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精神的种子埋入时间

    八十年前的1936年10月，三支越过了数十条山脉河流、转战了大半个中国的红色队伍，先后在甘肃停下了脚步。当他们将红旗插在了小村“将台堡”的土地上时，也将“长征”二字刻入了中华民族的史册——

 

    它成为一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史上悲壮而精彩的篇章，为民族精神赋形，将古代、近代、当代中国的精神长河连成一脉。

 

    它成为人类伟大意志的中国诠释，向一切文明重申：信仰能凝聚无坚不摧的伟力、理想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巨响。

 

    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性一步，向世界无声宣告：中国共产党有能力领导中国人民走一条前无古人、开天辟地的道路。

 

    它成为一种象征和标识，锻造了当代中国文化自信的支点，汇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完成历史飞跃的精神财富。

 

    八十年前，领导长征取得胜利的伟人说，“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八十年后，带领中华民族迈向伟大复兴的领导者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长征要持续接力、长期进行，我们每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长征，已将精神的种子埋入了时间。

 

“长征”，将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富强、复兴的征途具象化

 

    “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八十年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如是说。实际上，对于“全部史诗”的细节，人们一直没有停止寻找。

 

    1934年5月30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刊发了这样一则报道：《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内容是江西省瑞金县下肖区七堡乡农民杨荣显的八个儿子同时报名参军的事迹。四个月后，长征开始。人们关于这八位年轻人的最后消息，是他们在长征中全部牺牲的噩耗。时间地点，不详；后代去向，不详。

 

    1935年5月29日，中央红军部队在四川省中西部强渡大渡河成功后，红四团二连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冒着枪林弹雨和熊熊烈焰，攀着桥上铁索前进，一举夺取泸定桥。几十年之后，这电光石火的历史瞬间早已被写入了教科书，但22位勇士中却只有8位的名字能够确定，其他人的纪念碑仍然是无字碑。

 

    漫长的时间里，学者、记者们踏破铁鞋，不断追寻着这些在历史指缝中遗漏下的信息。结果可能并不乐观，但“寻找”本身就已构成意义。它是追念、是激励、是寻根，是对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我们的民族精神的持久呼唤。

 

    寻找，是看清民族的来路。长征这一伟大远征的背后，正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民族品格，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是“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壮志，是“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抱负，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胸怀，是“何须马革裹尸还”的血性，也是“人间遍种自由花”的理想。

 

    寻找，是探寻民族的未来。八十年来，“长征”二字已不仅仅指1934至1936年间的一段历史，而且成为中华民族独立、解放、富强、复兴征途的具象化；长征精神已不仅仅指向这二万五千里的行程，而且不断拓展着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内涵，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各个时代都结出了硕果，最终形成了今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巨大力量。

 

    凡是活着的历史，都贯穿着精神的绳索。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经过几千年的沧桑岁月，把我国56个民族、13亿多人紧紧凝聚在一起的，是我们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是我们共同创造的美好家园，是我们共同培育的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广义的长征赋予当代中国人的任务，需要我们将文化自信作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根本力量，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真正让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

 

    它用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最有张力的历史语言告诉后人，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这个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

 

    二万五千里远征，用每个标准丈量都是奇迹。

 

    日均行军七十余华里、近乎每天一次遭遇战，这是军事史上的奇迹；变被动的军事战略转移为主动的政治战略转变，在极端艰苦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革命的领导核心，这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而在步步是险境、处处关生死的极端境遇中，迈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关键一步、完成了一次涉及大半个中国的真理传播，则是文化史和传播史上的奇迹。

 

    这是一次大规模、高频次、跨民族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尝试。

 

    从赣南到陕北、从岷山到秦岭、从湘江到赤水，长征经过了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甘肃、陕西等十四个省份，经过了苗、瑶、侗、布依、壮、水、傣、彝、纳西、白、藏、回、羌等十数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综合运用当地方言、民族语言、宗教习俗、结合当地不同的社会革命诉求，将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送到了“中国军队几十年所没有去过的地方”（斯诺语）。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结出理论硕果的关键环节。

 

    贵州北部小城遵义的一场会议，让长征和整个中国革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也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开始走向成熟。从近处梳理，红军随后强渡乌江、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跳出了几十万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长征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从历史远观，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最终开辟了根植于中国大地、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现代化规律的“自己的道路”。

 

    关山历历，马蹄依稀。八十年后，站在民族复兴之路与世界发展大势的交汇点上，我们仍在思索：这场危途中的理论播种到底回答了什么？

 

    它给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的规律，它展现出了“批判的武器”转化为“武器的批判”后的巨大力量，它提供了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用发展着的理论指导发展着的实践”的重大启示。它所体现的规律和精神，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不断得到阐扬，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一系列会议中再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更重要的是，它用最惊心动魄的历史事实、最有张力的历史语言告诉后人，为什么中华民族最终选择了这个主义而不是别的理论，选择了这条道路而不是别的模式，为什么要始终怀着“行前人所未行”的战略魄力与文化定力。“历史告诉我们，没有先进理论的指导，没有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先进政党顺应历史潮流、勇担历史重任、敢于作出巨大牺牲，中国人民就无法打败压在自己头上的各种反动派，中华民族就无法改变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我们的国家就无法团结统一、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走向繁荣富强。”

 

    这番话，是对历史的总结，也是长征的时代回响。

 

