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文斌：业精于“专”

    【翘楚】

 

    一间并不宽敞的办公室，木门的颜色是褪得不能再褪的旧红，黑色的沙发早已被一大摞书“霸占”了大部分空间。数十年间，许许多多的患者——官员、名人、企业家、明星、农民、小朋友……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只不过，有时人来得太多，无论什么来头，都只能坐小马扎了。

 

    如同一种炽烈的燃烧，7年间，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主任魏文斌跑遍了中国各大山区。在内蒙古，沙丘连绵起伏，湖泊静如处子，村子里患有眼疾的农民竟达上百位。“不得了啊，不过我还会再来的。”魏文斌说。

 

    与13年前相比，魏文斌的眼眉越来越低垂了，但就是这双眼睛，在无影灯下一次次为病患抢回了光明。他曾创下当日门诊接诊110个病人的纪录，除了日常门诊及手术，他还需要面对各种繁杂的会议和任务。

 

    或许，每个人身上都驻扎着许多个自我，魏文斌亦如此，有医者的仁心仁术，有师者的严谨敬业，有凡人的喜怒哀乐，更有一种辽阔的心境。当名利纷至沓来时，他说，还不如抽空读完小说《三体》的那一刻有意思。

 

    从医生涯，甘苦自知。面对崇拜和赞美，魏文斌淡然：“花开花落两由之。”面对争议和质疑，魏文斌亦淡然：“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去争论。”

 

    ——引言

 

    专家之专

 

    “专”，是专家之“专”。

 

    北京同仁医院西区三层，这一层是著名的眼科门诊，诊室外的患者摩肩接踵。每天，17位当班护士要接待3000位以上的患者，再加上家属，数字远远超过一万人。

 

    在这里，还有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眼科会诊中心，是整个眼科门诊中“火药味”最浓、护士最难干的地方。

 

    早晨8点，魏文斌来到诊室时，门口已挤满了人。来找他的，几乎都是疑难、棘手的病例。在他们心里，魏文斌是最后的一线希望。

 

    诊室门口的护士台总是被人重重包围，大家的要求只有一个：加号。尽管一加再加，但还是不能满足需要。魏文斌特意叮嘱护士：外地来的病人，尽量加；眼肿瘤病人，必须加。

 

    她来复查了，还是那样恬静，但面色苍白，身形憔悴。

 

    她被发现肿瘤转移已经两个多月了。检查眼部，左眼没有肿瘤复发的迹象。魏文斌试图安慰，还没开口，她就说：“没事，不为看眼睛，您曾说过双眼同时长这种肿瘤的几率很小，我这个病例应该是很有价值的。我知道您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所以还是要遵照规定的时间过来让您看看，完成随访，也许对您的研究会有用处。”

 

    5年前，她因“右眼视物模糊”来就诊，却被告知是双眼的“脉络膜黑色素瘤”。脉络膜黑色素瘤是成人眼内最常见的恶性肿瘤。

 

    而当时，她右眼的肿瘤已经占了近1/2个眼球腔隙，无法保守治疗，只能摘除眼球了；所幸，另一眼的肿瘤位置比较靠前，因此视力没有受到影响。

 

    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左眼肿瘤切除得很彻底，手术后规律随访一直到那年夏天，全身体检也未见有肿瘤转移，再后来，便有了文中开头的一幕。

 

    随后收到了患者离世的消息。伴噩耗而来的，还有她在当地的病历记录。专门来同仁的家属哽咽道：“她交代务必把记录交给您，这样病例就完整了。”

 

    病历里，从首次发现症状开始，记录了所有求医过程、客观检查和主观感受，包括医生的诊断、交代，辅助检查，检查的结果，眼前黑影的形状、范围的变化，手术过程中的体验，术后恢复过程，最后肿瘤转移后的治疗等。

 

    “每一份病历都是有生命的，记录着不同患者人生中一个点或一个阶段，或痛或苦或‘循证’的生命承受。”魏文斌说。

 

    长期以来，一直困扰魏文斌的还有国内医学界眼科手术难以预防的并发症——爆发性脉络膜上腔出血。这种并发症是眼科手术中最严重的并发症，当时国内外没有有效的预防和治疗措施，手术中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通常会摘除眼球。

 

    18年前，在全国中青年眼科学术大会上，魏文斌第一次把自己治疗眼底脉络膜上腔出血的研究结果向全国同行汇报，引起很大轰动。

 

    从那以后，全国很多这样的病例都转到同仁医院进行医治。

 

