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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0日 星期四

    有一种力量叫信仰

    ——本报记者重走长征路的见闻与感悟

    作者:本报记者 胡晓军 韩业庭 刘坤 吕慎 张国圣 李晓东 赵洪波 张勇 刘江伟 陈海波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20日 06版)
    10月9日,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等20多家新闻媒体的30多名记者重走长征路至四川省巴中市,图为记者们在刘伯坚烈士纪念馆采访。本报记者郭俊锋摄/光明图片
    本报记者吕慎(左一)、陈海波(左二)在贵州省黎平县肇兴侗寨采访。
    本报记者韩业庭(左一)在陕西省吴起县第二小学采访。
    本报记者刘坤(右一)在云南省寻甸县花卉种植基地采访。

    是追寻更是追随

    本报记者 胡晓军

     

        仲秋9月,赣南依然炎炎如暑。

     

        “长征第一山”瑞金云石山、“长征第一渡”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在赣南采访的日子,沿着当年中央红军集结长征的足迹,在烈日下一处处追寻,聆听着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们对那段波澜壮阔历史的追忆,心绪始终激荡而火热。

     

        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村小组后山上,17棵枝繁叶茂的大松树让记者震撼——长征前夕,这个小村的17名青年相约来到这里,每人种下一棵松树,并约定,如果革命胜利,这些松树就是见证。然而,在长征途中,他们全部牺牲。

     

        于都县采茶剧团退休编剧刘光沛祖屋斑驳的墙面上,红军留下的一条条标语依稀可见:“保障分田胜利加入红军去!”悠悠地诉说着当年的故事。而采访时刘光沛所说的话,同样让人震撼——“当年,通过打土豪分田地、苏区干部好作风,党、红军和苏区人民凝结成了牢不可摧的命运共同体,让人民看到了生活的希望,所以在面对反革命‘围剿’的危难之际,苏区人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支持红军。”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从赣南踏上长征之路。80余年过去,斗转星移。巨变的,是社会环境,是城乡面貌;而始终未变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干群同心。

     

        采访中,我也深深感受到,如今在赣南,有许许多多家庭,有许许多多劳动者,正怀着美好的憧憬和期盼,追随着先辈的脚步,追随着中国梦,齐心协力,行进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

     

        重走长征路,是追寻,是追忆,更是追随——在追随中砥砺奋进。

     

    心中永远的丰碑

    本报记者 韩业庭

     

        老话说,苦不苦,想想红军二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红军长征的苦和累,或许只有重新走过长征路才能体会到。

     

        从福建宁化、上杭、长汀到广东南雄、仁化、乐昌,从陕西延安到宁夏固原,一路采访基本是在山间穿梭,在林间行走。虽有汽车代步,有向导引路,但采访途中仍然感觉长路漫漫。采访点之间通常都有几个小时的车程,每天早晨七点多出发,晚上回到驻地时往往八、九点甚至更晚。当媒体同行的脸上都写满倦容时,大家也开始思考:当年红军在后有追兵、前有堵截的恶劣环境中,何以能够凭借两条腿走过二万五千里?

     

        一路行走,一路追寻,一路思索,答案只有两个字:信仰。

     

        信仰并非虚无缥缈。在福建上杭,记者问97岁的林攀隆老人,为什么当年要冒险参加红军?老人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们相信参加红军能够过上好日子。这就是信仰。正是这份信仰,让中央苏区上演了“兄弟同参军、父子齐上阵、夫妻一条心”的感人场面。也正是这份信仰,让每个红军战士坚信:长征的终点不是困境,不是绝望,而是美好明天。

     

        80年时光匆匆,历史远去,但我们有责任去重温征途岁月,守护那份信仰遗产。正如《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所言:“阅读长征的故事将使人们再次认识到,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无穷无尽的。”

     

        重走在长征路上,当年的战火纷飞早已不见踪迹,但信仰的丰碑却在我们的心里愈加清晰。

     

    长征路上的守望与传承

    本报记者 刘坤

     

        “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昔日,二万五千里长征,红军爬雪山、过草地、渡赤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尽显铁血豪情;同时,过侗乡、宿苗寨,也在“打土豪,分田地,救穷人”,赢来“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感人场景,留下鱼水深情……

     

        如今,在祖国的大美河山中,散落于各地的红军桥、红军树、烈士墓、会议旧址、革命历史纪念馆等,见证着那段血染的历史。年代虽已久远,但人民对红军长征及其精神的缅怀仍在,守望仍在,传承仍在。

     

        来到湖南省桑植县,贺龙元帅的堂侄贺学舜老人拿着厚厚的手稿告诉记者,就算呕心沥血,也要亲笔写下贺氏家族妇女为参加革命的丈夫守节的故事。在云南威信,81岁的湾子苗寨寨主陶登玉说,当年红军与苗寨的故事要一遍遍讲给儿孙们听,一代代传下去。从他们那布满皱纹却又坚毅的脸庞上,记者感受到的是挚诚的情感和坚定的信念。红土地上,伟大的长征精神正在延续,脱贫攻坚的号角已然吹响。

