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仁伟：放眼世界 心有中国

    【专家风采】

 

    人们眼中的黄仁伟，高效，敏锐，雷厉风行。他的一切都是快节奏的，从思维到言行，再到总排得满满当当的日程，透出一股“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自觉自励。从青春年少到华发渐生，他几乎没有休过周末，每天只睡5-6个小时，精力大多靠在飞机、火车上见缝插针的小憩来“续航”。

 

    学者的节奏，深受其研究对象影响。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以国际关系与国际经济为研究方向，而中国复兴之路上的跌宕风云始终是他最强烈的学术旨趣。数十年来，他多次亲历中国历史的关键转折，也在其中留下独到贡献。今天，中国发展日益提速，他亦随之探索不息。

 

    令他兴奋的是：“世界看中国，越来越关注中国道路。”而多年的研究使他深知：中国道路是一步步闯出来的，今后，还需要一步步坚实地走下去；学者最大的幸福，就是见证并守护这条道路向前延伸。

 

成长：心有寰宇，枕书待旦

 

    和那个年代的许多人一样，黄仁伟的青年时期历经变革，“很多国家大事都亲身经历”。

 

    1964年，黄仁伟考入被誉为“外交人才的摇篮”的上海外国语学校。全日制、单休日、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培养，使得黄仁伟的童年并不轻松：“上午跟着外教学英语，下午听‘老革命’讲故事；既有西方的科技文化，也有世界各地的革命斗争。”小课堂浓缩大世界，一张世界地图承载了黄仁伟特殊的童趣。“小学三年级时，我就对越南战争、古巴危机等国际大事非常熟悉。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哪里是帝国主义的包围圈……都是我们茶余饭后、半夜卧聊的话题。”

 

    外语教育和爱国主义熏陶融于一体，加之打小筑起的“战略沙盘”，黄仁伟渐渐养成了关注天下大势和战略环境变化的思考方式。

 

    1970年，黄仁伟下乡来到北大荒。“最冷达到零下50℃，一条田垅长达十余里地，一个连队要开垦几百上千公顷荒地。”战天斗地之余，黄仁伟以读书为乐：“《毛泽东选集》四卷通读数遍，马恩经典、列宁选集、鲁迅杂文集都曾通读。《矛盾论》《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艰深的理论著作，我反复诵读，算是硬啃了下来。当时打下的理论底子是我在北大荒最大的收获。”

 

    也是在这条漫长而荒凉的边境线上，黄仁伟第一次对国与国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切身感触。

 

    北大荒和苏联交界处仅隔一条江，知青们和苏联卫兵隔江相望。时值珍宝岛事件过去不久，战争气氛浓厚。江对面苏联人拥有重型装甲坦克等新式武器，知青们建立的“基干民兵队”则端着步枪，每天配发100发子弹，做好了随时为国家献身的准备。

 

    仗没打起来，却等来了“惊天的消息”：1972年2月，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此时的黄仁伟仍驻防在北大荒中苏边境，对即将到来的巨变一无所知。一天，他从苏联电台中听到消息：中共和“美帝”握手言和了。“谣言！”黄仁伟付之一笑，不予理睬。两个月后，看见刚刚送到的《人民日报》上周总理跟尼克松握手、毛主席和基辛格会谈的大照片，他无比震惊，很久才缓过神来。“这些‘不可思议的事’让我明白，国际关系的复杂性超出想象。这培养了我独立思考的能力，也激起了我的研究兴趣。”

 

起步：知我者，历史的峡谷；我信者，时空的大度

 

    1977年底，黄仁伟经受了高考的挑战，成为“文革”后首届大学生。

 

    百战归来再读书，黄仁伟深感唯有浩瀚历史才能包容人类的秘密，因此，他选择攻读世界史并以美国史为重点，“抓住世界上最大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进行研究”,因为“美国的发展历程是一部最为完整、最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发展史，把它研究透，就对资本主义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就掌握了研究中国问题的一把钥匙”。

 

