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抱未来的博物馆

    11月10日至12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中国联合举办的“国际博物馆高级别论坛”在深圳成功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的160余名博物馆馆长、代表以及专家学者参加了本届论坛。会上，科技时代未来的博物馆发展新兴领域成为一项重要的议题，引发了众多中外博物馆馆长的积极探讨。

    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记录工具

    “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不再是博物馆的可及性，而是调整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要更好地满足公众教育方面的需求、娱乐方面的需求。有些博物馆在最初创建之时的情况和目的已经发生了变化，而且现在我们有了新的技术，可以借助此来提升公众的观展体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助理总干事弗兰西斯科·班达林说。

    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员国通过了首个关于博物馆的国际文件，即《博物馆人人可及最有效做法建议书》。55年后，考虑到全球化背景和全球文化事业的发展，2015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8届大会上通过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与加强博物馆与收藏及其多样性和社会作用的建议书》，重新调整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的关系。

    当前，随着旅游业、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博物馆已不仅仅再由建筑和藏品定义，许多博物馆已经在全球化背景下采取了一种海纳百川的发展策略，同时应用新技术拓宽受众面，打破地域和时空的限制，让全球各地的观众参与其中，并纷纷与学术机构展开合作与研究。例如大英博物馆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是互联网上搜索最多的文化机构，卢浮宫的网站每天能接待4000名日本访者。

    谈到新历史语境下的博物馆，德国柏林佩加蒙博物馆古西亚地区分馆马库斯·希尔格特认为，目前博物馆最大挑战是科技化和数字化转型，也是最大的机遇与潜能。“我认为博物馆可以努力结合科技抓住潜能，要吸引年轻的人群，让他们知道博物馆的使命、内容和传递文化的责任。”马库斯·希尔格特说，“博物馆是记录人历史的工具，告诉人类过去发生的故事，博物馆的好处在于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使得全世界不同的学者从不同视角重新阐述历史，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文化多样性，因此，不管是交流方式还是内容，博物馆都应该准备为未来而努力。”

    新技术驱动的公共文化载体

    随着当前互联网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博物馆与受众的传统关系正在发生改变，展览、户外活动、公共讲座，让这里不再仅仅是观赏、学习的空间，也成为不同文化群体的表达平台，而新技术的驱动，也让博物馆的可及性大大提高，成为多元的公共文化载体。

    巴西明日博物馆是一所科学博物馆，馆中通过运用一系列技术手段，让观众体验想象、探索构筑未来的情景。“我们把技术作为工具，来打造明天的平台，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成为昨日的博物馆，”馆长里卡多·皮格介绍说，他们的重点之一就是采取机构合作，比如说和麻省理工学院、伦敦科技大学和教科文组织进行连接，作为一个合作平台获得这些数据和报告，以此充实展览内容；同时会进行辩论和研讨会，设立了创新实验室，通过艺术、技术、科学之间的关联来激励观众，提供思想的源泉。

    “目前，全球博物馆更加关注和推进自身变革，融入现代科技、融入当代生活，我国各地的博物馆也同样通过互联网技术应用和创新设计等方式，纷纷加大了文化产品开发力度，通过研发文化产品、提供差异化优质有偿服务等途径，为公众提供了相应服务，延伸和拓展了陈列展览的展示服务空间，”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这顺利地实现了对博物馆文化更深入、更广泛、更持久的传播，同时又增强了博物馆自我造血功能，减少了对财政单一补贴机制的依赖，实现博物馆的可持续发展。

    巴西圣保罗全球当代艺术博物馆卡洛斯·布兰道表示，未来的博物馆应当不仅仅收藏珍宝，也应该收藏如今人们的日常生活，为人类的后代留下历史资源。“欧洲和美洲的博物馆都是1900年以前建立的，这也是为什么如今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宝贵的历史珍品。”布兰道认为，博物馆不仅是具有展示功能，更重要的是保藏、研究和共享，让后代看到人类历史的进程，为历史研究提供新的途径，因此其呈现方式应该是多样的，未来的博物馆应当通过科技让年轻人更加易于接受理解，而不是用传统单一的信息传递方式来陈述。

    （本报深圳11月11日电  本报记者 党文婷 严圣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