     

        重走长征路,置身其中,对生命和灵魂的感悟、对革命和历史的认知,以及悲欢离合、喜怒哀乐等情感会一齐涌向心头。让人不禁感叹:万里长征啊,真是一曲惊心动魄的壮歌,一段百世流芳的传奇。

     

    赤水河的诉说与欢唱

    本报记者 吕慎

     

        长征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而这部史诗与贵州关系密切。正是在贵州,中国共产党正式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也正是在贵州,中国共产党选择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

     

        红军从黎平进入贵州,到长征转折点遵义,正好从东南走到西北,贯穿全省。贵州地瘠人贫、苍山如海、连绵不绝。站在瓮安县的江界河大桥上,远眺红军突破乌江的渡口,难以想象这样一支衣衫褴褛、饱经挫折的队伍能在高山深谷的激流险滩中跋涉和战斗。我想,如果不是凭借伟大信仰,红军肯定无法走出这无尽的群山。这个信仰就是解放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和实现共产主义。当红军战胜千难万险完成长征时,客观上已经宣告了这个伟大信仰的胜利。

     

        赤水河静静流淌,诉说着长征路上的红色奇迹,也欢唱着今天的幸福歌曲。四渡赤水的茅台古镇,红水两岸,灯火辉煌。80年前,还是匪患横行、民不聊生的穷乡僻壤,如今已经崛起成为百姓富、生态美的“中国酒都”。2015年,茅台镇GDP超过400亿元,成为丝毫不逊色于长三角、珠三角的富裕地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昨天,工农的子弟兵创造了长征的人间奇迹;今天,中国人民比以往更加自信和豪迈,必将迎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让山不再遥远路不再漫长

    本报记者 张国圣

     

        重走长征路,像在历史和现实间穿行。我看到了变化,也看到了永恒。

     

        地处秦巴高寒山区和连片贫困区的“红色城口”,是川陕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往来市里的交通长期“不通”,城口人曾调侃自己是重庆的“飞地”。几年前,这个秦巴山区的“盆景之城”终于有了一条连接外界的快速通道,“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城口忽然成了游客趋之若鹜的“心灵牧场,养生天堂”。

     

        革命先烈们穿行过的一线天、翻越过的悬崖绝壁还在那里,但今天的人们已经让山不再遥远,路不再漫长。重庆巫溪县中梁乡石锣村是一个离最近的乡场也有20公里的高山村,2000年前全村没有一段公路,2010年前全村没有任何产业。村支书匡后明和全村800多个劳动力,硬是用锄头、撮箕、石磙在绝壁上凿出了17公里“天路”。走出大山的石锣村在国家和重庆市、巫溪县扶贫政策的帮助下,很快实现了整村脱贫的目标。

     

        重走当年的红军路,沿途的绿水青山、农家新居,一个个生态产业园,一处处农村电商站,还有那一张张怡然自得的笑脸,都在告诉我们:先烈们为之努力奋斗的目标正在实现,这片土地正在不断谱写新的传奇。

     

    中华民族奋斗的永恒精神动力

    本报记者 李晓东

     

        行走在红军转战时间最长、转战地域最广的四川大地,对于红军精神的理解会更为深刻。这样的理解,不是抽象的,它来自于过往人物与史实细节凝结而成的鲜活厚重形象。

     

        在川陕革命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当年的训词妇孺皆知:智勇坚定、排难创新、团结奋斗、不胜不休。这就是红军精神集中而鲜明的阐释之一。在异常艰难复杂的环境中,红军能在重重围困中挣脱出来,让革命火种熊熊燃烧,并最终夺取全国胜利,就是靠这样的精神。红军成长为有坚定信仰、不怕牺牲的革命队伍,为革命胜利而勇往直前,这样的精神至今仍在激励我们。

     

        当年的红军精神传承至今,虽与战争年代的具体内容不同,但笃定坚毅、不胜不休的内核一脉相承。20世纪90年代,同样是川陕革命老区巴中,干部群众向恶劣的自然条件宣战,将山区的交通条件彻底改变。今天,面临新一轮的扶贫攻坚,他们依据山区的实际情况找路子,兴产业,用双手创造新生活。

     

        重走长征路,时时感受到长征精神就存在于身边群众的具体实践中,是不同时代中华民族奋进的动力和源泉。

     

    在追忆中砥砺前行

    本报记者 赵洪波

     

        作家王树增在著作《长征》中写道:“长征属于人类历史上这样一种事件:即使经过了漫长岁月,依旧被世人追寻不已。”长征,一直以来也为我所神往。

     

        瑞金、遵义、红安、泸定、若尔盖、会宁、延安,近一个月的采访,许许多多的长征故事让我感动不已。红军将士们走过的土地,如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脱贫攻坚战已经打响,干部群众正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长征路上。

     