    从1977年到1989年，先本科、再硕士、继而博士，黄仁伟完成了攻读本土学位的全过程。1991到1992年，他又在美国威士康辛大学进行博士后研究，1996年到1998年在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做博士后项目。将近二十年的潜心钻研，令他具备了广博而扎实的理论基础。

 

    真正的学术研究，是从1990年开始的。是年年初，黄仁伟进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工作。四月，国务院宣布开发浦东，随着经济引擎的启动，“中国崛起”成了举世瞩目的话题，也深深嵌入了黄仁伟个人思想史的主脉。

 

    面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的关注与质疑，黄仁伟坦诚直面，用两本学术论著给出回应——

 

    1998年，《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问世，7个章节、23个小标题全部摘编自邓小平关于中国外交战略的原话：中国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真正的不结盟、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这本小册子更像是我的读书笔记。《邓小平选集》我读了无数遍，每页都有批注和心得。吃透这些理论，再讲中国外交政策就有底气了。”他回忆。

 

    2002年，黄仁伟完成了第二本论著《中国崛起的时间和空间》，提出“中国能否避免世界现当代史上后起大国的失败命运”这一关键问题。他认为，中国崛起与和平发展的时代主题相吻合、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间相一致；国民素质、国际金融、文化软力量、与周边国家的一体化区域合作、与大国的合作伙伴关系、突发事件应急能力、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预警机制、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和潜力、长时期的和平环境是影响中国崛起的十大变量。

 

    “我把零散思考融入理论框架，逐步形成了上述认识，可以说，两本小册子是我个人思想的两次飞跃。”

 

    时间和空间构成了黄仁伟研究的横纵坐标。他一次次证明：世界舞台上的“中国故事”要由中国学者搭布景、定旋律、再演绎——

 

    新世纪初，美国高盛公司提出“金砖国家”概念，将中国视为“金砖崛起”的代表。如何看待金砖崛起？黄仁伟撰文指出：金砖国家是自1492年新大陆发现以来，西方国家首次遇到非西方国家的整体挑战。世界格局的重大转型呼之欲出。2008年以来，世界金融危机使中国倡导的“全球治理”逐渐明朗，全球治理有何新意？黄仁伟撰文分析：全球治理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非国家和超国家主体深入参与国际事务的重大突破，网络、深海、太空等国家主权无法覆盖的国际公域将成为全球治理重心。

 

    对台湾问题的解读集中体现了黄仁伟的战略空间意识。面对“中美在台湾问题上是否必起冲突”的疑问，黄仁伟理性阐析——从基辛格的“战略三角”到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再到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台湾在美国的战略布局中始终是制衡中国崛起的一粒棋子；但中国学者应看到世界多极化和无极化的趋势，在更为宏大的空间中思考台湾问题。

 

    知我者，历史的峡谷；我信者，时空的大度。在黄仁伟看来，中国问题必须放在宏大的时空背景中加以研究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古今中外”是他进行战略研究的思想方法。循此理路，黄仁伟主持完成了为数众多的战略研究报告，为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新思路。

 

行动：知易行难不清谈，愚公移山不惜力

 

    对于中国的发展前景，黄仁伟信心十足，但对海外中国学研究现状，他却颇为忧心：“过去的西方学者，比如利玛窦等汉学家，为什么能够得出‘中国文化没有对外征服的基因’的结论？因为他们在中国扎过根，对中国文化有切身体会。但今天的西方学者多数只是在外媒里臆想中国，只看到中国的‘面子’，因而对中国充满戒心。”

 

    “要让海外‘中国通’真正了解中国，让中国学回到中国！”黄仁伟疾呼。

 

    行动远胜于清谈。自2002年起，黄仁伟把自己学术生命的黄金时段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中国学论坛”。论坛迄今已成功举办六届，近1600名海外学者从五大洲纷至沓来，中国学研究随之气象更新。

 

    大道至简，围绕一个“和”字，“中国学论坛”深刻阐释中国故事的“里子”，见证着海外学者正在转变的中国观——2004年，首届论坛主题定为“和而不同”，随后几届论坛分别以“和平和谐”“和衷共济”“和合共生”为主题展现中国道路、中国改革和中国梦的丰富内涵，中国“以和为贵”的世界观扭转了西方对大国复兴必然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偏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共建命运共同体的中国主张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理解和认同。

