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泉汉简中的中西文化交流

    演讲人：张德芳 演讲地点：中国人民大学 演讲时间：二0一六年六月

    20世纪90年代初，在甘肃河西走廊的敦煌发现了迄今为止保存最为完整、规模最大、时代最早的邮驿机构的遗址——悬泉置遗址。由于遗址中出土了35000多枚汉简和数以万计的其他文物，被分别评为“八五”期间和当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由于遗址的位置及其展现的历史功能，曾在丝绸之路的交通要道上发挥过重要作用；也由于出土物的丰富尤其是30000多枚汉简的出土，对我们重新认识丝绸之路和欧亚大陆的世界具有重要意义，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4年6月22日评为世界文化遗产。

    下面就悬泉置遗址和悬泉汉简所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作一些介绍，供大家在当今“一带一路”的背景下研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作以参考。

    悬泉置遗址和悬泉汉简

    悬泉置遗址的位置坐落在甘肃西部瓜州县和敦煌市交界处，在瓜敦公路南侧1000米的山丘底下。遗址南部是三危山余脉火焰山，山涧有泉水流出，名曰悬泉水，经年不断。悬泉置即由此得名。遗址的院落、房屋、马厩等均为汉代遗存，但坞院的西南角压一烽墩，属魏晋遗存，故遗址的时代总体上属汉晋时期。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和敦煌卷子的记载，到了唐代，还称此地为悬泉水，并有悬泉驿、悬泉镇、悬泉乡的设置。

    该遗址是一个50米×50米的正方形院落，总共2500平方米，院门东开。院内有27间大小不等的房屋供人居住和办公。院落南墙外有专门养马拴马的马厩。出土的汉简，有字者23000余枚，现在整理编号者18000枚左右。另有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织器、毛麻织品等用品6000余件，铁器类生产工具230余件，各类陶器陶片30000余件。

    史书中关于“厩置”、“传置”、“骑置”、“邮置”的名称多有记载，如《史记·田儋列传》有“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汉书·文帝纪》有“太仆见马遗财足，余皆以给传置。”《汉书·西域传》有“事有便宜，因骑置以闻。”《后汉书·西域传》有“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如果再往前追溯，“置”的出现还可追溯到春秋战国孔、孟的时代。《孟子·公孙丑上》有“孔子曰：‘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孟子引述的是孔子的语言，可见，“置”的出现，最晚也在春秋时代。但“置”是一种什么样的机构？它的建置、分布、规模、格局、人员编制、车马数量、管理体制、功能作用，以及它在国家社会中的角色，在悬泉置遗址发现以前，我们几乎知道得很少。而悬泉置却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古代驿置机构的完整形象，再加上大量的汉简和出土文物，从宏观到微观，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细节，都得以生动地揭示出来。从下到上、从地方到朝廷、从边疆到内地、从局部到整体，通过解剖麻雀，使我们对遥远的过去有了新的认知。

    根据汉简的记载，悬泉置隶属于敦煌郡效谷县，全称应是“效谷县悬泉置”。人员定额有官卒徒御37人，有员马40匹，传车10～15辆。除养马外还饲养一定数量的牛，有牛车5辆。主要工作一是传递公文信件，也包括私人邮寄的信函和物品，二是接待东来西往的官员和行旅。每当朝廷用兵西部，皇帝的诏书、朝廷的紧急公文以及出征将士的军情急报，也都经过悬泉置传送。在接待任务方面，不仅朝廷官员出使西域、公主出嫁和亲，而且西域各国包括中亚、西亚、南亚次大陆有关地区和国家前来中原进贡、受封、觐见、通使，都要在此歇脚、吃饭。像这样的驿置机构在当时的敦煌郡共有9座，依次是渊泉置、广至置、效谷置、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龙勒置（可能还有玉门置和冥安置）。每个置相距30公里，从东到西一线排开，承担了上述接待和传递任务。

    总的说，悬泉置地处交通要道，它所承担的任务又是传递文件和接送使者，所以悬泉汉简的记载几乎都与中西交通密切相关。不光悬泉汉简如此，敦煌、居延等地出土的河西汉简和新疆出土的所有汉简，无不如此，都是我们研究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手资料。