        在甘肃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景区讲解员杨婷对长征相关的数字如数家珍:“长征跨越了14个省份,翻越了40多座高山险峰,其中包括20余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皑皑雪山,渡过了近百条江河,走过了世界上海拔最高,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

     

        肃立在红军会师塔前,我仿佛看见红军数万名将士鲜血染红的湘江,看见许多战士被埋在皑皑白雪下的夹金山,看见许多战士一脚踏进沼泽的茫茫草地。长征已经过去80年了,今天我们为什么要纪念长征?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采访中,我找到了答案:长征精神就是我们民族和国家的精神,我们要让长征精神在新时代下继续焕发光彩。

     

        人的一生,必须有精神支撑。穿越80年的光阴,长征精神激励着我们继续砥砺前行。

     

    弘扬长征精神打赢脱贫攻坚战

    本报记者 张勇

     

        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感受到一种不一样的历史,一种穿越时空的追寻与探问。在红军驻扎过的云南寻甸县柯渡镇和威信县扎西镇,见到那一条条鼓舞人心的红军标语,听到一个个村民讲述父辈流传下来的红军故事,禁不住心潮起伏,仿佛回到80年前:

     

        一队队红军战士雄赳赳地从村头经过,丹桂村内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住宿的房间又亮起灯光,朱德总司令走进清真寺与阿訇促膝谈心,湾子苗寨的苗族群众把过年用的汤圆煮给红军战士吃……

     

        现在革命老区脱贫攻坚之战正在进行。在云南省威信县双河苗族彝族乡岩桑坳村,村民们正在修建新住房。今年,威信县启动了3000户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和5703户扶贫安居工程,其中5481户已经建成新房,数万名长期在危房中生活的群众即将拥有一个新家园。他们的新房房顶上,仍然都立着一颗红五角星。这一颗颗五角红星,传承着红军艰苦奋斗的精神遗产,也传达着威信人民爱党、爱国、爱红军的坚定信念。

     

    夜宿华屋寻找出发的初心

    本报记者 刘江伟

     

        到达江西省瑞金市叶坪乡黄沙村华屋村小组已是日暮时分,落日的余晖洒在老屋的墙壁上,斑斑驳驳,使本已残破的老屋显得愈发沧桑。一条水泥路,把华屋隔成了两个世界,这边是村里破败不堪的土坯房,而另一边则是白墙黛瓦的农家新屋。

     

        华屋曾经很穷。街头的村民告诉记者,四年前80%的村民都住在土坯房中。整个村子,只有一条泥泞的小路和危桥联通外面世界。

     

        2012年,《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出台实施,乘着政策的春风,华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排排新房拔地而起,一条条水泥路四通八达,青山环绕,绿树成荫。

     

        既已住上新屋,为何还在村口保留土坯房?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黄沙村党支部书记黄日生。“为了铭记过去,让村民时刻牢记我们今天的生活从何而来。”他告诉记者。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们今天“重走长征路”,不也是为了从历史中追寻当初我们为什么出发的初心吗?80年来,我们一次次回望长征,就是要重新凝聚起“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念和勇气,去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遥想80多年前的一个早晨,天还未亮,毛泽东登上中央苏区南线会昌城外会岚山峰,他凭高远眺,纵览连绵起伏的山峦和宛如玉带的江河,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写下了“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的词句。今天的老区人民已在党的领导下,发扬长征精神,创造出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烈士鲜血永远不会失色

    本报记者 陈海波

     

        采访团乘坐高铁从桂北向黔东前进,连绵起伏的高山使列车速度只能维持在时速200多公里,处于300公里的设计值之下。即使我们现在拥有了一流的技术,也仍要对这些高山大川保持敬畏。但82年前的冬天,红军无所畏惧。他们穿着破烂的草鞋,有些甚至赤脚,爬过这一座座山,从湖南进入桂北,然后渡过湘江,再翻山越岭,进入贵州黎平,迎来曙光。

     

        在广西兴安,一位年过七旬的红军后代告诉我们,当时16岁的父亲是扒着战友的遗体游过湘江的。湘江战役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视为一场惨痛的败仗,如同一块伤疤而不愿去触碰。

     

        “人们对湘江战役的评价往往都认定为一次惨败,说它是红军长征途中最大的败仗。”当地文史专家刘建新说。他花了很长时间查阅史料、撰写论文,力图向世人证明湘江战役并非“惨败”,而是实现了红军继续西进的战略意图。

     

        事实上,刘建新真正在意的是,那些红军烈士的鲜血不是毫无意义的,不应被忽视和遗忘。

     

        和刘建新一样,很多人在做这种努力。湘江战役纪念馆与各地党史办联合,通过各种方法搜集当时牺牲的红军战士的名字。即使许多烈士已找不到学名,只有土名,也不遗漏一个,都被刻在石碑上。在为人民、为新中国而战的理想和信念下,没有任何一滴血可有可无,更不会因为所谓的“失败”而失色。何况,他们本就没有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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