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星》《战士》：伴随红军长征的两张报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在历尽艰难险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红星》和《战士》这两份报纸克服重重困难，始终伴随红军左右。它们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大事、要闻，传播捷报、喜讯，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歌颂了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士气，最终迎来了长征的伟大胜利。

 

邓小平为《红星》倾注心血

 

    《红星》报诞生于1931年12月11日的江西瑞金。这份由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出版的中国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机关报，创办伊始是铅印4开4版，用毛边土纸印刷，初定五日刊，实际上有时两天一期，有时半月一期，有时还增发《号外》。每期发行约17000份。读者对象是红军指战员和根据地的干部和群众。

 

    《红星》报自创刊至1933年7月间的主编目前尚不清楚。从1933年8月至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时的一段时间，邓小平负责主编《红星》报，并增加了《红星副刊》。在艰苦的革命岁月里，邓小平顾全大局，把个人荣辱抛之脑后，为办好《红星》报而倾注全力。

 

    对邓小平来说，办报是轻车熟路的事情，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参与过《少年》和《赤光》的编务工作，还获得过“油印博士”的雅号；在瑞金当县委书记时，他又领导创办过《瑞金红旗报》。

 

    邓小平来到《红星》报编辑部后，深感责任重大——《红星》报是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第一张无产阶级的军报，应努力办好它，为党和苏维埃事业作更大的贡献，为部队、为红军、为人民战争服务。

 

    在邓小平亲自撰写的《编者自述》中明确提出：“本报坚持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制定的办报宗旨，切实加强红军里的一切政治工作（党的、战斗员群众的、地方工农的），提高红军的政治水平线和文化水平线，实现中国共产党的决议，完成使红军成为铁军的任务”。《红星》报作为中央军委的喉舌，经常刊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决议、命令和通报，迅速传播中央、军委的路线、方针、政策和一系列指示精神，还以极大的热情，报道了我红军将士发扬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重重困难，爬雪山、过草地，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英雄业绩。

 

    《红星》报创刊之初，一般是4开4版，有时出2版、6版或8版不等的铅印报纸。1933年3月3日第31期起，改为32开的油印期刊。因出版周期长，信息不能及时传达，油印字迹易模糊，达不到良好的宣传效果。邓小平到编辑部后，首先抓的是报纸的质量。在邓小平担任《红星》报主编期间，报纸一共出版了七十多期，版式也由原来的32开油印改为4开铅印5日刊，并重新编了号，大大地缩短了报纸的出版周期。

 

    《红星》报倾注了邓小平的大量心血，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两个人，除他自己外，只有一名通讯员给他做帮手。从组稿、写稿、编辑加工，到版面设计甚至校对、印刷，几乎全由他一人包干。在他的努力下，还建立了一支拥有500多人的通讯队伍，既有普通战士，又有党政机关和红军部队中的领导者和指挥者，如罗荣桓、罗瑞卿、萧华、张爱萍、聂荣臻、袁国平等，他们都曾是该报出色的通讯员。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贺昌、博古等也为《红星》报写过不少社论和文章。在中央苏区红军进行反“围剿”战役中，李立三同志对伤员体贴入微，他要求兵站人员根据伤员不同的负伤部位，设计多种形式的担架，以减轻伤员痛苦，提高救护质量，赢得了指战员的称赞。周恩来同志亲自在《红星》报上撰文表扬。《红星》报在创刊号《见面话》中就明确提出：“它的任务很大，所以就要红军全体同志来帮助它，多多供给它材料。”

 

    邓小平用他长期在党和军队从事政治工作的丰富经验、非凡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和生动朴素的文字风格，对《红星》报从形式到内容进行改革。该报辟有“列宁室”“捷报”“红星号召”“前线通讯”“红军生活”“红军家信”“军事常识”“军事测验”“革命战争”“最后电讯”“上期答案”“铁锤”“法厅”“卫生常识”“俱乐部”“山歌”等栏目和副刊17个，内容丰富，针对性强，也很有特色。“列宁室”是指导革命理论学习的专栏，开展过“战争问题”和“巴黎公社问题”的讨论。“法厅”则是宣传革命的法律知识，报道受军法处罚的案件，这也是我党我军最早的法制宣传。文艺副刊“俱乐部”则有“客家山歌”“红军歌曲”“猜谜语”等栏目。例如1933年10月第9期，该报发表后方群众写给前线红军的客家山歌：

 

    一双草鞋一片心，难为后方姐妹们；

 