 

    “要让世界上研究中国学的学者以登上这个讲台为荣！”自2010年起，论坛先后为罗高寿、毛里和子、孔飞力、齐赫文斯基、傅高义等学者颁发“世界中国学贡献奖”，铸就了世界中国学研究的最高峰。作为论坛秘书长，黄仁伟道出了论坛在邀请海外学者时“上有老、下有小”的考量：“上有老，重点邀请世界公认的中国学大师，平均年龄85岁以上，比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齐赫文斯基，他主编的《中国近代史》在欧美国家影响深远。下有小，启动‘青年汉学家培训计划’，邀请40岁以下的海外学者来中国培训，和中国的青年学者一起交流、共同成长。”

 

    黄仁伟眼中的“学者责任”不止于彰显理念的力量，更在于发挥学者经邦济世的现实影响力。自1994年起，在时任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的带领下，黄仁伟开始参与第二轨道对话。“做二轨对话，就像愚公移山、精卫填海，需要坚定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积小胜为大胜。”

 

    黄仁伟将一套《中国国际地位报告》作为见证中国复兴的“日记”。2002年至今，该《报告》已出版14本，他说，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就像小孩儿长个头，看不到突飞猛进，但一转眼，却早已今非昔比。

 

资政：能成具大，只争朝夕

 

    敏于思，成于行。随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从事智库研究成了不少学者的转型方向，但对黄仁伟来说，“智库学者”不过是一个迟来的称号。

 

    上世纪90年代，黄仁伟就开始关注美国智库建设，先后在兰德公司、斯坦福大学等高端智库从事研究项目。暗中取经，黄仁伟感叹于美国智库先进的理念和强大的影响力，但偶然发生的两件事扭转了他的认知。

 

    1999年5月，北约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当时黄仁伟正在美国调研。“事发后，美国国内谴责声一片，很多智库朋友也向我们表示了道义的支持。可就在一夜之间，几乎所有的美国智库集体改口，好像忘了自己昨天说了什么，而且在涉及国家利益的问题上，他们的口径一致得惊人。”

 

    2001年4月，南海撞机事件发生后，美国智库的“变脸”如出一辙，这让黄仁伟对美国所标榜的“智库独立性”有了清醒的认识。此后，每当学界议及美国智库的独立性时，黄仁伟就明确指出，美国智库是两党政治的组成部分，所谓独立性是为了掩盖其强烈的政治性。同样，“人权高于主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和西方话语体系，都包含着美国的国家利益，是为其战略目标服务的工具。

 

    2005年，上海社会科学院首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型智库的目标和智库—学科双轮驱动的路径；2015年底，上海社科院入选国家首批高端智库建设试点。振奋之余，黄仁伟感觉到肩头愈发沉重的担子。一个“快”字常挂他嘴边：“智库转型要快，旧体制要变，不要怕得罪人；理论创新要加快，现实问题瞬息万变、尖锐异常，理论研究工作不能拖后腿；人才培养更要加快，‘50后’的老同志要退下来，‘60后’‘70后’的年轻人要尽快跟上来。”

 

    快，不仅是黄仁伟为智库建设开出的破题之方，更是他智库研究的境界追求。“时不我待，得赶紧思考新问题。”最近几年，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黄仁伟及其研究团队承担的智库任务更重了。他们不仅要进行中美关系、南海争端、“一带一路”、G20等重大现实问题的对策研究，而且要深入展开战略支点与网络体系、大国对抗与妥协、冷战思维与命运共同体等超前研究。

 

    62岁了，黄仁伟的规划中仍有远景：退休后，他打算把历史研究和现实政策研究结合起来，在中国历代改革的成败经验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寻找战略支点。又是一项浩大工程，黄仁伟作联自勉：泰山石敢当，能成具大；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

 

    （本报记者 姬泰然 王斯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