    悬泉汉简中的西域及汉朝与西域的关系

    历史上狭义的西域主要指阳关以西到葱岭以东，昆仑山以北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大约有2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里，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的遗存已有多处发现。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的遗址遗物更是广泛分布。从公元前2000年到前200年这段时间里，东西方人种、文化、语言在这里交融、碰撞，为匈奴和汉朝的势力进入此地准备了广阔的社会背景。

    关于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史书上对一些大的事件、人物都有总括性的记载，但大多缺乏具体细节的描述，而汉简的记载却从细处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比如关于日逐王降汉，史书记载得比较笼统，但汉简的记载就有许多过去所不了解的细节。当时由大司马车骑将军韩增和御史大夫丙吉发布文件，派人专程到敦煌、酒泉迎接日逐王。就连日逐王路过敦煌时，敦煌地方当局派出多少人送迎，吃过几顿饭，甚至从敦煌到冥安的路上累死一匹马的事，也有记载。日逐王降汉，是汉朝经营西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后的连锁反应就是西域都护的设置，“僮仆都尉由此罢，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汉书·西域传》）从而结束了匈奴对西域一百多年的统治，改变了西域的历史走向，成为影响中国和世界的标志性事件。从这个角度看，汉简作为原始记载的第一手资料提供的佐证就显得极其重要。

    西域五十五国中，有四十八国属都护管辖，其中南道十七国，中道十五国，北道十六国。另有七国，在今中亚、西亚和南亚地区，“不属都护”。

    先说南道诸国。《汉书》说“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说的是昆仑山以北，塔里木盆地南缘。在这条通道上，悬泉汉简对其中的十国有程度不同的记载，它们是：楼兰（鄯善）、且末、小宛、精绝、扜弥、渠勒、于阗、皮山、莎车、蒲犁。比如：“楼兰王以下二百六十人当东，传车马皆当柱敦。”说的就是元凤四年楼兰尚未改名为鄯善之前，楼兰王等二百多人前来中原时路过敦煌悬泉的情况。再比如：“……斗六升。二月甲午，以食质子一人，鄯善使者二人，且末使者二人，莎车使者二人，扜阗（于阗）使者二人，皮山使者一人，踈勒（疏勒）使者二人，渠勒使者一人，精绝使者一人，使一人，拘弥使者一人。乙未，食渠勒副使二人；扜阗（于阗）副使二人，贵人三人；拘弥副使一人，贵人一人；莎车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皮山副使一人，贵人一人；精绝副使一人。乙未以食踈勒（疏勒）副使者一人，贵（人）三人。凡卅四人。”这是“甲午”“乙未”连续两天之内，有上述十个国家的使者、副使、质子、贵人三十四人前来中原的记载。其中的楼兰、精绝、于阗等国可谓镶嵌在西域南道的明珠，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宗教的传播等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上世纪初，斯文赫定和斯坦因先后多次到楼兰、尼雅、丹丹乌里克、安德悦和和田等地考察发掘，获得大量汉晋以后的各类文物。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新疆有关部门单独或者采取国际合作的方式，在对上述地区进行的多次发掘中，也都取得了丰硕成果。汉简是汉朝势力进入西域的早期记载，同后来发现的各个时代的历史文物，共同见证了丝绸之路的盛衰兴废，是最早、最原始、最具体的档案记录。

    再说中道。就是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这条通道《汉书》中将其称之为北道。因为西汉时，天山以北的草原之路尚未通达，即使汉使前往乌孙，也需走天山以南，到疏勒（今喀什）后北转翻越天山到伊塞克湖附近的赤谷城。这块地段从东到西有山国、危须、焉耆、尉犁、渠犁、乌垒、轮台、龟兹、姑墨、温宿、尉头、疏勒、捐毒、休循、大宛十五国。汉简对其中的十二个国家有记载。如汉简有“甘露四年十二月□□，遣令长罗侯……守候张谭送尉犁王、王夫人使诣□三月甲辰东。”这是公元前49年1月的某天，时在西域的长罗侯常惠派人护送尉犁王及王夫人到京朝贡时留下的残缺记录。再如“永光元年二月癸亥，敦煌大守守属汉刚送客，移过所县置，自来焉耆、危须、鄯善王副使……匹、牛车七两，即日发敦煌，檄到，豫自办给，法所当得。都尉以下逢迎客县界。相……”这是公元前43年4月3日，敦煌太守派员迎接上述三国使者的过所，有马若干匹，牛车七辆，从敦煌出发，东往长安。文件还强调，沿途所需自行采买，都尉以下要在县界迎接。