    魏文斌的努力源自一位当年手术中出现并发症的病人。老人双眼白内障，右眼在北京的一家医院做了白内障手术，因为手术中出现并发症，效果不好，没有了视力，所以左眼的手术就一定要到同仁医院来做。

 

    当时，魏文斌是老人的主治医师，在手术将要结束的时候出现了爆发性的脉络膜上腔出血，患者的左眼最后仅存微薄的视力。“老人家只觉得是自己命不好，对我没有丝毫的责备，反而还在我沮丧的时候鼓励我，但我们做医生的，就会一直琢磨这件事，想克服它，想用心攻破它。”

 

    在眼科临床技术上，国内与国外基本接轨，但在眼内肿瘤的医治上却与国外差距非常大。国外很少出现因为眼内肿瘤而把眼球摘除的情况，但在国内，因为缺乏局部放射和局部手术，往往是一有肿瘤就摘除眼球，这些理念和措施上的差距一直是魏文斌着力要改善和弥补的。

 

    “全国各地的眼病患者很多都集中在同仁医院。每来一个病人，眼内一有肿瘤，我们就让他摘眼球，如果总是这样，医生做得就没劲了。”从1996年开始，魏文斌开始尝试进行眼内肿瘤的局部切除术，效果很好。

 

    为了弥补国内局部放疗方面的空白，魏文斌一直致力于推进这项研究，他的眼内肿瘤研究申报了国家级课题，获得了北京市科委、自然基金的支持。通过与相关生物技术研究所合作，已经生产出国内用于眼内肿瘤近距离放射治疗的特制放疗产品，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临床验证。

 

    “原来的放疗治疗方法是对整个眼睛进行照射，对于成长中的儿童来说，导致其被照射眼睛的整个眼眶都不发育，眼睛会一边大一边小。现在的局部放疗，则把放疗器直接缝在眼球表面，只对眼内肿瘤进行放疗，并发症就会减少。”

 

    魏文斌盼望着早日把局部放疗术应用于国内的眼内肿瘤临床治疗上，早日缩小与国外的差距。

 

    那是一个寻常日子。当导诊护士叫到她的名字时，随着一声响亮的应答，一位五十来岁的妇女“扑通”一声跪在了魏文斌的面前。

 

    魏文斌急忙扶她起来，助手准备扶她就座，她连连摆手，“不用，不用，我能看见，我能看见”，她快步地走过去，稳稳地坐在裂隙灯前，步履矫健。

 

    她兴奋地告诉魏文斌：“后半生不用靠人伺候了！”看着她诊前的检查结果，左眼视力0.3，魏文斌欣慰不已，但也有些后怕，又想起了当初的犹豫、徘徊，五味杂陈。

 

    她是一名外地患者，10多年前双眼患葡萄膜炎，右眼病情较重，10年前就已完全失明，眼球萎缩。而近年来，左眼葡萄膜炎反复发作，一直在当地医院治疗，视力一次比一次下降，到同仁就诊时仅剩光感，眼压也很低，仅5-7mmHg。

 

    她来就诊时，没有明显的活动性炎症的迹象，单用药物已然不能奏效，只能手术治疗。然而，手术究竟能不能做，该不该做？

 

    做，难度极大。患者当时眼压就低，说明慢性炎症导致睫状体功能很差，术后很可能眼球萎缩。单论手术的刺激，可能导致的葡萄膜炎症的复发，就可使一切努力成为徒劳。况且，手术治疗还存在着视力丧失的风险，反复发作的葡萄膜炎继发性青光眼可导致视神经的不可逆性萎缩，而因术前无法评估视神经的情况，若损伤严重，手术中眼压的波动可能导致仅存的视神经功能的丧失，这就意味着，患者当时仅存的一点光感都没有了。

 

    然而，不做。牵拉性视网膜脱离如果进一步发展，最终只能是和右眼一样的结局——视力丧失，眼球萎缩。

 

    “大夫，只要有一线希望我就想试试，不然，后半辈子都要人伺候，太不甘心！”她一再强调的“后半辈子”，沉沉地压在了魏文斌的肩头。

 

    权衡再三，魏文斌和医生们决定积极手术治疗，尽管术前拟定了详细周密的手术方案，术中还是碰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睫状体后大量纤维增殖膜不易切除，视网膜前及视网膜下也有大量增殖膜，韧且难以剥除；视网膜质地薄脆，多发牵拉裂孔，复位视网膜也费了很大劲。

 

    所幸，两个多小时的手术顺利结束。

 