    穿上草鞋跑的快，红军哥，赶快冲上南昌城。

 

    该报第15期发表了前线红军战士写给后方姐妹的山歌:

 

    多谢姐妹一片心，百万草鞋送我们；

 

    穿上草鞋打胜仗，同志们，缴枪十万谢你们。

 

    《红星》报由于栏目众多，内容丰富，生动活泼，深受红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的欢迎。如在1933年9月，第五次反“围剿”前夕，《红星》报第8期的《红星号召》专栏，发表了周恩来、朱德、叶剑英提出的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而捐献公谷费的倡议，很快就得到了红军各军团的热烈响应，不仅公谷费自愿如数捐出，而且连伤病员也纷纷捐献了节余的休息费，支援革命战争。深受广大红军指战员喜爱的《红星》报，仅在江西苏区，发行量最高曾达到17300份，有力地配合了苏区党、政和红军的各项中心工作。

 

    1933年8月13日，《红星》报第四版“红军故事”栏目用了整版篇幅，发表了毛泽东以“子任”为笔名撰写的《吉安的占领》一文。毛泽东用了2000余字，详细地回顾了红一方面军成功占领江西吉安的全过程，深刻地总结了攻吉战役的重要经验。文章通篇贯穿了“集中兵力歼灭弱敌”等行之有效的运动战、游击战军事思想。文章发表后，立即在红军广大指战员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1933年2月初，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瑞金的叶坪，为红军烈士纪念塔举行揭幕典礼仪式。典礼结束后，周恩来送了一盏马灯给邓小平，以便他晚上写文章、编报纸之用。对于周恩来的馈赠，邓小平十分珍惜，用笔在马灯油壶的底部写下了“1933年邓小平用”几个字。这盏马灯几经辗转，如今以成为邓小平创办《红星报》的历史见证和珍贵的革命文物。

 

    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广大军民称《红星》报是“一面大镜子”“一架大无线电台”“党和红军工作的指导员”和“红军俱乐部”。该报在当时红军队伍中的影响之大，受欢迎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长征途中的耀眼“红星”

 

    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红色中华》亦暂时停刊，而《红星》则继续编辑、发行，成为在长征途中一颗耀眼的红星。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作为唯一一家中央级报纸，《红星》报克服重重困难，坚持油印出版，生动地记录了红军长征中的大事、要事，歌颂了红军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

 

    1934年10月，《红星》报编辑部跟随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并继续出版。由于条件极为艰苦，报纸由铅印改成了手刻蜡版油印，每期七八百份，发到连队，前后共出长征专号28期，对红军起了重要的鼓舞作用。1934年10月20日，《红星》报发行了长征中的第1期油印报纸，其中《突破敌人封锁线，争取反攻敌人的初步胜利》《当前进攻战斗中的政治工作》等文章，起到了积极的战斗动员作用。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针对个别部队纪律松懈、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刊登了加强党和军队组织纪律的文章，对加强党的组织纪律，教育党员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切实保护群众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时，《红星》报编辑部一共只有四五个人。其中，主编1人（遵义会议之前为邓小平，遵义会议后由陆定一接任），编辑赵发生刻蜡版，一人搞油印，两人挑报箱。赵发生回忆说：“《红星》报工作人员用两条扁担，挑着4个铁皮箱子，随着中革军委日夜行军，挤出时间办报。铁皮箱子里装着办报的全部设备：1台钟灵牌油印机（因为太重，走到湖南时就把它扔掉了，买了1台轻便的手滚油印机）、几盒油墨、几筒蜡纸、两块钢板、几支铁笔和一些毛边纸等。就是这样，他们每天都要走80里路，最多的时候要走180里。他们在行军途中构思文章，一到了宿营地，铁皮箱子就是办公桌，然后写稿、编报、刻印……经常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中，支起摊子，坚持工作。”从中央苏区带出去的毛边纸用完后，在进入藏族地区时，曾在印过藏文的纸张背面印报。

 

    《红星》报通过简短的消息和通讯，及时传播了红军长征路上一个又一个喜讯，如《遵义新闻》《红军占领桐梓城》《王家烈叫救命》《我们已经胜利的渡过了大渡河》《红星奖章奖给火线上的英雄》等等。这些宣传报道给了广大红军指战员以很大的鼓舞和力量。1935年1月15日《红星》报以大字标题报道的《军委奖励乌江战斗中的英雄》，就很鼓舞人心。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在《忆长征》一书中提到这篇报道时说：“文字就这么简单，没有什么形容词，几乎都是名字，可是这些金榜题名的英雄，都会像乌江的流水那样，扬名在历史的长河中。”