    关于西域北道。主要指天山以北的乌孙和天山东部的一些小国，总共十六个。乌孙为最大国，有户12万，有口63万，游牧于天山以北、巴尔喀什湖以南、乌鲁木齐、玛纳斯以西，地盘最为辽阔。其余十五国都在今天的哈密、吐鲁番到乌鲁木齐一带。汉简中关于乌孙的材料极为重要。乌孙最早出现在中国的史书是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他们已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但是在两汉时期尤其在西汉的两个世纪里，他们发挥过重要的历史作用。在匈奴、乌孙、汉朝的三角关系中，他们的态度和向背举足轻重。如《悬泉置元康五年正月过长罗侯费用簿》有简18枚，是一份公元前61年长罗侯常惠的部属路过悬泉置消费酒、肉、鱼、米、豉、酱的记录。吏卒的身份有长吏、军候丞、司马、斥候、弛刑士等。路过的人数分别为12人、72人、75人、300人不等，这是汉朝派长罗侯常惠出使乌孙的生动记载。诸如此类，都是我们研究汉乌关系、汉匈关系以及匈奴与乌孙关系的珍贵资料。

    总之，悬泉汉简保留了大量西域都护府设立后直到西汉末年西域三十多个国家前来京师路过悬泉置停留的珍贵记录。汉朝设置西域都护府总领西域，而对西域各国不采取内地的郡县制而仍其旧俗；在重要的战略地区驻兵屯田，以保障不受匈奴侵犯并负责地方治安；对大国如乌孙和龟兹辅之以和亲，结昆弟之好；注重汉文化与西域文化的交流等等，对西域广大地区进行了有效管理。从汉简材料还可看出，西域各国通过频繁地来汉活动，依附感归属感和向心力不断增强，他们需要汉王朝的强力保护。史书的记载和出土汉简的佐证充分说明，西域都护府建立以后，汉与西域已完全形成一个统一整体。

    悬泉汉简记载的汉王朝与中亚的关系：大宛和康居

    中国最早的官方外交就是张骞出使，就是同中亚打交道。上面所讲汉与乌孙的关系已经涉及中亚，下面所讲大宛和康居，主要就是汉王朝与当时中亚地区的关系。

    大宛，地处费尔干纳盆地，东南北三面矗立着天山山脉、吉萨尔-阿赖山脉，中间一块盆地东西长300多公里，南北宽70多公里。总面积在7800多平方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边界犬牙交错，但盆地内的大部分土地属于乌兹别克斯坦。两千多年前张骞首到此地时，以农耕定居的居民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

    张骞于公元前138年出使西域，第一站就到了大宛。当时的大宛对来自远方的使者相当热情，供吃供喝，还派向导车骑，把张骞送到康居。后来由于汉武帝派使者求取汗血马不果，导致了公元前104至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的行动。最后订城下之盟，获善马数十匹而还。史书云：“自贰师将军伐大宛之后，西域震惧，多遣使来贡献，汉使西域者益得职。”汉与大宛的关系在此后的一个世纪里，也基本保持了正常的往来。《汉书·西域传》把大宛列入西域都护的管辖范围，明言“康居、大月氏、安息、罽宾、乌弋之属，皆以绝远不在数中。”说明大宛同汉朝的关系不同于上述几个国家。悬泉汉简中有关大宛的记载，也提供了史书上不曾见到的材料。如：“大宛贵人食七十一·凡三百一十八人。”三百一十八人中可能有其他国家的人，也可能是按人次累计，但就七十一人的使团，也是够庞大的。还有，“大宛贵人乌莫塞献橐他一匹，黄、乘、须两耳、絜一丈。死县泉置。”这是贡献的骆驼死到悬泉置的记载。其实，这种贡献只具有象征意义，主要体现政治上的羁縻关系。