信仰的力量，让一支“落魄”的军队变得“富有”，让一条险境环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缺食少穿、缺医少药、没有足够的枪弹和重武器，连最基本的供给都没有，人数也锐减……在外人看来，长征中的红军，大概是世界上最落魄的部队。然而，深入红军访问的埃德加·斯诺却从毛泽东住的简陋窑洞、周恩来睡的粗糙土炕、彭德怀用缴获的降落伞改制的背心中，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力量——

 

    “信仰”。

 

    陈树湘，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师长。在湘江一战中，他带领队伍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鏖战4天4夜，直到中央红军主力突围渡过湘江。腹部中弹的他打光最后一颗子弹后被俘，在被敌人抬着请赏的路上，亲手掏腹断肠，英勇就义。

 

    郑金煜，红一军团二师四团宣传队干事。作为过草地的先头部队的一员，他经历了饥饿、寒冷、急行军、滂沱的暴雨和水没至膝的沼泽，最终因为虚弱和高烧而牺牲。临终前身上唯一干燥的物件，是他为全团贴身保存的几根火柴。

 

    二万五千里，时时关生死；七百多个昼夜，处处见英雄。信仰的力量，让一支“落魄”的军队变得“富有”，让一条险境环生的道路普照曙光。

 

    有信仰，才有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意志与信念。转战大半个中国的中国工农红军以其无私无畏，一扫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百年来腐朽、守旧、毫无精气神的衰败气象，在历史上第一次让亿万劳苦大众懂得了：压迫的锁链终将被斩断，而命运的利刃就在自己手中。

 

    有信仰，才有舍生忘死、百折不挠的革命英雄主义。跋山涉水、爬冰卧雪、草根果腹、皮带充饥，十多万红军指战员血洒征途，前赴后继，最终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铁流。

 

    有信仰，才有顾全大局、紧密团结的集体主义。血战湘江、四渡赤水、飞夺泸定桥、转战乌蒙山、强渡嘉陵江、激战独树镇……无数次的千钧一发、一路上的百战艰难，都靠着必胜的决心和团结一致的精神一路闯将过来。

 

    大河奔流，逝者如斯。今天，陈树湘牺牲的地方，郑金煜长眠的土地，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远征。决胜全面小康，没有枪林弹雨，但仍需披荆斩棘；实现民族复兴，不见战火纷纷，但仍需破路开山；完成这场新长征，仍需有血液中的火、精神上的钙，仍需“切实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

 

    于是，从中央八项规定到反对“四风”，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到“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牢牢把握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这条主线，全面推进思想、组织、作风和反腐倡廉等各项建设，把理想信念教育作为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力求保持全党在理想追求上的政治定力。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功实践不断重申着长征用血与火写下的启示：“不忘初心”，方能“继续前进”。

 

没有文化的军队会打败仗，没有文化视野的长征史不是完整的长征史

 

    1935年年底，中央红军离开黔东南苗族侗族聚居地，继续西行。依依惜别时，红军送给侗族同胞马匹和枪支作为礼物，他们都不要，只留下了红军的一部留声机。

 

    长征经历了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或杂居区，即便民俗不同、宗教各异，但文化工作却总能使情感流动、让精神相通。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没有文化的军队会打败仗，没有文化视野的长征史不是完整的长征史。

 

    长征前，文化工作是指明方向，鼓舞士气的精神食粮。

 

    在行前动员中，红军宣传队员广泛运用写传单、发布告、做宣讲、办壁报、编歌谣、出画报、演舞台剧等形式鼓舞发动群众。一条条标语，就像一盏盏明灯，把革命的思想传播到了百姓中间，在军民之间形成了坚固的情感纽带。而像《打倒军阀王家烈》《夫妻参军》《一双草鞋》等舞台剧，则大大地鼓舞了群众参军的热情，一场演出后上百人报名参军的情况屡见不鲜。

 

    远征中，文化工作是提振士气的号角，是射向敌人的子弹。

 

    《红星报》是世界上罕见的在危途中出版的报纸，一直陪伴中央红军长征的始终，不断向广大指战员宣传中央的战略方针、战术方法以及作战意图。而歌谣、口号、标语则以更密集也是更灵活的方式发挥着文艺宣传功能。老红军徐光友曾回忆说：遇到骑兵时，我们就编首《打骑兵歌》，开展瓦解白军工作时，就唱《瓦解敌军歌》，“我们唱起这支歌，头一遍敌人还打枪，我们唱第二遍时，敌人枪声渐渐稀落了，等我们再唱第三遍第四遍时，敌人一枪也不发了。”

 

    世界上最艰苦的征途，却产生了最高效的文化工作、达成了最直指人心的文艺效果、无形中孕育了一个党和一支军队的文化方针，这本身就是长征奇迹中的一部分。著名作家丁玲在《红军长征记》前言中禁不住感慨：“红军是一支能文能武的军队。”

 

    “从水管里流出来的是水，从血管里流出来的是血。”长征，同样是文化意义上的长征，它是我军强军文化的一次“加钢淬火”，是对党的思想文化战线的一次磨砺升华，是人民政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传统、过硬作风的集中展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全面展示。在漫长的历史中，逐渐彰显出了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长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此生留得豪情在，再作长征岂畏难。”

 

    八十年，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回望长征。长征精神，一直在动态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历史进程；长征文化，持续不断地塑造着现代中国的思想史与文化史。这个在任何角度都能写入二十世纪人类史的大事件，将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连成一脉，最终成为响彻历史的宣言，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播种，并由此——

 

    在复兴之路上，让一个民族永远保持着前行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