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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31日 星期一

    《安居》:聚焦现实问题也可举重若轻

    作者:范咏戈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31日 14版)
    电视剧《安居》海报 光明图片/视觉中国

        【荧屏热议】

     

        在当下谍战、传奇、玄幻等题材受热捧的电视剧生态中,民生题材电视剧《安居》播出后获得观众高度认可,甚至产生追剧热潮,可以说实现了现实主义对创作风气的逆袭和引领。细想起来,其实这并不让人意外。这部电视剧至少有三条值得“被追”的理由:首先,它直击民生难题。住,民生第一大事。老子在《道德经》中把“居善地”列为七善之首。柳宗元在《梓人传》里说“居天下之人,使其安业”。拆迁,是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最大难题之一,不仅有技术设备内容,更涉及人伦文化层面。现实中,拆迁的矛盾不可谓不普遍,不复杂,不尖锐。一为拆迁可能存在利益勾结、野蛮拆迁,容易激化社会矛盾。二为被拆迁方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无止境的欲望得不到满足,可能变成钉子户。触及这种严峻现实问题的敏感题材,关注度势必很高,但创作难度更大。而《安居》处理得举重若轻。它不是完全虚构的故事,而是取材于包头市北安区通过奋战一百天完成了史上最大的棚改,无一例腐败、无一例暴力事件发生的“明星”动迁典型,给这个矛盾重重的题材带来了一股积极向上的力量。

     

        现实主义有几个维度。第一个维度是“事表达”,第二个是“情表达”,《安居》都做到了。该剧的故事结构得当。一部篇幅不算长的电视剧难以全景式展现如此浩大的民生工程。所以作品通过以张家旗为首的五人工作小组和几个棚改居民中的代表人物发生的故事,进行有机地组合和设计,传达出理解之情,和谐之意。为了百天会战临时组建起的五人工作小组,包括离婚后本打算从单位辞职的张家旗、熟悉北梁的老教师杨天旺、在北梁棚户区长大的当地干部马倩,以及脾气温和的城管队长黄明、富二代女孩凌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经历和故事,带着家庭和情感的困惑担负起陌生的工作和艰巨的任务。已是大龄女青年的马倩谈了一个富二代男友,被对方母亲瞧不起,处处刁难;凌珊在工作中不断好心办错事,却被组长张家旗原谅包容并受到他的帮助,最终向他大胆示爱;黄明家“后院”起火,妻子瞧不起他,他怀疑妻子出轨;张家旗的前妻成了他的顶头上司副区长;杨老师带病坚持超负荷工作。棚改居民中则有和女儿相依为命的养鸡户秦翠莲、与兄弟争遗产的周贵、梦想四世同堂的赵大爷、持守“挟恩图报,君子不为”信条的白老太太、神秘失踪人物白敬仁——拆迁户的悲欢离合与人情冷暖反过来让动迁小组的五人走出自己工作和情感的洼地,理解棚改,读懂北梁。剧作精心选择的八户人家犹如八座碉堡,攻克难度都很大,由此辐射到政府补偿、旧地情感等诸多层面的内容。它们交叉在一起,使整个故事具有立体感和情感力量。

     

        现实主义的第三个维度是“轻表达”。以往现实主义多是沉重表达,而《安居》却举重若轻,采取轻喜剧的风格表现这个严峻话题。除了剧终白家大院得以保留的大团圆结局显示出创作者对城市拆迁题材把握得全面、周到,剧中诸如凌珊几次“闯祸”、马倩与不争气的富二代男友互动等种种幽默与误会组成的桥段也是主要看点。这种细节化、世俗化的处理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趣味,不失为一种正确向市场靠拢的姿态。

     

        文艺工作者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以此对照,《安居》有锐度、有温度、有风度,丰富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内涵。现实主义除了真实、典型、历史经典的三个维度,即历史性要求之外,原本就应有一个幽默轻松的维度。比如,英国现实主义大师萨克雷和狄更斯的作品中,就有很多讽刺和幽默的内容。这一点在之后的现实主义创作历程中被长期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说,《安居》从“事传达”“情传达”“轻传达”三个层面推进,为现实主义电视剧的创新突破进行了一次有益尝试。

     

        (范咏戈,作者系中国作协影视文学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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