    大宛往西就是康居，它是丝绸之路上又一中亚大国。其地理范围包括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大部地区。按照史书的记载，康居“与大月氏同俗”。而“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一句话，匈奴、康居、大月氏，都是游牧部落，同大宛那样城郭定居的农耕部落有着不同的文化。康居作为游牧部落，主要的游牧地区当在锡尔河北岸，即哈萨克斯坦南部草原。但是康居有五小王，分布地区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农耕地区。

    康居与汉朝的关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张骞初次来此，曾得到康居的友好接待。“康居传致大月氏。”同样是派车派人把张骞送到大月氏。其后太初年间（前104年至前101年）李广利伐大宛，康居怕唇亡而齿寒，曾为大宛后援。北匈奴郅支单于西逃塔拉斯河（今江布尔州），康居与之结盟，互为翁婿。建昭三年（前36年）陈汤伐郅支，康居又暗地里支持郅支。古往今来的国际外交从来都是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康居在当时错综复杂的周边环境下，不同时期采取不同的态度，都属于外交史上正常的动态反应。悬泉汉简关于康居的记载，大都属于往来通好路过时留下的记录，主要反映两国间的正常来往。比如“甘露二年正月庚戌，敦煌大守千秋、库令贺兼行丞事，敢告酒泉大守府卒人：安远侯遣比胥楗罢军候丞赵千秋上书，送康居王使者二人、贵人十人、从者六十四人。献马二匹、橐他十匹。私马九匹、驴卅一匹、橐他廿五匹、牛一。戊申入玉门关，已阅（名）籍、畜财、财物。”这是敦煌太守府发往酒泉太守府的平行文书，时在公元前52年3月8日。此次康居王所派使团从使者、贵人到从者，一共76人，随行大牲畜78头。这在当时中西交通的大道上不能不算是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要接待这样一支庞大的使团，沿途如敦煌、酒泉等地的地方官员必须认真办理，否则要受到朝廷的追责。康居使团所带78头大牲畜中，有贡献的马匹和骆驼若干，有私马、驴、驼、牛若干，前者是给朝廷的贡物，后者可能是使团人员自己的乘驾。至于牛，或可为沿途遇到困难时，以供宰杀食用。

    古代中国与中亚的外交关系自张骞揭开序幕后，大量的汉简材料为其增添了许多鲜活的细节，具体而生动。“一带一路”的战略，最早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

    悬泉汉简记载的汉王朝与西亚及南亚的关系：大月氏、乌弋山离和罽宾

    大月氏最早是河西走廊的一个游牧部落。“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本居敦煌、祁连间。”（《汉书·西域传》）但根据近年的考古调查，可能从天山以东到河西走廊都曾是大月氏的活动范围。汉朝初年，由于匈奴崛起，迫使大月氏不断西迁，最终定居在阿富汗北部。张骞到来时，大月氏已臣服大夏，都蓝氏城（史书也作监氏城），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巴尔赫。已从游牧生活逐步转为农耕定居。但大夏有五翕侯，大致都分布在今天的瓦罕峡谷，仍属游牧部落。到公元以后的半个世纪里，五翕侯当中的贵霜翕侯逐步强大，统一大夏，建立了贵霜帝国。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贵霜帝国、波斯帝国、罗马帝国同东方的中国成为欧亚大陆的四大帝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

    从大月氏臣服大夏到贵霜帝国建立之前一个多世纪，由于材料的缺乏，我们还处在一种无法认知的茫然状态，因之学术界称之为“黑暗时代”（《中亚文明史》第二册第137页）。悬泉汉简关于大月氏的记载，正是公元前半个世纪的材料，可以使这段黑暗的时代看到不少光明。如“甘露二年三月丙午，使主客郎中臣超承制诏侍御史曰顷都内令霸、副侯忠使送大月氏诸国客，与□候张寿、侯尊俱为驾二封轺传、二人共载。御属臣弘行御史大夫事，下扶风廏，承书以次为驾，当舍传舍，如律令。”这是公元前52年5月3日，御史大夫府开具的一封传信。要求从扶风厩以西的沿途驿站都要为前送大月氏诸国客的使者提供食宿和车辆。简中所谓“大月氏诸国客”者，说明除大月氏使者外，还有其他西域国家的客人。从史书记载看，宣帝甘露年间（前53年至前50年），汉与乌孙的关系可谓浓墨重彩，而汉与大月氏关系却只能在汉简中才能看到。

