批鲜活的艺术形象。虽然他们和陕甘红色历史人物对不上号,但这些艺术形象所表现出的信念、境界和言行却能在陕甘红色历史人物身上找到根源,并且让人们看到他们在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的历史足迹。该剧定位“红色传奇剧”,这就使该剧有了较大的创作空间。

     

        黄如军:这部电视剧反映了革命的艰苦,更反映了革命英雄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这个特点非常明显。它不是完全写真实的人物,但是以真实的事件、真实的地域、真实的人物为基础,写出了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信仰。

     

        康志勇:写重大历史题材影视剧应该对革命历史有深刻的了解,另外就是要从骨子里对这段历史真正地热爱,否则很难全身心地投入创作。作为编剧,要发自内心地喜欢这段历史,而且要沉下心做,要把可看性考虑在写作中,但不能搞那些哗众取宠的东西,要抛弃那种纯粹的戏剧性行为。

     

        张前:在创作《千里雷声万里闪》的过程中,所有问题都聚焦到能否在真实的历史和传奇故事之间寻找到一个突破点。最终确定“传奇史诗”成为本片的总体风格与气质,即生动的人物故事与凝重的历史感并重。

     

        所谓“史诗感”不仅仅表现在画面的凝重与节奏的张力上。我们力图从当时的历史人物的思想层面上考虑当时的问题,找到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这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难点,不能为了追求戏剧矛盾冲突而对历史妄加取舍。我们都没有亲眼见过那个时代,因此我们创作的重点不放在追求历史真实上,而是放在追求真实的历史氛围与质感上。让观众通过造型(环境的、人物的)感受到当时的历史氛围。

     

        李准:该剧在叙事方式上,融宏大叙事、家族叙事和个人生命体验叙事为一体,许多情节不仅把戏剧冲突推向了极致,同时也把对人物灵魂的拷问推向了极致,具有很强的精神震撼力。

     

        剧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的形象,都有独特、鲜明的个性。特别是廖文举和廖惊北这两个角色,作为血缘上的父子、政治信仰上的对手,形象多面。另外,季鹰天这个“左”倾教条主义“钦差大臣”的形象,陈铮夫这个把党员身份和荣誉视为第一生命的形象,李庭云这个以儒自诩实则无比阴险毒辣的军阀形象,也都血肉丰满。

     

        最特别的是,创作者在回望严峻的历史时,又发现了历史进程本身所包含的某些幽默感,因而在生死较量、火花四溅的正剧叙事中又辅以一种看似无心的喜剧色彩,尤其是季鹰天被剃胡子、李庭云在广场降半旗念悼文、廖文举在喊龙塬大钟下“三气赤发鬼”等几段最为精彩。我相信,《千里雷声万里闪》的故事和人物会长久地在观众中流传下去。

     

        如何处理历史史实与艺术虚构的关系,这是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的命门所在。为了便于故事结构的搭建,《千里雷声万里闪》具体人物、具体地点都是虚构的,但这部剧的框架却非常符合历史真实,对历史真实和艺术虚构的关系处理十分恰当。主创可以说文史双修,以高度负责的精神准确把握了陕甘边根据地创建和陕甘红军斗争的革命事实。

     

        (本报记者 张哲浩 本报通讯员 甲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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