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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9日 星期六

    揭秘伪满洲国“夜皇帝”甘粕正彦

    作者:陈言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9日 12版)
    李香兰
    电影《末代皇帝》中坂本龙一饰演的甘粕正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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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9年秋,一个日本人的暗影出现在了满洲大地。他接受哈尔滨特务机关头子土肥原贤二的指示,作为特务先后潜入吉林、哈尔滨,密谋暴动,制造爆炸事件,反诬为中国人所为,以此为关东军侵略北满制造口实。之后,他潜身天津,乘在天津制造暴动之机,让溥仪装扮成苦力硬是给塞到三等车厢,将其秘密挟持到长春,直到把他扶到伪满洲国皇帝的位置,这个人为了伪满洲国建国,在地下舞台暗中活跃着。在伪满洲国筹建过程中,关东军采纳了他的主张,作为日本的附属国,伪满洲国实行帝制而非总统制。伪满洲国成立之后,他历任伪民政部警务司司长、协和会总务部长和“满映”理事。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东条英机以及满铁的松冈洋右、岸信介等政治明星相比,他并不耀眼,但是他在伪满洲国扮演的角色之多面,就如同伪满洲国历史本身一样充满了谜团,而且他担当的每一个角色都发挥着对伪满洲国实际政治和文化情势的影响。故此当时风行“满洲国夜皇帝”的说法——与此相对的,则是手握伪满洲国实权的“昼间皇帝”关东军。这个与伪满洲国命运相始终的人,就是甘粕正彦(1891—1945年)。

        上面提到的“满映”,是战时“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的简称,成立于1937年7月,作为东洋最大的大陆文化生产工厂而荣耀一时。但成立不久,即因贪腐和权力斗争而陷入半黑社会化状态。当关东军当局下决心整顿“满映”时,铁腕人物甘粕正彦被认为是最佳人选,却同时引发了“满洲第一的非文化人统治满洲第一的文化机构”的争议。“满映”职员担心公司有可能在宪兵监视下而成为军事监狱,在满的日本文化人也热议:满洲文化是否有可能实施宪兵式统制。据说在日本战败之际,满洲流传着用白纸红墨水画的甘粕正彦自杀的漫画:他左手举着李香兰主演的电影的宣传海报,右手拿着一瓶氰化钾,对手下说:“我们一起去死吧!”漫画里的甘粕肥头大耳,他站在一只被层层波浪包围着的小船上,眼看着就要翻了。漫画的题字是:滚回老家去!可见在人们的心目中,“野兽”甘粕正彦与风靡亚洲的名伶李香兰(1920—2014)足以代表“满映”那个时代,在日本战败之际作为侵略者的象征而广遭唾弃和舆论审判。

        甘粕根本不理会那些反对的声音,执掌“满映”之后,他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反而意外地放弃了宪兵式的国策电影制作方案,走娱乐电影的柔软路线来推进对民众的“教化”。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当初趁关东大地震的混乱之际杀害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的人,摒弃主义之见,招徕一批在日本国内遭到镇压没有生存空间而逃到满洲的左翼知识人,着手在日本、朝鲜和台湾地区也不曾进行的电影实验,这也就是伪满洲国被称为“实验国家”的一个例证。在他的执掌下,到了1943年,建成了以“满映”为主体庞大的企业集团。

