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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
“做学问一定要认识到自己的渺小与不足，不断地读书、充电和加油。我从来不同意‘人到中年万事休’‘七十老翁复何求’这类说法，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夏书章（2016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
眼前的夏书章，一头银发，腰板挺直，笑声朗朗。已是耄耋之龄的他，住在中山大学一处不大的老居民楼里，屋里最显眼的装饰品就是一摞摞的书。
谈话时，夏书章思路清晰，谈锋甚健。他总是随口讲出最近发生的新闻事件，甚至不乏一些网络热词。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出生的夏书章，至今已97岁高龄了。而且，他的生命线还在不断地延长，生命之光还在不停地闪耀。
人们钦佩夏先生，不仅是因为他的生命长度，还在于他的生命质量。
纵观世间，不乏近百岁高龄者，但如此高龄而仍在读书、思考、写作者却寥寥无几。作为学界泰斗，桃李满天下的夏书章本可以静享天伦，但他仍笔耕不辍，工作激情不减。
夏书章谢绝用“人到中年万事休”“七十老翁复何求”这类俗语来形容自己。“我觉得这些同我没有关系。”这位2016年复旦管理学终身成就奖获奖人说，“只要一息尚存，我就会在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
智慧不老
走近夏书章，宛若走近一座学术高峰。
学识渊博，著作等身，作为行政学家的夏书章是最为人所熟知的，中国行政学从重建到飞速发展，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有他的功劳。
追寻人生轨迹，探求成长之路。“成为一名学者”是夏书章青葱岁月种下的一颗种子，后来成为其一生矢志不渝的追求。
夏书章的父亲是乡下小绅士，有一点文化，然而30多岁就去世了。当时，夏书章在扬州中学念初中，没有钱，只能停学。他的一个表兄在南京《新民报》当排字工人，让他赴宁当校对。
遗憾的是，夏书章去晚了，位置让别人占了，他只好在南京第一中学念书的同乡那里住了下来。
当时有一本杂志叫《首都学生》，有奖征文，夏书章正好没有事，就写了一篇《我的故乡》，居然中了第三名，得了十块大洋，这在当时可抵两个月伙食费了！
夏书章的同乡就讲：你为什么不去考高中呢？结果，他以同等程度参加考试，一考就考上了。
南京第一中学的校长是一位教育家，发现夏书章成绩很好，却交不起学费，出于惜才，就让他免交学费入学，还介绍他去民众夜校当老师。
于是，夏书章白天去念书，晚上去教书，同学们都叫他“小老师”。
1937年抗战爆发时，夏书章才念完高二。无奈中断学业的他去乡下办了一个新式私塾，维持了半年，后来又在县里的临时高中补完了高三的课程。
当时有一个机会，就是全国高等学校统考，但考区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
1939年，夏书章和几个同学坐小船躲过日本人的严密排查，通过了沦陷区，来到了上海。囊中羞涩的他四处投亲靠友，最终顺利考入了中央大学。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大部分学子投身数理化和经济学，而深受中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传统文化影响的夏书章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政治学。
因为夏书章胸中氤氲着一腔“报效祖国、改造社会”之志，他深信“上医医国，其次医人”。
夏书章认为，行政学主要是研究“在依法行使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进行管理的活动中，有效地组织和协调各种要素”的科学。在一个国家或地区中，行政管理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范围最广、最具权威性的管理，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大学毕业后，夏书章赴哈佛求学，成为最早在国外获得公共管理硕士（MPA）专业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彼时，日本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夏书章毅然回到祖国。
夏书章很快收到时任中山大学校长王星拱的邀请，于1947年成为中山大学当时最年轻的教授，主讲行政学、行政法和市政学等课程，继续追求“学者报国”的理想。