    还有，“使大月氏副右将军史柏、圣忠将大月氏双靡翕侯使者万若，山副使苏赖，皆奉献言事诣行在所，以令为驾一乘传。永光元年四月丁酉朔壬寅，敦煌大守千秋、长史章、仓长光兼行丞事，谓敦煌：以次为驾，当传舍，如律令。四月丙午过，东。”这是敦煌太守出具的传信，时在公元前43年5月12日。四天以后，即5月16日路过悬泉置。大意是朝廷派出使者出使大月氏东返时与大月氏双靡翖侯的使者万若和山国使者苏赖一同路过敦煌悬泉置。他们要“奉献言事诣行在所”，即要面见天子，有事情上奏。大月氏有五翖侯，此简有双靡翖侯派使者来汉，同康居王以下苏薤王派使者来汉的情况相似，他们事实上是康居王、大月氏领属下并有独立外交的地方君长。大致在西汉后期。史书中关于佛教的东传有一条最早的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三国志》引《西戎传》）不管这条材料的真实性如何，大月氏在贵霜帝国建立前已经笃信佛教，西汉末年的大月氏仍与汉王朝保持着密切的来往，这是可以肯定的事实。贵霜帝国在中西文化的交流尤其在佛教的传播方面作出过重大贡献，后世前来中土的传法高僧如支楼迦谶、支谦、支昙钥、释昙迁等都是月支人。敦煌高僧竺法护，其先也是月支人。或许，他们的历史都可追溯到汉简的时代。

    乌弋山离，其地在安息的东部，以阿富汗南部的坎大哈和锡斯坦为中心，西到兴都库什山，东到克尔曼沙漠，是往昔安息东部的德兰努亚那和阿拉科细亚两个行省的地盘，早先是安息王朝的统治地区。大约在公元前128年左右，大批塞人南下引起十数年的动乱，安息王派贵族苏林率军镇压。结果苏林镇压塞人后，自己建起了独裁政权，从此有了乌弋山离。《汉书》中有专条记载，悬泉汉简也有乌弋山离来汉的记录。汉简的记载用原始档案把汉朝和乌弋山离连在了一起。

    罽宾是大月氏西迁中亚后迫使塞人南迁建立的国家，所谓“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宾。”王治循鲜城，在今天巴基斯坦西北部的塔克西拉（怛叉始罗）。此地虽四面环山，但山间盆地的自然环境良好，是今天巴基斯坦的工业基地。两千多年前，由西域通往罽宾的道路极其艰险。史书记载其道路绝远，“又历大头痛、小头痛之山，赤土、身热之阪，令人身热无色，头痛呕吐，驴畜尽然。”显然是高原反应十分强烈；“又有三池、盘石阪，道狭者尺六七寸，长者径三十里。行者骑步相持，绳索相引，二千余里乃到悬度。”不光道路崎岖，还要经过悬度，就是在悬崖深涧，要利用绳索才能悬空而度，十分危险。“畜坠，未半阬谷尽靡碎；人堕，势不得相收视。险阻危害，不可胜言。”根据史书的记载，汉武帝时期已通罽宾，但罽宾王自以为道路绝远“兵不至也”。先有乌头劳剽杀汉使，后有阴末赴杀汉副使以下七十余人，所以汉与罽宾的关系时断时续。英国考古学家约翰·马歇尔（1876-1958）曾在上世纪前50年里，在印度和巴基斯坦进行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考古发掘，出版了《塔克西拉》三卷本巨著。发现了距今2500年前波斯统治时期到佛教兴起后的大量遗迹遗物，证明此处曾是早期的佛教圣地。悬泉汉简中有关罽宾的记载如：“出钱百六十，沽酒一石六斗。以食守属董并、叶贺所送沙车使者一人、罽宾使者二人、祭越使者一人，凡四人，人四食，食一斗”。汉简与史书记载，前后印证了中原与南亚次大陆的久远关系。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3&ZD086《悬泉汉简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

    本报记者宋喜群对本文亦有贡献

    文中图片由演讲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