 

    1934年底至1935年春，中央红军在贵州期间出的几期《红星》报，每期两版或四版，刊期不定。报纸版面不大，但栏目多，内容生动活泼。对富有传奇色彩的红军强渡乌江天险的战斗，《红星》报以通讯《伟大的开始——1935年的第一个战斗》，作了翔实的记载。对贵州军阀王家烈和他的“双枪兵”节节败退的狼狈相，报上有一系列生动的叙述。1935年2月再占遵义时，取得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报纸详细报道了战斗成果：总计击溃敌20余团，敌死伤千余，被俘2000余人。我军缴获机关枪30余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30万发……同时用一个版的篇幅，以《把遵义战斗中的模范营连写在红板上》为大标题，报道了一些基层单位的战斗事迹。

 

    对于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红星》报倾注了巨大的热情。在1935年1月15日的报上，以半个版的篇幅报道了成立大会的盛况，报纸写道：“在推举大会主席团之后，首先由筹备处代表报告筹备的经过，接着便是朱总司令、毛主席、李主任的演说。他们以最清楚而通俗的言辞，阐明了苏维埃红军的主张，揭露了反革命的罪恶与欺骗”，“朱、毛、李三同志演说后，还有本地一个木匠工人和一个妇女同志的演说。最后的演说者是一个遵义籍的红军小同志”，“他过去是一个贫苦无靠的儿童，当红军不过两年的工夫，现在他已经能够写墙报看报纸了。特别是他在演说时，内容的丰富，使听众更加认识了红军，红军不但是工农利益的保护者，而且是工农的学校”。报道中还公布了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委员的名单。报道最后写道：“散会后，由红军篮球队与三中篮球队举行了友谊比赛……”试想一想，如果没有《红星》报，这些珍贵的事实和生动的细节就很难留下了。

 

    在贵州出版的《红星报》上，还可以读到一些有意义的新闻，如红军到达仁怀县城时，各界群众派了50多位代表，“抬了肥猪3头、茅台酒一大罐送到总政治部慰劳红军”。“赤水工人于1月16日夜间暴动，高呼革命口号，焚烧了军阀侯之担的住宅。红军在黎平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并向劳苦群众分发粮食、衣服、棉絮等等”。这几期报纸刊登的社论，深入浅出地阐述了党的主张和相关政策。报上还登载了一些国内外大事，使红军战士在艰苦的行军打仗之余，也能通过报纸了解国内国际时事。

 

    《红星》报还生动报道了两大方面军会师的喜讯，消息中说：“‘太阳’纵队21日在懋功开了一次干部同乐会，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干部亦全部参加。在未开会之先，唱歌呀，谈话呀，两方面军干部互相谈说战绩，整个的会场，充满着欢快的表情。同乐大会正式开幕了。首先是党中央和总政治部的代表博古与朱总司令的演说，告诉了全体干部目前的有利处境，两大主力会合的意义，与我们的战斗任务。接着，便是５大碗的会餐。这时有同志起来报告‘猛进’剧社到了，掌声大起，表示欢迎他们的盛意。会餐以后，晚会开始。首先有‘火线’剧社的小同志的唱歌和跳舞，接着有‘火线’剧社与‘太阳’纵队的一些名角演《十七个》的名剧。最后，‘猛进’剧社表演《破草鞋》。这两出戏无论在剧情上或者在艺术上都是成功的。边章五同志的京调，李伯钊同志的跳舞，都博得了大家的各处的掌声。会场空气盛极一时，为反攻以来第一次！……‘太阳’篮球队与四方面军驻懋功部队的篮球队举行友爱的比赛，开始是分开打，以后又混合打。球艺虽由于双方的长期行军与作战而表现得生疏，但活跃的精神，英勇的表演，处处都显示出百战百胜的英勇健儿的大好身手！”这一喜讯很快传遍了两个方面军的机关、连队和川西北的县城，夹金山下顿时沸腾了。

 

长征中的《红星》号外

 

    鲜为人知的是，1934年11月7日，《红星》报出版了长征途中唯一的一份号外报。这张号外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既不是报道重大新闻，也不是重要消息，而是刊登了宣传加强党的军队组织纪律的内容。标题是《本报号召创造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这是一张特殊的号外报，说明了红军当年之所以能经受千辛万苦，历尽艰难险阻，取得长征的胜利，其根本原因是党和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与铁一般严格的纪律，即使在今天，也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全文如下：

