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新声

    吴光先生是治中国哲学的著名学者，虽已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退休多年，但治学不已，笔谭之外，舌耕不辍。刚刚出版的《国学新讲——吴光演讲录集粹》，就是从他30多年来、200多场有关国学讲演中选取的38篇讲稿整理而成。如此大跨度和多场次的讲录，在某种意义上，既折射了当代国学热的风貌与走势，也客观记录了作者国学认知与体悟的心路历程，这部“新讲”之书，实际上也是作者解读国学的“新声”。

    这部国学演讲集，从学术的角度看，下述几点尤令人印象深刻：

    其一是讲题广泛。既包括了儒学，道家思想，浙学，阳明学，以及老子、荀子、黄宗羲等；又涉及当下的一些热门话题，如解读国学内涵与核心价值，全球化，儒商精神，廉政文化等等。如此丰富的学术领域，琳琅满目的话题，正所谓“会众合一”，显示出作者治学兴趣的广博；而学问品相的多面多向，想必将更宜于契合不同的读者，满足不同的阅读需求。

    其二是现实关切。“新讲”固然倾心于国故之学与问道之论，但也始终萦怀人伦日用的经世关切，多个讲题更直指我们生活的当下。如国学热兴起后，“国学”是否应在大学教育中拥有合法身份，一直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而《国学应该列为一级学科》的文题，就旗帜鲜明地显示出吴先生的立场和态度，用他的话说，他是“强烈主张恢复大、中、小学的国学教育”，要求建设“以经学、史学、子学、小学、文学、艺术为基本学科的国学学科体系”。而文中吴先生真切而犀利的论辩，既显示出对国故的眷顾，也表达了对盛世稽古创制的期待。又如对当下的反腐败，作者也给出了极大的关注和积极的呼应，在有关廉政的讲题中，作者超越了一般的“官德”局囿，而扩展至“廉政文化”的层面，从“政局”“政制”“政策”“政德”四个向度，深刻分析了廉政建设中诸社会因素的辩证统一，探讨了其间的系统性和复杂性。

    其三是守正开新。《国学新讲》的书名，即表达了作者的一种自期：于旧学添新思，于国故立别意。吴光先生浸润中国哲学多年，饱读经史，早在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以其黄老之学探索深得前辈嘉许，其后更以黄老研究声闻学术界；在其他研究领域，吴先生也常发一家之声，立一己之说。如在国学研究上，他提出了“国学六大精神”论；在儒学研究上，他提出了“一道五德”说；在浙学研究上，他倡导突破“浙东学派”或“浙东学术”的视野，提出了“大浙学”概念，并援经入史，认为“浙学”是史学与经学兼综，道与器兼顾之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应时势变革，热情宣扬“新仁学”，创设了“民主仁政”一说。主张发展儒学，正是要从传统儒家的“道德仁学”提升到当代儒学的“民主仁学”，融合儒学之“仁爱”价值观与西学之“民主”价值观，成为“民主仁爱”之新道体，从传统“民本”走向现代“民主”，构建富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民主仁政”。或有见于此，吴先生曾着意在多次演讲中表扬阳明哲学的“明德亲民”特质，赞扬黄宗羲思想对“民主仁政”的启示意义。吴先生自号“青溪逸民、子陵乡友”，偏爱浙江乡贤自在情理之中。他曾说清末三大儒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我还是比较喜欢黄宗羲”，因为黄氏富有“民主启蒙思想”。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同吴先生的见解，但不可否认这是一种旧学新知，是对儒家文化当代意义的新揭示，而他对国学、对儒学的深思，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和把握国故，特别是其间所蕴藏的有益于当代中国发展的思想资源。

    其四是文化温情。翻读这本演讲集，可感受到一种时淡时浓的文化温情，可概之为对传统文化的同情的理解，以及基于这种理解之上的“好之、乐之”的自觉辩护。实际上吴先生并不回避自己的这一温和的文化保守主义姿态，他明确地说过：“我主张现在要尊孔、尊儒，但不要独尊，不要罢黜其他各家，要坚持多元和谐的文化观。”在与学人商榷是否应“倡导国学”的辩论文中，吴先生酣畅淋漓地论证了国学虽是历史的，却仍有着当代的生命力，其间有着恒久价值的思想，不仅不是历史发展的阻力，相反将成为我们追求现代化的重要精神动力。在此文中，以及在文集所载的许多演讲中，吴先生都流露出对国学的珍惜、欣赏和喜爱。当然，这种文化温情，并非是滥情，更不是非理性的偏爱，而是基于文化自信和文化传承使命的审慎选择。或许也正是为此，吴先生倾注大量心血于历史文献整理之中，主持整理了《黃宗羲全集》《王阳明全集》《刘宗周全集》《马一浮全集》等两千余万字的文献编校辑存工作，这也可谓其文化温情的一个实际标志。

    虽然作者谦称《国学新讲》只是一个“学术补白”，但这一“补白”却也客观记录了一位斑白长者上下求索的足迹，好学深思的心声，修齐兼济的情怀。古诗有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吴光先生虽已年逾古稀，但壮心犹然，故谠论可待，雄文可期。

    （作者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