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以来,中国画继往开来,与时俱进,成就最突出的是人物画。五六十年代,水墨写实人物画已经取得超越前人的成就,不仅开辟了反映人民生活的新时代,而且发展了水墨写实画风,南北不同,各擅胜场。而杜滋龄先生正是脱颖于五六十年代、崛起于新时期的中国人物画家。
杜滋龄的人物画,以描写现实生活为主,古代题材为次,也有少量域外题材。在现实题材中,有描绘重大题材的鼓舞人心之作,更多作品则描写平凡而普通的群众,特别是边塞少数民族同胞。其中有刻画深入的单人肖像,有特定环境中的群像,更多画日常生活,讴歌平凡中的真善美。他描写的对象,少量是矿工(如《建设者》)、农民(如《山东老农》)和文化人(如《永久的纪念》),而大量作品是描绘少数民族诗意盎然的生活风情,尤以藏区和新疆最多。至于古代题材的作品,有寄寓浪漫情怀的名人轶事,更有以古诗词入画的诗意画和词意画。
杜滋龄人物画突出的特点之一是既传神,又造境。他的水墨写实人物画,像师辈和同侪一样,重振了人物画的优良传统,重视写形,更重视传神,普遍生活气息浓厚,地域特征明显,人物性格鲜明,精神面貌鲜活。他的肖像画和人物画,以写实观念,突出面部神态刻画,尤其重视眼神,还有富于表情的身姿和手势,彰显了平凡人物的不同性格与内心世界,提升了“传神”的品质。
然而,他的作品也不乏写意精神,或者说,他已经把写意因素引进写实人物画,具体途径就是传神与造境的结合。他以这种结合方式,提炼生活感受,神遇造化自然,变生活为艺术。所谓造境,也就是创造意境,讲究诗情,追求韵味。所谓传神与造境的结合,是把深入而生动地刻画人物形神与山水画创造意境的手段结合起来,把人物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来理解。这种传神与造境的结合,非常适于表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情。大量描写雪域高原的作品,既以传神之笔,画出藏民质朴坚毅的生命活力;又以造境之美,使对象处于风雪弥漫阳光普照的环境中,与牦牛、骆驼、狗、马等生灵相互依存,构筑了天人合一、清明静穆的境界。
杜滋龄水墨人物画另一个突出特色,是在笔墨与造型关系中,融合南北优长,借鉴山水花鸟画笔墨,尤其是把黄宾虹山水画的积墨法成功地引进人物画,形成了独特的画法风格。
杜滋龄人物画,开始从学习蒋兆和作品的图片入手,也不乏黄胄的影响,已经获得了北派处理笔墨与造型关系的方法,具备较强的造型能力。经过杭州时期的深造,他又接受了新浙派的陶融,借鉴写意花鸟画技法,以毛笔作水墨写生,在笔墨点线运行中造型,打通南北,实现了生动笔墨与精准造型的结合。他在笔墨语言上的特点,既有北派的刻画精微,深入严谨,厚重丰富,重视造型;又有南派的提炼概括,注重感受,施展笔墨效能,发挥水墨韵味。这种笔墨美,作为“有意味的形式”,是平易近人的,不激不厉的,灵动苍秀的,蕴蓄丰饶的。
整体地看,杜滋龄的笔墨风格可概括为疏密两体。疏体有两种类型,一类从速写发展而来,以线描为主,干笔白描,以线造型,偶用一点重墨粗线,或者淡墨干擦,用色较单纯。另一类是新浙派的发展,点线面结合,大笔头与小笔头结合,有粗细的线,有大片小片的墨,在勾勒与点厾中发挥笔情墨趣。不过,与老一辈新浙派不同,他也用些干笔,在线与面的互用中,干湿的结合更加浑融。密体也有两类,一类以深重繁密的背景衬托人物,人物刻画细腻充分,构图繁密饱满,重视立体感,既使用泼墨,也使用积墨,但积墨为主,似乎北派为体,南派为用。另一类以多层次的笔墨点线刻画人物并描写环境,人物与环境融为一体,强化了整体感、阳光感和空气朦胧感。这种密体,密中有疏,不仅在南派中融入北派,而且把黄宾虹山水画中的积墨法引进了人物画。
杜滋龄的水墨写实人物,基本是水墨为主,色彩为辅,较多使用淡彩,偶尔用点浓色醒提,但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自觉致力于光感与空气感的表现。早期的作品已重视一定的光感,后来大量传神与造境相结合的作品,特别是描绘藏区风情之作,则有意追求天光、阳光和空气感的表现。值得注意的是,他对于光感和空气感的表现,不论省略了人物背景的作品,还是以焦点透视交代空间关系的作品,都在笔墨与造型,人物与空间的结合上,巧妙地融合了中西,吸收了西画的光色因素,把自由而抒情的笔墨,准确状物的造型、与情境交融的空间境象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光照与空气的表现,恰到好处,或者形成了抒情的统调,或者强化了“阳光普照和谐高原”的意境。
杜滋龄的绘画,不愧为生命之境,笔墨之歌。回顾他的成就,总结他的艺术道路,人品的低调、不息的进取、南北的融合、积墨的运用,都是重要的成才经验,而最宝贵的经验,我以为有三条:一是生活,二是速写,三是修养。速写与中国画一样,都是线的艺术,不但是记录生活的手段,而且是感受生活的桥梁,更是提炼生活的艺术。以毛笔宣纸作速写,还有利于在书写性的笔笔生发中,获得生动笔墨与准确造型的结合。杜滋龄持续不断的速写,使笔下物象经过心灵的折射,转化到水墨人物画中,成为他的水墨人物画饶于生动性和书写性的重要条件。艺术规律表明,画到一定程度就是画修养了,对于现代中国画家而言,一是人品修养,二是传统修养,三是跨界修养。他深知中国画的发展,“是在传统基础上的‘生长’,是新和旧的统一。”总之,修养深化了感受,修养参悟了文化,修养提升了精神,保证了他的艺术更上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