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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15日 星期六

    鲍勃·迪伦获诺奖是文学的自我开拓

    作者:曹华飞 《光明日报》( 2016年10月15日 12版)

        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美国摇滚、民谣艺术家鲍勃·迪伦。颁奖词说:“鲍勃·迪伦为伟大的美国歌曲传统带来了全新的诗意表达方式。”值得深思的是,瑞典文学院给鲍勃·迪伦获奖的理由,并不是音乐层面取得的伟大成就,而是因为他给“歌曲带来诗意的表达方式”。

     

        鲍勃·迪伦是美国传奇民谣歌手,他的作品对世界文化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他“诗意的表达方式”,不仅影响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歌坛,而且早已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影响力蔓延至包括文学在内的多种艺术形式。再次“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村上春树,他的作品中也多次见到鲍勃·迪伦的身影。其长篇小说《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的最后一幕中,主人公听着歌曲入睡,“我闭目合眼,置身于沉沉的睡眠中。鲍勃·迪伦不断地唱着《骤雨》”。村上春树在其音乐随笔集《没有意义就没有摇摆》中也曾提及迪伦,并将其作为时代的标志性人物。这有趣的巧合,增添了本次诺贝尔文学奖的戏剧色彩。

     

        很多评论说诺奖这一次是颁给了灵魂而不是修辞,这似乎意味着,鲍勃·迪伦的获奖不靠其词作和诗作的文学价值,而是靠主题与思潮价值。这种评价并不中肯。鲍勃·迪伦自己曾说,我觉得自己先是一个诗人,然后才是个音乐家,而即使不谈他出版过的那些货真价实的诗集,仅凭歌词这种流行文化载体本身的文学性,鲍勃·迪伦也应该无愧于世界文学桂冠的加冕。

     

        人们通常并不会意识到歌词也是一种正经的文学体裁,可以进入主流文学界。不论是阳春白雪的歌剧,还是红遍大街小巷的流行歌曲,歌词似乎无法独立存在,它只有和音乐捆绑,才能获得自己的意义。不过,如果从更广泛的文学史层面来考量,歌词实际早就被纳入文学正典的范畴。以中国文学史为例,苏轼在柳永之后,对词体进行了全面的改革,最终突破了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使词从音乐的附属品转变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从根本上改变了词史的发展方向。

     

        实际上,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鲍勃·迪伦出过40张专辑、写过超过400首歌曲,沿着反叛独立、民权运动、嬉皮士、垮掉的一代、亚文化这些标签,他的创作史几乎是美国若干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他写作的歌词或艰深或奇绝或奔放,在高度的诗性和文学性之外,还有强烈的现实指涉和人文观照,一些名句早已成为众多诗歌、歌词、文案写作者描摹的经典句式。其作品主题涉及面的广度、文字表达方式的多态变幻,结合流行音乐独有的惊人传播力,让这些文字超越传统文学,并用自己的表达抹平流行文化与正统文学的界限。

     

        英国大学学院的教授卡林曾写信给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表示,“即便是在最细微的层面,他也已经把许多难忘的习语带到我们的语言中,自吉卜林以来,还没人能比得上他。”而美国诗人艾伦·金斯堡这样描述鲍勃·迪伦的词作和诗作力量:“当我听到那首《暴雨将至》,我哭了出来。薪火传承到了新的一代,从早期的波西米亚和垮掉的一代,到寻找光明和自我激励的这批年轻人。”

     

        现在,来自诺贝尔奖的认可,必然让迪伦的这些作品再次进入正统文学视野,被置于文学专业范式下进行研究。在正统文学社会影响力日渐式微的背景下,将诺贝尔文学奖给颁给流行乐界的诗歌大师,既显得名正言顺,又是这个奖项在传播影响力上的一次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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