 

    《红星报》号外

 

    本报号召创建争取群众工作的模范连队

 

    为着保持红军的阶级纪律和群众的密切关系，取得群众的同情与拥护，实现赤化白区的任务，本报提出下列号召：（1）不乱打土豪，不乱拿群众的一点东西；（2）不私打土豪，打土豪要归公；（3）损坏了群众的东西得赔偿，借群众的东西要送还；（4）不强买东西，买东西要给钱；（5）完全做到上门板、捆禾草，把地上打扫干净；（6）实行进出宣传。进入宿营地时，要向群众作宣传，出发时要向群众告别；（7）保持厕所清洁，不要随地屙屎，宿营时挖厕所。

 

    我们要求各连队用革命的方式来完成上列各项工作，创造争取群众工作和红军纪律的模范连队；大家一起来向破坏红军纪律的坏蛋作斗争。

 

    这是在保持红军纪律上争取群众工作上最底限度的要求，各级政治机关负责组织和领导这一竞赛，并向本报通信。

 

《战士》伴我去战斗

 

    《战士》报的前身是1930年诞生于江西中央苏区的《战士》报，由中国工农红军红一军团创办，是红四军的机关报。四开2版，手刻油印，不定期出版。创刊初期，《战士》报由红一军团政治部出版，由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际春兼任主编，发至所属部队的连和相当于连的基层单位。由于当时纸张缺乏，印报纸张有红、绿、白三色。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红一军团政治部改用“坚政治部”名义（红一军团政治部代号），继续出版《战士》报。

 

    长征途中，部队每天行军打仗，前有各省军阀部队堵击，后有国民党追兵，战斗异常频繁，《战士》报仍坚持出版。1935年5月24日晚，红一军团先头部队红一团，占领大渡河南岸的安顺场。5月25日，该团二连17名勇士，由连长熊尚林率领，乘木船战胜激流骇浪和敌军阻击，强行渡过大渡河。5月26日，《战士》报出版第184期，在《向“牲部”全体指战员致敬礼》的大字标题下，报道了“牲部”（即红一团）强渡大渡河的英雄事迹。

 

    红军夺取安顺场后，分成左右两路夹河而上，继续前进。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的“勇部”（即红四团），经过240公里急行军，于5月29日凌晨占领了泸定桥右岸桥头，下午4时该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的率领下，冒着敌人猛烈火力，越过铁索桥，攻占左岸桥头堡，冲入泸定城。红军后续部队紧跟过河，迅速击溃守敌一个团，占领泸定城。5月30日，《战士》报出版第l86期，在《用我们铁的红军无坚不摧战无不胜的勇猛精神扫平一切当前敌人》的大栏题下，刊登了《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详细报道了“牲部”强渡大渡河的17名勇士、5名特等射手的事迹，“勇部”田湾大捷及夺取天险泸定桥等典型事迹。文章记录下17名勇士的事迹和他们的名字：“第二连连长熊上林，第二排排长罗会明，第三班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斗员张桂成、肖汗尧、王华停、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第四班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斗员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在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期间出版的第206期《战士》报上，刊登了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写的长篇政论文章《艰苦的一年，伟大的一年》。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叙述了1935年的战斗历程，写道：“这一年，我们经历了闽、赣、粤、湘、桂、黔、滇、川、康、甘、陕11个省，360余天，行程二万五千里。这一年，我们击溃了十几个省的数十万白军、民团、土匪与反动武装的阻截与围攻。这一年，我们占领了大小54座城市，筹款近百万元，扩军4000多名，建立了数百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武装了革命群众……胜利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最艰苦的远征！”“一年过去了，我们流出的汗水和鲜血，将在广大南中国与西北的土地上，盛开繁荣的苏维埃之花”。老红军萧锋在日记中，记载了这期报纸的影响：“朱瑞主任的文章，确实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团几个领导研究后，决定由政治处通知各营、连队，认真学习座谈。”

 

    1935年10月，长征胜利完成。红一军团政治部继续以“中国工农红军政治部”的名义出版《战士》报。

 

    据推算，从1935年5月26日起至12月30日止，共7个月零4天时间，《战士》报共出版23期，平均每10天出版一期。现在保存下来的只有9期。而在这9张《战士》报中，现有3张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有3张保存在中央军委办公厅档案馆，另3张保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其中，第186期《战士》报被列为国家一级文物。这张报纸是我们研究党史、军史、报刊史，特别是长征史的珍贵史料。

 

    （作者系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原新闻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