这原本是夏书章大展拳脚的时候。然而1952年，全国开始了院校大调整，政治学、社会学等系全部停办，中山大学的政治学系也被撤销，他转而从事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的教学和研究工作。
直到1979年，邓小平同志呼吁，政治学等学科“需要赶快补课”，夏书章所学的专业知识，才重新有了用武之地。
“邓小平同志的讲话使得学术界群情振奋，我当时已经年逾花甲，但也和政治学界的一些老同志一样，顿时焕发了青春。”直到现在谈起行政学科的恢复与重建，夏书章仍然容光焕发。
1982年1月29日，夏书章在《人民日报》发表《把行政学的研究提上日程是时候了》一文。
这是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它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的恢复和重建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开启了我国公共行政学发展的新篇章，也体现了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崇高的学术精神和社会责任。
重建停滞了三十多年的学科并非易事，夏书章回忆，当时最大的困难是缺少人才，没有教师，甚至连本像样的教材都没有。
“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开办全国师资培训班，培训一批能够担任起高校行政学教学任务的老师。”
夏书章和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一起，积极组织学术队伍，《中国行政管理》杂志就在此时创刊。
1985年，夏书章等人出版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本《行政管理学》教科书。中国行政管理学会也于1988年成立。中国行政管理学科至此初具规模。
60岁开始投身学科重建，夏书章从未停下忙碌的脚步。“我当年学的东西，现在内容有很大转变，知识是不断更新的，老一套已跟不上时代。中国的行政学大有可为。”
1999年，夏书章在国内首次倡导引进MPA。在他不遗余力的推动下，国内24所重点高校正式开设MPA学位教育。
至今，全国已有100多所院校拥有MPA学位授予点。MPA教育在我国的逐步开展，对我国的高等行政管理教育和公务员教育培训工作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夏书章也被学界尊称为“中国MPA之父”。
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夏书章在90岁时曾以一首“抒怀诗”表达心中所思：“生不逢时老逢时，耄耋欣幸历盛世。”
夏书章真正的学术青春和学术繁荣期从70岁以后才展开。72岁出版《香港行政管理》，81岁出版《现代公共管理概论》。就在2016年，97岁高龄的他刚刚推出了耗时两年写就的最新著作——《论实干兴邦》。
夏书章很少使用电脑，所有的文字都出自一笔一画的手写。
晚辈们惊讶于夏书章的工作热情。他每天工作10个小时，亲自整理修改材料。他的生活极为简单，每天的主旋律就是工作和学习。
夏书章的同事、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肖滨感慨：“大家知道夏老学贯中西、功底深厚，可并不知道，是这份勤奋才成就了今日的他。”
教鞭不老
七十余载教坛耕耘，夏书章育天下英才，桃李盈门，培养了一批又一批行政管理人才。在他的弟子中，有的走上了党政部门的重要领导岗位，有的成为高等院校的学术带头人和专家教授。
然而，怀着对政治学的热爱，夏书章从未放下过教鞭。如今的他即便不再承担给本科生、硕士生上课的教学任务，仍坚持在家中给博士开题、授课。
夏书章没有大学者高高在上的架子，他平易近人，给学生授课毫无保留。只要对方热爱行政学，他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都会尽心竭力去引导。
夏书章还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并发言，经常到学校与师生交流。每年中山大学的学位授予仪式上，他都会双手擎5公斤重的权杖庄严入场，场景令人动容。
夏书章说，自己现在没有年轻时的精力了，可是只要有人希望他教下去，他仍愿意尽力。
肖滨对此钦佩不已：“夏老最近反复提出要给本科生上课，但是中大的本科生都在另一个校区，对于高龄的他很是不便，我们就建议可以给同学开个讲座。夏老仍深觉不足。”
成为夏书章的弟子时，朱正威已经是西安交通大学的教授了，而对于夏老的孺慕之情使他决定攻读博士学位。他说，夏老完美诠释了人类社会对一名教师的期望。
在70多年漫长的学术生涯中，夏书章不仅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就，而且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培养人才的系统思想与方法。
