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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中国】
满足公众多元化的医疗服务需求，这原本是医改启动之初对非公立医疗机构的主要期待之一。但国家卫计委提供的一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1—6月，全国医院总诊疗人次达15.7亿人次，其中民营医院仅有1.9亿人次，公立医院高达13.8亿人次。
民营医院在中国发展20余年，截至2016年6月，其数量多达15303家，超过了公立医院2000多家，但其诊疗人次却不足公立医院的15%，缘何民营医院陷入如此尴尬境遇？
制定奖惩措施 化解信任危机
事实上，“民营医院”是一个沿用已久但并非规范的说法。在我国现有的医疗体制中，医疗机构有“公立”和“非公立”两类，后者的投资主体既有境外资本，也有国内社会资本。“民营医院”就是指那些由国内社会资本投资的非公立医院。
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分会常务副会长赵淳认为，诚信问题是造成民营医院陷入尴尬境遇的原因之一。
从事民营医院行业管理工作近20年的他，见证了我国民营医院的一路发展，也看到了问题所在。“中国民营医院的门槛太低。欧美和日本对于资本进入医院有着严格限制，他们会考虑资本来源是否有原罪，因为这直接影响医院未来的诚信以及存活周期，但国内却无人顾虑。”赵淳认为。
赵淳指出，以饱受诟病的莆田系为例，他们靠张贴小广告假称治愈性病等手段获得的“第一桶金”，几乎决定了他们的初心是为了赚钱，所以等他们的数量号称占据民营医院的“半壁江山”后，势必会影响整个民营医院的口碑。“当前民营医院缺失的是一种精神。”
“这种精神缺失导致了整个行业的信任危机，最终出现了患者不信任、行业不认可、政府不放心的行业现状。”作为一家民营医院的掌门人、京东誉美肾病医院院长郭华伟指出。
健康服务业发展改革联盟执行主席田佑中则认为，行业监管不够也导致了民营医院违规成本过低，并间接造成了全行业的信任危机。
对民营医院的监管，赵淳介绍，国内目前主要靠政府主管部门监管和行业组织规范引导，虽然魏泽西事件后有所加强，但总体还是存在监管过松的问题。“应该制定一些规范，一旦不法医院触碰骗保、坑蒙患者等‘红线’，就应严惩甚至撤销其经营权，以示惩戒。”
不但要对不法民营医院严惩，还要对规范执业的诚信民营医院进行大力宣传和褒奖，这样就可以对中间的大多数民营医院有所惩戒或引导。这也是赵淳所说的“抓两头、带中间”的监管方式。他介绍，最近几天协会正在依据国家卫计委管理医院的相关大数据，对各地民营医院协会推介的400多家民营医院进行以诚信自律为主要内容的行业评价。这项评选工作已经开展了十余年，每两年评选一次，这也是我国民营医院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项自律活动。
打造合作平台 突破人才困境
不但要面对信任危机，绝大多数民营医院还面临着人才困境。
“对于任何医院，人才都是核心要素。”郭华伟指出，公立医院由于具备天然优势，可能没有民营医院体悟得深刻。
她所说的天然优势，就是公立大医院的职称评定、学术氛围、科研优势等待遇，而这些对于一名医疗技术人才来说，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公立大医院对人才的“虹吸”现象，让民营医院人才队伍一直十分局促。
如何缓解这种现状？赵淳希望，政府能从促进民营医院生存发展的角度出发，将医务人员多地点执业的政策落到实处，逐步让医务人员由“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为民营医院发展创造必要条件。
此外，民营医院大多奉行拿来主义，缺乏人才储备观念。田佑中指出，不少医院陷入“招聘—流失—再招聘—再流失”的恶性循环。相当数量民营医院把培训仅仅作为成本而非长远投资，具有被动性、临时性和片面性。他建议，可以和科研、临床水平较高的医学院或医院密切合作，依托他们的平台为医院选拔吸引人才提供机会。
不仅如此，郭华伟认为，民营医院还要用医院文化和制度留住人才，可以采取合作伙伴的方式，同时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为其职业生涯提供发展支持。
给予政策扶持 保障后续发展
“在医保、税收、购置设备、医疗定价等方面，民营医院仍遭受歧视的‘玻璃墙’待遇。”赵淳指出，既然民营医院具有“准生证”，就应该对其后续的发展给予政策扶持。
据赵淳介绍，医改以来，我国相继制定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2016—2020年）》等政策，这些政策将社会办医纳入相关规划，按照一定比例为社会办医预留床位和大型设备等资源配置空间，对民营医院的未来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
他举例说，政策规定优先设置审批社会力量举办的非营利性、资源稀缺的专科医疗机构，对于当前我国急缺儿科、康复和精神科的情况下，就可以鼓励社会办医进行有益补充，这无疑对患者是有利的。
但在政策扶持方面，专家们同时指出，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例如，应该放开医师利用业余时间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执业或开设工作室；加大政府购买服务的力度，支持保险业投资或设立医疗机构，推动非公立医疗机构向高水平、规模化方向发展等。
（本报记者 金振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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