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文学行当

    【光明读书会】 

编者按

    今年92岁高龄的黄永玉先生，在过往的人生中，始终用艺术的眼光发现生活的美，用真诚的情怀记录不同时代的风土人情，足迹遍及湘西、闽南、上海、香港、北京以及世界多地。他用笔画下走过的山山水水，也用笔写下所见的人情与风俗。几十年来，黄永玉亦画亦文，在绘画中追求文学的美，在文学中追求艺术的境界。

    9月28日，在黄永玉的新书《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中部）首发之际，两位学者以“黄永玉的文学行当”为主题，在福建泉州也即此书所涉之地进行了一场精彩对谈。本期读书会特整理其中精彩内容，以期与读者共同感受这位文学艺术名家几十年充满正能量的创作之路。

    嘉宾：

    李辉（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人民日报高级记者、作家）

    张新颖（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复旦大学教授、博导）

与文学一生相伴

    李辉：在许多场合，黄永玉先生不止一次地说，在我的行当里面，文学排第一，雕刻排第二，绘画排第三。只不过，“黑画”猫头鹰、满塘荷花、一枚猴票、一个酒鬼瓶，太为人熟知，文学家黄永玉的另一番风景，则不免有些被遮掩了，所以大家对他的文学并不是很了解。

    我和黄永玉1982年认识，真正来往是在1986年，到今年整整30年。

    20世纪30年代起，黄永玉开始文学创作，并发表一些插图。1944年在江西开始写诗，写长篇连载。目前能搜集到最早的作品是在上海《诗创作》丛刊上发表的长诗《风车和我的瞌睡》。1948年之后，他到香港《大公报》工作，也发表各种长诗。1950年，他回湘西旅行，撰写长篇游记《火里凤凰》，在香港《大公报》副刊连载。在担任《大公报》副刊业余美术编辑之外，他还编写剧本，其中喜剧《儿女经》被拍成电影，系以其友人唐人（《金陵春梦》一书作者）的家庭生活为素材而创作的，女明星石慧因在该片的出色表演而当选为最佳女演员。后来黄永玉又写了一部剧本《海上故事》，剧本已完成，在酝酿拍摄时，因导演费穆突然病逝而夭折。

    1953年，黄永玉离开香港，定居北京，以人民日报特约记者的身份，去了趟小兴安岭森林，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摄影照片，后来又陆陆续续发表相关文章，如《森林小学》《森林黄昏》等。

    1964年，在“四清运动”期间，黄永玉开始“动物短句”的创作，每个动物只写一句话，再配一幅动物画，图文相映成趣，互为补充。这些短句，似格言，非格言；似散文句式，却又更接近于散文诗。这些文字于“文革”后结集出版，即“永玉六记”的第一本。1997年扩展为“永玉六记”。

    1970年，身在“五七干校”的黄永玉，在经历“文革”初期的的批斗之后，下放到“干校”劳动，与文学史上众多优秀作家的写作一样，黄永玉以“潜在写作”方式创作长诗《老婆呀！不要哭》，记二百多行。

    1979年，黄永玉完成了长篇散文《太阳下的风景》，让他的散文写作一下子就达到很高的起点。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可以说是黄永玉文学创作的又一个高峰。在20世纪40年代初，他就开始想写这部小说，真正开始写是1990年前后，完成十几万字后一度停笔；十几年后，于2008年再度续写。黄永玉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过程，颇类似于老舍、矛盾、巴金、沈从文等现代作家当年的状态：一边写，一边发表。连载这一作品的是国内最重要的大型文学刊物之一《收获》。到现在已经连载第7年了，期期不落，每期都2万多字，以个性的文字描述他儿时的经历，现在才写到泉州部分，后面的还很长，这令我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以后的叙述和格局充满期待。

    所以，整个文学是伴随黄永玉一生的。

充满能量的个性之作

    张新颖：《太阳下的风景》以写黄永玉表叔沈从文为主，1979年创作，1980年发表。那时中国刚刚从“文革”当中恢复出来，我们的语言、文字形态就如同一整块板结了的土壤一样，没有弹性，没有营养。这篇散文不符合常规的文章写法，单单从文字的字面上来讲，就让大家感到非常惊讶，更不要说其中流露的很深厚的对家乡的感情，对他表叔的感情，对湘西文化的感情。大家都觉得这篇文章好，但是又很难说清楚它好在哪里。

    一般作家创作的最好时期是在他的青年时代，到中年就开始下降，到了老年就更不用说了。而黄永玉82岁的时候还在创作《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最让人敬佩的是，他的作品里面充满朝气。那生机勃勃的力量，超过了年轻人的力量。通过写无愁河，不断生产出能量，我觉得他不仅仅把能量保存在文字里面，传递给读者，他本人也从写作中获得能量，很享受这样一个行为。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会给读者带来生命的滋养。一旦喜欢上它，就舍不掉。很少有这样一部不断给人带来能量的作品。

    李辉：20世纪50年代之后的文学，强调大众化的方向，小说的主人公以工农兵的形象为主，里面充斥着大量的政治文件和社论语言。那个时代的作家，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沈从文在1949年之后，一度还是想写作，但是他写《边城》《湘行散记》的语言风格，并不符合当时的文学要求。他一直改变，没有成功。他想写英雄人物，采访了十多年，计划写篇长篇小说，最后还是没写出来。黄永玉1979年写的文章，没有20世纪50年代以来政治抒情的痕迹，包括他在干校写的《老婆呀！不要哭》，完全秉承了19世纪俄罗斯诗歌的特点。他跟上这个时代的脚步，但又一直保持自己的语言风格。《太阳下的风景》一发表，立刻就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评价极高。黄永玉的散文语言不讲究套路，看他的文章，有时候看着看着，就不知道写到哪里去了，但到最后，他又能奇迹般地收回来。没有固定的格式，但是每一种表述，都能达到一定境界，这是他语言的特点。