夏书章主张先学做人做事，后学做学问，他的为人处世深刻影响着身边之人。学生们印象最深的，是老先生的时间观念。
夏书章将管理学中的时间成本控制精准地应用到日常生活当中，他身上像揣着一只发条紧绷的钟表。
夏书章每天早晨7点起床，总是在固定的时间点用餐。他给学生上课，经常下课铃一响，课刚好讲完。
熟悉他的人都知道“夏老从不迟到”，他对学生也是这么要求的。朱正威对于这一点感触颇深。有一次，他跟夏老一起参加学院博士论文的答辩，因为临时有事耽搁了一些时间，进入答辩室的时候答辩正好开始。结果，夏老很严肃地对他说：“你迟到了。”
“后来我才知道，准时到就是迟到，因为夏老的手表永远是拨快五分钟的。”朱正威说。
朱正威与夏老相识已久，但自从成为夏老的学生以后，夏老就明确了师生之间要有规矩。但是，当他获得博士学位时，已经90岁高龄的夏老激动地喝了三杯白酒。
朱正威感慨：“我深深感到他是把我们当成孩子去关心和严格要求的。”
夏书章不仅将关爱赋予自己的学生，也尽可能地帮助中国行政学界的后辈。每当有青年学者有文章请他审查、作序，他从不推辞，总是一字一句在格子纸上写下寄语。
除了传授知识，让学生印象更深的是，夏书章对中国现实问题的关切和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他每天都要阅读多份报纸，了解国家大事，阅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前沿的最新学说，他对新讯息的接收完全不逊于年轻人。
夏书章建议学生永远保持学习。在他看来，生命就像水池，只有持续注入新的养分才能成为活水，人只有不断学习，生命才不会僵化。
学生们表示，每次见夏老都需要提前做好“功课”，否则很容易就被问住了。
杨泽生是夏书章“弟子的弟子”。他本科时师从朱正威，攻读硕士学位时来到中山大学，导师是肖滨。这个年轻的学子将二人之间的“双重交集”视为自己的幸运。
杨泽生说：“夏老一直给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要坚持做中国研究，从小问题着手，不断坚持，不言放弃，力争让中国的公共管理学和政治学在我们年轻一辈人手中有新的发展。”
生活不老
夏书章很少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却一再介绍自己的长寿“秘诀”：千万不要忘记生活的乐趣。有学生问，什么是“趣”？他说，“趣”就是要“笑”，跟着便哈哈大笑起来。
夏书章爱笑，而且是大笑，这种笑声极易感染周围的人。
上门拜访的学生说：“每次到夏老家坐一会儿，跟他聊一会儿，心情都会好很多，夏老总是给人带来阳光。”
夏书章也经常教育学生， 要有趣地面对生活难题，别一碰到困难就愁眉苦脸，好像到了绝境。他认为，只要保持独立思考、精神自由，不依赖他人，就不会有老的感觉。当专心在感兴趣的事情上时，心境会变得不一样，烦恼自然就减少了，所以越努力越长寿！
在儿子夏纪康印象中，父亲从来没有在家人面前流露过不快的情绪，再普通的家长里短在父亲那里也充满趣味。
夏书章一生俭朴，卫生纸用完了但是纸筒却舍不得扔掉。累积到一定的数量以后，他就和孙子一起搭积木，一老一少玩得不亦乐乎。
夏纪康用“严”与“乐”两字描绘父亲。“严就是严格、严谨，比如对时间的要求、对书稿的要求都非常严。乐就是兴趣广泛，享受生活。”
年轻时，夏书章二胡、笛子、网球、京剧等样样精通，去美国留学还不忘带上心爱的网球拍。一家人经常在饭后举办“联欢会”，他经常为家人演奏乐器、哼唱京剧。
夏纪康说，父亲有一套心爱的笛子，共七根，在搬家的时候丢了，到现在仍念念不忘。
夏纪康问父亲：“你都90多了，就算找到了还吹吗？”
父亲笑嘻嘻地说：“找到了我就吹啊。”
夏书章的妻子汪淑钧为丈夫总结了十二字的“长寿秘诀”：作息有序，饮食有度，生活有趣。而学生们又送了先生四个字——内心有根。
这“根”首先是对学术的忠贞，对工作的热爱，而这热爱背后是他对整个国家、民族和政府的忠诚。
改革开放后，哈佛大学曾经邀请夏书章去美国，但是他对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充满了信心。
这份热爱也渗透到夏书章生活的点点滴滴。
他在校园散步时，看到有孩子踩到路边的花朵，就会把对方叫住说：“花朵流眼泪了，你看到没有？”
“花怎么会流眼泪呢？”孩子有些疑惑。
“有人在你身上踩一脚会不会痛？”夏书章反问。
“会痛的。”
“那你现在踩了花花，会不会痛？”
“会痛。我以后再也不踩了。”
与“五四”运动同庚的夏书章，一生跨越了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新中国，他经历过战争、屈辱、动荡与振兴。
少年飘零，青年动荡，中年跌宕，老而弥坚。世界在夏书章眼中风云变幻，他却依然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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