        当然,他的野心不止于满洲。以满洲为据点,以“满映”为主轴,不断向华北、华中乃至东南亚推进,构筑“大东亚电影圈”才是他终极野心。因此在甘粕成为“满映”理事长的次月1939年12月,由“满映”和中华民国伪临时政府共同出资筹建的华北电影有限公司成立,这个负责向华北占领区配给、输出输入、制作和普及电影的公司被视为“满映”的华北版。接着,他又瞄准“中国的好莱坞”上海电影界的霸权。于是以自己的靠山板垣征四郎就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为契机,甘粕正彦意欲收购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取代川喜多长政(1903—1981)而执上海电影界的牛耳。结果川喜多迅速采取行动,飞往东京向军部申诉。申诉奏效,军部出示文书,要求华中派遣军不得干涉中华电影公司的运营,只要不违反华中派遣军的基本方针,公司的经营方针全权委托给川喜多。甘粕因而放弃对中华电影公司的干涉。1942年7月,“满映”、华北电影公司、中华电影公司汇集新京,召开大陆电影联盟会议,甘粕和川喜多和解,开始合作拍摄电影。当时天生貌美、嗓音性感同时又是语言天才的日本人山口淑子,也就是李香兰的出现,恰好满足了甘粕对一个能弥缝东亚裂痕的角色的所有想象。李香兰在“满映”初登银幕,完成《蜜月快车》等系列电影之后,就迅速成为“满映”的招牌女星,1940到1942年间多次出演“满映”与东宝合作的影片,不久后出演东宝和华北电影公司共同拍摄的影片,进而出现在上海的中华电影公司的银幕上。由李香兰主演的电影风靡日本占领区和东南亚,她成长为不折不扣的东亚明星。

        然而李香兰对甘粕的印象并不佳,有恐惧,也有同情。在她的回忆录中,甘粕正彦更多地是以恐怖分子的面目出现的,在甘粕与川喜多矛盾激化的时候,疯传有人要暗杀川喜多,李香兰眼前马上浮现出甘粕的面孔。1944年秋,李香兰不堪自己中日身份的撕裂,决心退出“满映”,于是向甘粕提出申请。李香兰还回忆,甘粕那敏感的神经紧绷着,一到酒桌上就撒酒疯,比如把吸了半截的烟扔到锅里,把做好的饭菜给扔掉,把酒泼到和服上,摔断酒桌上艺人弹的三味线,种种异于常人的举动,似乎在发泄他在暗夜行动中的恐惧和压抑,性格极为扭曲。

        1945年8月20日,甘粕正彦服用氰化钾在理事长办公室自杀。那天办公室的黑板上写着——

        “一场豪赌,血本无归,一无所有。”

        随着甘粕正彦一起被埋葬的,是伪满洲国,和他的“大东亚电影圈”的梦想——如果从这个层面上理解,那的确是“血本无归”。让人难以理解的是,甘粕正彦显示出了让人捉摸不透的一面。他在苏军进攻之际,同满洲兴业银行交涉,取出数百万日元现金支付给满映职员,他把“满映”的运营委托给中国职员,在同中国职员告别时说:“不管这个公司由中共运营,还是国民党运营,请在座的职员务必仔细保管器材。”此举获得了支持,在防止建筑物、器材的损毁和掠夺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他同关东军交涉,索要车辆,使得日本职员得以撤离长春,而在日本战败之前,政府到处征兵,他曾经力阻关东军征召“满映”职员。

        或许是伪满洲国留下的阴影过于沉重,战后几乎所有旧“满映”中国职员谈起甘粕正彦,都说他是不可一世的军国主义头子、蛮横、如野兽般残忍,如今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三层高的史料馆里,有关“满映”的历史也寥寥几笔轻轻滑过。

        当年在审判杀害无政府主义者的法庭上,为了维护军部利益,甘粕正彦宁愿被判入狱也不作辩解,这对于奉“忠君爱国”为至上目标的他来说,并不是多么大的牺牲。他深切地意识到“掌握了文化机关,就掌握了真正的权力”,他在“满映”期间无论是荫庇日本左翼知识人还是中国人,都出于缔造“满映”辉煌的需要,与其说那些行为是人性的释放,不如说他只是个合理主义者。无论如何去吸取欧洲先进技术,却喊出“将‘自由、平等、博爱’驱逐出日本”的口号,说到底,他是个精神的锁国主义者,是个热烈的天皇崇拜主义者。去揭示甘粕的人生轨迹和复杂的人性,或许可以触摸到仍然徘徊在黑暗处的伪满洲国那纤细的神经,也能够触及昭和日本知识人普遍的精神信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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