随心所欲的写作境界

    张新颖：语言当然跟人的生命状态有关，我读《无愁河的浪荡汉子》，还有一个特别大的感受就是一个人的生命宽度特别重要。在黄永玉的生命里，可以看到很野的、很文的、很粗、很成熟的这些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个生命里面，它的质量和密度就特别大，也显得特别丰富。

    对黄永玉来说，在他成长的过程当中，没什么是不好的，没什么值得嫌弃，所有的东西都成为滋养他的东西，而且他把这些都写了出来。《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写得这么长，就是不选择，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他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比如一条街道，他从头写到尾，一家一家铺子写过来，把他能够记得的东西都写下来。“生命当中没有任何经验是没有的，生命当中没有任何时间是虚度的。”这句话用在黄永玉身上特别合适。

    他的写作，已经达到随心所欲的一个境界。

    李辉：作家在随心所欲的创作过程中，其实是靠很多东西在支撑的。汪曾祺在一篇文章里说过：“黄永玉的记性真好！”这是他成功创作很重要的一点。臧克家也谈过：“黄永玉口才好，记忆好，而且很幽默。”另外一个，他阅读量非常大，很多书都是我没看过的。去年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临摹《清明上河图》，主要目的是看《清明上河图》里人物情景之间的呼应关系。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是从故乡开始，格局很大，同学与同学之间、朋友与朋友之间、仇人与仇人之间，都有一个呼应关系。而且每到一个地方，不断有新的人物出现，很多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他也用心在写。当一个人物写完了之后，他发现很有意思，就会围绕这个人物继续写下去，让这部小说充满生机。写湘西的美食时，光写一道菜，他都可以写几页。当他发现这个东西对他很重要，就会一直写下去。当我们看这些的时候，会发现这些现在看似普通的东西，对那个年代来说却很重要，同时跟现在也会有一些衔接。

    张新颖：汪曾祺的一封信里说过：“黄永玉对事物多情。”多情才可以记这么多年。当我们谈到黄永玉以“不选择”的方式写作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很啰唆，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给大家讲一个特别不啰唆的地方，《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有这么一段：主人公序子12岁时因为在家乡没法待下去了，就出来找爸爸。他爸爸在军队里面有一个闲差，可让小孩待在部队也不行，他爸爸就让一个叔叔带他到厦门集美学校念书。序子听到这个事，心想爸爸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本来准备回去埋怨一下爸爸。可是当他看到爸爸心情很黯然时，反倒来劝爸爸，跟他讲读书怎么怎么好，讲了很长很长一段，写了好几页，他爸爸一句话没说。第二天爸爸送他到长途汽车站，还是一句话没说。一个“啰里啰唆”的作品，可是写父子分别的时候，却写到他爸爸一个字都没说，我觉得真的是一种心境。一个字不写，胜过千言万语，表现力太强大了。看起来写的不用心，其实是有对应关系的。

一个文学的奇迹

    李辉：讲到《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黄永玉是在有意识地用一些闽南方言，后面再加一个注。安溪的朋友看完《八年》（上）的时候，都说没想到离开安溪70多年的黄永玉，闽南话还说得那么好。他广东话也讲到很好，上海话也会讲一些。一个人的语言好坏与他对语言的感觉是密切相关的，多少年后，还能记得当年所待过地方的一句土话。现在很多作家很会讲故事，但是对语言的磨炼、讲究，还是不太重视。黄永玉有一颗年轻人的心态，写完小说，他也会看电视，什么都看，比如看《非诚勿扰》，了解现在年轻人的恋爱观和生命状态，对新鲜事物感到非常好奇，这和他创作是有关系的。他和现在的社会没有脱节，这也是他生机勃勃的一个表现。我觉得他的文学创作还可以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周毅先生讲过一句话：“这部小说很可能打破了我们现有的文学史对小说格局的判断。”

    张新颖：《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其实是一个老者与不同生命阶段的自己对话。其中既有孩子的视角，也有老人的视角，多重视角交错在一起。另外，黄永玉的设想读者是他的前辈。如果表叔沈从文在看，如果萧乾在看，他们的感觉会怎么样？这个很独特，因为很多作家设想的读者是现代的读者或者将来的读者。

    对20世纪的人来说，每个人的生命经验都非常丰富，可是我们很少有写这么漫长经验的小说。如果有的话，这个漫长的生命经验往往成了一个时代的主角，随着时代的变动而变动，最后变成时代的受害者。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事，我被“上山下乡”害了，我被”文革”害了，再往前一点，被战争害了。可是黄永玉也经历了这些事情，他却从来没有恨过，也没有被毁掉。个人的生命不再是时代变化的主角，不再是时代变化的一个例证，仅仅是一个个人的成长史。他跟这个时代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但又没被这个时代的变化淹没。我们其实需要慢慢地拆除我们脑子里各种各样的观念，关于生命的观念，关于什么是文学的观念，关于小说应该是什么样的观念。把这些东西拆除之后，才有可能越来越深地来感受这部作品。我觉得这部小说将来会获得比现在更高的认可。

    李辉：《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朱雀城》像是一部写故乡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八年》像是一部写流浪的小说，现在写到福建部分，马上又要写江西，江西到上海，然后是台湾、香港，完全是一种流浪的生活，最终回到北京。你会发现他东西越写越多，在写的过程中不断滋养自己，把自己融入作品中去，继续往前走。现在小说写不写完，对黄永玉来讲已经不是很重要，他的创作，本身就是一个文学的奇迹。

    （本报记者吴娜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