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阳明学的发展

    朝鲜时期对阳明学的认知开始很早，按照朴祥编写《辨王阳明守仁传习录》的时间推断，应该是在中宗十六年（1521年）。此时王阳明才50岁，距离其代表作《传习录》首次在中国刊行（1518年）才过去三年而已。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朝鲜学界有不少响应阳明学，或至少是对阳明学抱有好感的学者，而且这些学者大都是这一时期在学界和政界享有知名度并有影响力的学者，如南彦经、李睟光、崔鸣吉等人。

    但在以朱子性理学为宗的朝鲜学界，道统显得尤为重要。自1392年朝鲜王朝建国后，当时的朝鲜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创业期，前期学者郑道传、权近等均以“辟异端”为根据，大力排斥老庄和佛教，以此来确保儒学的正统性。后来，以世祖的王位篡夺事件为始，朝鲜社会士祸不断，统治者的道德问题变得日益突出。在这种思想背景下，朝鲜大儒李滉（1501—1570年，号退溪）坚决捍卫朱子学，排斥阳明学。

    退溪著述《传习录论辨》，对阳明学大加批判和反驳，其要点：第一，批判阳明的“亲民说”。阳明对朱子以百姓为对象进行教化感悟的“新民说”进行批判，按照古本《大学》的字义，将“亲民”解释为“亲爱和培养”。退溪站在朱子学的立场上主张，作为“明明德之学”就要发现自己的德，由学而明己德。因此“新民”就是推广自己之所学，使百姓之德焕然一新。第二，批评阳明的“心即理”。阳明通过“心即理”否定当时重要的实践德目——忠孝的客观规范，主张实践真理由心而生。关于这一点，退溪批判认为将穷理学习和实践效果混为一谈。第三，批判阳明排斥朱子学客观规范和形式的原因是沉迷于修身养性的佛教禅学。第四，批判阳明的“知行合一说”。阳明指出，朱子为使人成圣而进行的“先知后行”的学习，最终只会导致分不清始终，因此主张“知行合一”。对此，退溪指出，若心的运动产生于形气，则阳明的“知行合一”还有可能；但若心的运动产生于义理，则需要分辨知与行，批判阳明偏重于感性世界。

    壬辰倭乱时，随援兵来到朝鲜的明代学者宋应昌、袁黄等人希望朝鲜王朝认同阳明学，并摆脱朱子学的陈腐之说；明代学者万世德也曾向朝鲜政府发送公文，要求朝廷将陆象山、王阳明配享于文庙，但是朝鲜朝野上下均表示了明确的拒绝或反对立场。至朝鲜末期，阳明学已经呈现非常微弱的发展态势。

    17世纪以后，中国的清朝取代明朝正式实现明清交替，日本江户幕府政权也得以成立，整个东亚处于激烈动荡的时期。在这时期的朝鲜学界处于清一色的性理学氛围中，空理空谈之风甚上，学术气氛僵硬。为了批判并反思这种“挟朱子而作之威济其私”的不正之风，霞谷学应运而生。

    郑齐斗（1649—1736年），字士仰，号霞谷，朝鲜时代著名阳明学者，江华学派学术泰斗。霞谷自23岁起便开始痴迷于阳明学的高深奥妙，认为“其道有简要而甚精者，心深欣会而好之”。自此直到80余岁高龄，他不惜面对身体羸弱以及当时恶劣的生存环境，一直潜心研读阳明学，其主要著作有《学辨》《尊言》《四书说》《定性书解》《经学集录》《心经集义》《文集》《诗书春秋劄录》等。这些都奠定了霞谷在韩国阳明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霞谷阳明学的特征主要体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格物致知论。霞谷不认可朱子的解释，认为其脱离了古本《大学》之义。朱子所言的“物”即“事”，具体而言是正心之事、修身之事、治国之事等。但霞谷认为“物”是包含在内心的“意念”，与物体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即使称“致”为“至”，也不是穷极认识对象的意义。霞谷主张“至”是“尽物之实”，也称为“至之尽”。朱子的格物在于穷极事物之理，而霞谷的格物在于指向某一事情的“正意”，即不是为了认识事物而去穷理。“致知”的“致”是“至”，“知”是心之本体，是“至善之发”，即良知。“知”既是新的本体，也是意的本体，它是至善。这一过程所实现的“致知”不是为了增进对客观知识的理解，而是“正意”，以期达到“致良知”。可见，霞谷的格物致知说不是认识论，而是带有一种修养论的学问倾向。

    二、良知体用论。霞谷认为，人具有良知、良能是固有之知，即这种能力是心先天所具有的。由于人生而具有良知、良能，所以即使不学习正确的原理即“义理”也能知晓。义理是自知的，正如“目之于色，耳之于声”。霞谷还认为，良知就是“天降之衷”，是善之本性，包含了智慧以及发挥智慧的能力，即包含了良能的含义。所以，这种良知的终极意义是指人的道德本性和实践能力。良知虽是人的道德本性，但其在发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人欲介入的可能性，如果主观感情或者私欲遮盖了良知本体，即“以欲蔽之也，习昏之也”，人就不能实践正确的行为。为了克服这一问题，霞谷提出了体用的原理。他把良知区分为本体之性和作用之情，从而有了检验良知本体纯粹性的余地。他在《良知致用图》中，将良知之体视为与天理同级，置于明德和未发之中的位置，这就包括了性与理的意义，因为天下没有性外之理，也没有理外之心，心之本体即为性之本然，无善无恶为心之体。他还为此强调，良知的本体和作用具有不可分的关系，他的这一做法试图充实重视实践的阳明学之本旨，确立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意识。

    三、生理说。生理论是霞谷理气论的中心思想。霞谷认为朱子学之理只是作为普遍原理而存在，其本身没有统摄或主管万物的能力。在他看来，理并不是作为单纯的原理而存在，而应该是对应具体的事物并能够认识和判断客观对象，具有活动能力，是一种生动的存在，这正是“生”的意义所在，这一思想也是阳明“生生之学”的继承和发展。霞谷不仅提出了“生理”，还提出了“生气”与“生道”。在他看来，气也有很多种，如纯气、元气、形气和器。他认为，性是“生气”之中的理，所以阳明的观点是“心即理”。理气不可分为二物，共同运作，才能体现心之“生气”。不仅如此，霞谷还主张理和气分别是“生之体”和“生之质”，十分重视“生”的特性。他还认为，“生理”与“生气”合一便形成了生生之道，即“生道”。霞谷思想中的“生道”即是“恻隐之心”，亦是“仁”。他认为，致良知的过程就是仁之善端扩充的过程，也是生道恒通的过程，性命之原扩张、显现的过程。霞谷这种高度重视“生”的思想正是源于他将生动活泼的心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生”字反映了霞谷学的理论特色，凸显了其对宇宙生命的终极关怀。

    但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下，很少有人能与霞谷产生学术共鸣。但毋庸置疑的是，阳明学不拘泥于规范化的形式以及追求自由的思考方式，确实对朝鲜后期具有创意性的文学创作、开化派思想的形成等方面作出了一定贡献。

    （邢丽菊，作者单位：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