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的通史情缘

    【追忆】

    中国史学上的“通史家风”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哺育和涵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史家不断献身于通史编纂的名山事业。这是中华民族绵延不绝、赓续薪火的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文化特质。

    近代以来，撰写中国通史始终是众多中国史家矢志不渝的崇高追求。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多卷本巨制——《中国通史》将这一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白寿彝（1909—2000）是著名史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在中国通史编纂领域建树颇丰。1962年，白先生参加了巴基斯坦举办的国际史学大会。国际友人向中国代表表达了希望看到新中国史学家编写的历史著作的心声。作为历史学家，他深受感动和鼓舞，决意要在有生之年抓紧时间撰写一部中国通史。

    然而，“文革”爆发，白寿彝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关进了“牛棚”，无法正常开展工作。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的年代，中国通史的写作计划仍在他心底酝酿。

    1972年，周恩来总理提出要编写中国通史的任务，相关部门曾两次组织写作班子，但都没有成功。此时，白寿彝撰写中国通史的信念依旧坚定不移：“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有这么长这么丰富的历史，我们不能满足那么简单的几本小书，这跟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不相称。”白先生将撰写中国通史作为历史和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提升了自身的精神境界。

    1974年，白寿彝再次访问巴基斯坦，国际学者纷纷打听中国历史新著情况。白先生无言以对，心里很难过。虽然距离上次访巴已经过去了12年，但中国仍处于“文革”时期，不可能拿出新成果来。他后来回忆道：“外国朋友对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是这样重视，我感到吃惊，同时也为没有写出一个字而感到惭愧。”

    1975年，当客观形势稍有好转时，白寿彝便立即开始着手实施酝酿已久的中国通史编撰计划。他首先组织力量写出了200多万字的中型中国通史草稿。由于“题无特色，文无新意”，没有统稿基础，只好放弃。

    白寿彝从1977年转而组织精干力量编撰小型中国通史。1979年，当经历了文化沙漠的人们急欲渴求精神食粮的时候，他将30万字的《中国通史纲要》交付出版社。该书一经出版就受到了学术界的欢迎，发行总数逾百万册，并有英、日、西班牙、德、法、罗马尼亚、阿拉伯、意大利、世界语等多个语种版本问世，在世界上拥有大量读者，美国有些州甚至还将其作为学校的教材。

    《中国通史纲要》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也是“文革”后学术界出版的第一本历史著作，深受读者欢迎，并因此获得了全国首届通俗政治理论读物一等奖。

    1980年，《中国通史纲要》完成出版后，白寿彝就开始了大型中国通史的编撰工作，而此时的他已年逾古稀。

    一个学者已经走过了70年的人生道路，还能实现编撰《中国通史》这个夙愿吗？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白寿彝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说出了一句平实却也极不平凡的话：“我7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句话既充分显示出白先生对生命的热爱和对生命价值的珍惜，同时也是超越一般学术观点的一种治学精神和文化境界。

    白寿彝曾说过，天地万物没有一件逃得出荣枯、盛衰、生灭、有无之理，但一个顽强的生命需要一个坚固的支撑架。很显然，晚年的他把学术事业，尤其是把编撰《中国通史》当成了生命的支撑架。

    用尽可能完美的体裁来编撰一部贯通古今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是白寿彝多年来的心愿，他把这视作一个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

    20年的时光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短的一瞬，然而对于一个70岁的老人而言，却意味着他生命的全部。1979年，年届古稀的白寿彝雄心勃勃、腰板挺直、步履矫健、笑声朗朗，全无老年人的暮气。但1400万字书稿的修改与审定，以及纷繁复杂到常人无法想象的组织协调工作，耗去了他整整20年的光阴。

    时间到了1999年，当人们欢欣鼓舞聚集在北京庆贺白寿彝先生九十华诞和《中国通史》全部出版之际，他却连站立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这位睿智的老人，为了编纂这部巨著已罄尽了所有。

    在《中国通史》长达20年的编撰过程中，仅主编就有20多位，作者达500位之多，而一个耄耋老人毫无怨言地承担下了所有的组织协调工作。

    从1975年，白寿彝提出编撰《中国通史》的倡议，得到了众多响应；到1979年，召开多卷本《中国通史》第一次编写工作会议；再到1983年《中国通史》编纂课题被定为国家重点科研项目。整整八年，没有科研经费的支持，完全靠着白先生的人格魅力和个人学术威望开展工作。

    在《中国通史》众多的主编和作者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寿彝相交多年的挚友，如考古学家苏秉琦、甲骨文专家胡厚宣、科技史专家王振铎，语言学家季羡林，历史学家周一良、何兹全、韩儒林、史念海、王毓铨、陈旭麓、韩国磐、陈光崇，等等。著名史学家侯外庐担任全书编撰工作的顾问。白先生曾多次在书中由衷地感谢这些与他有着半个世纪友谊的学界同仁，感谢他们对《中国通史》编撰工作的鼎力相助。

    如果没有白先生在学界的威望和号召力，如果没有白先生持之以恒的组织和联络工作，如果没有白先生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决心，很难想象这部大通史能在磨砺了整整20个春秋后完整地呈献在广大读者面前。

    白寿彝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从通史的组织工作一直到撰写题记、定稿及选图编目工作，都是他亲自做的。他不放弃任何机会孜孜不倦地工作，包括四次住院手术和去北戴河疗养的日子。

    白寿彝每次都把病房当作工作室，资料书稿堆满了整个房间。在双目几近失明的状态下，他凭借顽强的毅力，采用耳听口述的方式，完全通过思维能力组织文稿的写作和审定。在审稿过程中，白先生非常认真，遇到任何疑点，一定要核实。

    就这样，白寿彝坚持将1400万字的书稿审阅、修改完成。

    白寿彝不仅是整部《中国通史》的总主编，而且还是《中国通史·导论卷》的主编。《导论卷》共分九章，其中六章都是经过集体讨论，最终均由他本人亲自修改、增删、定稿的。

    白寿彝撰写的《导论卷》第一章“统一多民族的历史”，深入系统地探讨了中国历史上一系列的重要历史理论问题，尤其是关于汉族、少数民族与中华民族关系问题的认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它不仅是《导论卷》的核心篇章，更是整部《中国通史》的灵魂。

    在这一主旨下，《中国通史》真正实现了白寿彝主张的民族平等思想：要把多卷本《中国通史》写成一部“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而不仅仅是汉族的历史。

    《中国通史》为如何恰当反映多民族共同缔造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明史方面提供了范例。白寿彝吸收了中国古代多种史书体裁的基本形式，以章节体的形式而融入纪传体等传统史书体裁的风格，创造了通史编撰的“新综合体”。

    新综合体分序说、综述、典志和传记四部分，容纳了极为丰富的历史内容，活泼了历史编纂形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使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一个全局的、立体的、动态的认识。综合体是白寿彝先生对中国史学发展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1999年3月，白寿彝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4月26日，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隆重的学术研讨会。会前，白先生收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贺信，贺信高度评价了这部《中国通史》的意义和价值，也高度评价了他“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学术品格和学术追求。戴逸先生认为：“这是一部空前的巨著，是20世纪中国历史学界的压轴之作。这是白老心血所萃，是对学术界的重大贡献，是他献给本世纪的珍贵礼物。”

    白寿彝对于中国通史编纂事业的追求和贡献，再次昭示出中国学者勇于创新、不懈追求的通史精神，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树立了典范，同时也展示了当代中华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和深刻的阐释力，是当代学者文化自信的生动写照。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