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凯恩斯主义

    【经典重温】

    本书以如此复杂的方式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简单的。困难之处并不在于新思想，而在于旧学说。

    ——J.M·凯恩斯写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的序言

    1936年，凯恩斯发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标志着由凯恩斯创立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诞生，从而实现了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被称为经济学上的“凯恩斯革命”。这是西方经济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由此翻开了20世纪经济学的崭新一页。

    事实上，《通论》出版初期曾受到经济学家们的批判和质疑，也曾引起广泛的争论，但《通论》的基本观点不久便被经济学界所普遍接受。后来凯恩斯的追随者们对《通论》进行了大量的诠释、修补和发展，逐渐形成在理论和政策上具有广泛影响的凯恩斯学派，或称凯恩斯主义，其经济理论基本上被视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同义词。因此，在经济学说史上把从《通论》出版直到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称作“凯恩斯时代”。

    凯恩斯学养深厚，经历丰富。他的父亲是剑桥经济学家和逻辑学家，母亲曾任剑桥市长。其经济学传承于剑桥大学马歇尔和庇古两位大家，先后担任过财政部顾问、保险公司董事长，投资公司负责人，以及西方经济学权威杂志《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44年，凯恩斯出席了雷顿森林国际会议，协助建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理事。凯恩斯一生著作颇丰，但重要的是“三部曲”，即《货币改革论》（1923年）、《货币论》（1930年）、《通论》（1936年）。因此，凯恩斯是为数不多既擅长经济理论研究，又擅长投资和社会实践的经济学家。

    英国《泰晤士报》曾如此评价凯恩斯，他是一位天才，作为政治经济学者，有着世界影响……要想找出一位能与之相比的经济学家，我们必须上溯到亚当·斯密。因此，凯恩斯及其《通论》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任何伟大著作都是时代的产物，都是思考和研究当时当地社会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结果。凯恩斯《通论》也同样如此。在20世纪30年代前，新古典经济学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直奉行着萨伊信条，坚信供给会自动创造需求。在新古典经济学那里，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经济才是最好的经济制度，政府最好的政策是自由放任。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也承认，经济会短期出现失衡，但是从长期来看，通过市场自动调节最终达到均衡。

    对此，1926年凯恩斯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对新古典经济学提出挑战，借此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命题，强调运用国家调节来解决市场机制的缺陷。正是1929-1933年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宣告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破产，击碎了自由放任的神话，也验证了凯恩斯的判断和预言。大量企业倒闭，物价暴跌，失业大军激增，整个西方经济陷入瘫痪境地。面对如此的经济困境，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大萧条中出现的各种经济现象，更不能为摆脱危机提供“有效”对策。凯恩斯在1933年再次发表《繁荣的途径》，提出自己的见解。但是，这时凯恩斯提出的政策主张，由于尚未具备系统理论的力量，不足以产生较大影响，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直至1936年，《通论》发表才奠定了凯恩斯在西方经济学的“至尊”地位。

    凯恩斯在经济学理论上的贡献，首先是推翻了萨伊定律，提出凯恩斯定律。他认为不是供给创造需求，而是有效需求决定产出和就业。按照凯恩斯的解释，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源在于有效需求不足。正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充分就业不是资本主义“常态”，非充分就业才是常态，这也是凯恩斯将自己的著作定名为通论的原因。

    根据凯恩斯有效需求原理，总就业量决定于总需求，失业是由总需求不足造成的。而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即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未来资本收益预期。由于消费边际递减、心理上的灵活偏好和资本收益边际递减，当收入增加时，消费也会增加，但不如收入增加快。同时，私人投资也会出现不足，因此经常引起需求不足。

    其二是在方法论上开启了经济学的宏观总量分析方法。新古典经济学坚持市场自动调节，自由放任，坚信经济不会发生严重失调，强调只需要关心单个厂商和消费者行为。而凯恩斯认为，由于市场机制本身的缺陷，只有通过国家干预才能实现充分就业，从而保证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

    其三是在政策主张上提出了宏观经济的需求管理原则。针对有效需求不足，提出只有通过政府赤字财政，扩大政府投资以弥补私人投资不足刺激经济发展。

    二战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理论不谋而合。正是由于理论得以运用于实践并获成功，让凯恩斯及其经济学说名声大振，享誉世界。

    当然，凯恩斯并不是完全否定整个新古典经济学，他只是提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补充和完善。他认为，只要修补好市场机制的缺陷，新古典经济学仍然是正确的。这种理论上的不彻底性也同时注定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局限性。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经济滞胀，凯恩斯主义失去了解释力，由此新自由主义渐成主流，英美等发达国家开始纷纷推崇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华盛顿共识”一时风行拉美东欧。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凯恩斯主义也曾短暂“回光返照”，但仍然无力回天，难返当年的风光和辉煌。

    因此，今天我们在借鉴和吸收凯恩斯理论的同时，更需要重新全面评估凯恩斯主义。第一，凯恩斯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注重需求侧管理，政策上通过刺激需求达到经济调控目的，但结果带来的只是短期经济成效，导致的却是长期经济滞胀。更何况一个正常的经济体，总不可能永远依靠简单的财政刺激来维持发展速度。第二，凯恩斯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必然受时代的局限。任何宏观经济政策与它所处的经济周期、历史阶段都有着密切联系。简单的照抄照搬，必然产生“淮南为橘、淮北为枳”。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处在深度调整期，同样面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陷入低增长的困境，究其深层次原因，有周期性、总量性问题，但结构性问题最突出。因此，结构性问题已经成为阻碍世界经济强劲、平衡、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加强结构性改革和提升潜在增长率是世界经济复苏的必然选择。按照凯恩斯主义理论，仅仅只注重需求侧管理不足于从根本上扭转当下世界经济的颓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率先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作用的有机结合，体现了对供给与需求关系的辩证把握，这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超越。中国作为结构性改革的践行者和引领者，不但将给世界经济调整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更将贡献中国智慧。

    （周文，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