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勃·迪伦获诺奖是文学的自我开拓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颁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值得深思的是，瑞典文学院给鲍勃·迪伦获奖的理由，并不是音乐层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因为他给“歌曲带来诗意的表达方式”。

    鲍勃·迪伦是美国传奇民谣歌手，他的作品对世界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他“诗意的表达方式”，不仅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歌坛，而且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力蔓延至包括文学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再次“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他的作品中也多次见到鲍勃·迪伦的身影。其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最后一幕中，主人公听着歌曲入睡，“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不断地唱着《骤雨》”。村上春树在其音乐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中也曾提及迪伦，并将其作为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这有趣的巧合，增添了本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色彩。

    很多评论说诺奖这一次是颁给了灵魂而不是修辞，这似乎意味着，鲍勃·迪伦的获奖不靠其词作和诗作的文学价值，而是靠主题与思潮价值。这种评价并不中肯。鲍勃·迪伦自己曾说，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而即使不谈他出版过的那些货真价实的诗集，仅凭歌词这种流行文化载体本身的文学性，鲍勃·迪伦也应该无愧于世界文学桂冠的加冕。

    人们通常并不会意识到歌词也是一种正经的文学体裁，可以进入主流文学界。不论是阳春白雪的歌剧，还是红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歌词似乎无法独立存在，它只有和音乐捆绑，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文学史层面来考量，歌词实际早就被纳入文学正典的范畴。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苏轼在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勃·迪伦出过40张专辑、写过超过400首歌曲，沿着反叛独立、民权运动、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亚文化这些标签，他的创作史几乎是美国若干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他写作的歌词或艰深或奇绝或奔放，在高度的诗性和文学性之外，还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和人文观照，一些名句早已成为众多诗歌、歌词、文案写作者描摹的经典句式。其作品主题涉及面的广度、文字表达方式的多态变幻，结合流行音乐独有的惊人传播力，让这些文字超越传统文学，并用自己的表达抹平流行文化与正统文学的界限。

    英国大学学院的教授卡林曾写信给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即便是在最细微的层面，他也已经把许多难忘的习语带到我们的语言中，自吉卜林以来，还没人能比得上他。”而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这样描述鲍勃·迪伦的词作和诗作力量：“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

    现在，来自诺贝尔奖的认可，必然让迪伦的这些作品再次进入正统文学视野，被置于文学专业范式下进行研究。在正统文学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将诺贝尔文学奖给颁给流行乐界的诗歌大师，既显得名正言顺，又是这个奖项在传播影响力上的一次突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