    术后密切观察，积极抗炎治疗，眼内的炎症反应还是一如预期的严重，这让魏文斌很为难，眼药水滴眼、眼部注射、输液、前房穿刺，各种办法都用尽了，炎症反应终于缓解了。

 

    她出院时，主管大夫留下电话，嘱其若有不适，赶紧电话联系，术后一个月复查。然而，其间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大家都一直处于忐忑中，主管大夫几次查房都提起，“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秋天，她来复查，几近完全恢复。魏文斌感慨——

 

    “从医三十载，如此的抉择时常有之，每次遇到，都会感觉自己被逼到了命运的拐角，无处转身，无处躲藏。回想当初的医学生誓言——‘健康所系，性命相托’，今细细读来，除庄严肃穆感仍在外，已然没有了当时的轻松。”

 

    专注之专

 

    “专”，是专注之“专”。

 

    如果你见过魏文斌的工作状态，一定会被他那份专注和对病人的仁心所打动。

 

    在“好大夫”网站，一位妈妈写道：“2009年9月，我的女儿大二刚开学，她发现左眼看东西有闪光的感觉，后来看东西变形，视力下降。起初，我们没当回事，以为孩子近视度数加深了，就到医院检查，没想到医生们告诉我的结论是，你女儿得了脉络膜黑色素瘤，建议眼球摘除。”

 

    为了寻求最后一线希望，孩子的妈妈四处打听，知道了魏文斌，于是来到了同仁医院。

 

    在仔细询问了孩子的病史、检查完眼睛后，魏文斌让孩子先出去，妈妈留了下来。“我的心立即沉下来了，以为孩子似乎难逃厄运。没想到，魏主任跟我说的是另外一番话，‘孩子左眼视力还有0.6，肿瘤的体积也不算大，我会尝试各种办法，争取保住孩子的眼睛。’”

 

    “这是魏主任在国内率先开展的新技术，我们有幸成为受益者。2011年孩子到英国留学，现在开始攻读商务管理硕士学位。2012年7月复查，孩子的眼内肿瘤没有发展，而且还保持了0.05的视力。我女儿得的病平均发病率只有百万分之六，得了这样的病真是太不幸了；可是她在同仁医院又遇到了那么多好医生，得到了最好的治疗，我们又太幸运了。”

 

    然而，从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

 

    魏文斌的同事王聪还记得，2008年，有两位罹患脉络膜黑色素瘤的患者在术后因并发症相继离世。那就像一场浩劫，让魏文斌无法释怀。

 

    汶川大地震后的半年，魏文斌作为义工赴四川地震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灾情评估，不料摔了一跤，导致骨折，在家休息了3个月。这3个月对魏文斌来说，是一生中难得的假期，也是难得的病人感受时期。

 

    住院期间，魏文斌写下了3万字的住院日记。这次做病人，让他感受到了医生尊重和理解病人的重要。由于手术是在“全麻”下进行的，眼睛没有闭紧，手术后的他无法睁眼——

 

    “作为一位眼科医生，除了在上大学二年级时得过一次红眼病，再就是近视，还真没体会过眼病的真实感觉。现在终于体会到眼科病人那种焦虑了，尤其是术后的病人睁不开眼，那种渴望医生解除病痛的心情。医学院里的那种模拟病人训练，无法达到真实的效果，只有自己真的成为病人，才确实地体会到病着的感觉、病人的主诉、病人的期待。”

 

    专业之专

 

    “专”，是专业之“专”。

 

    高考填志愿时，魏文斌填报的学校要么是医学院，要么是师范院校。医生，治病救人；教师，传道授业，这两个职业都是他那时的梦想。

 

    从安徽医科大学毕业进入同仁医院后，魏文斌赴法国进修一年。回国后，他攻读了医学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如今，身为首都医科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的他说：“现在，我当年的两个愿望都得到了实现。”

 

    在学生周金琼眼中，魏老师带学生，最大的特点是说得少，做得多。他这套以身作则的教学方法，重在让学生在观察中看出行医的门道。

 

    除了行医技术，魏文斌还特别要求学生一定要做一个有良心的人，大医精诚，切不可太势力、太功利。

 

    患者，因病痛求助医生；医生，因使命和职责，为患者提供治愈、帮助或者安慰等专业性很强、非一般意义的服务。医生与患者，本是陌路人，却因为天职，因为对生命的敬畏和对健康的渴求，坐在了面对面，构筑了人世间最奇特的人际关系。

 

    周金琼说，“老师常告诫我们，病人是医生的教材，也是医生的老师。做一个医生，首先你要对病人好。”

 

    对于医院的进修生，魏文斌也有叮咛——

 

    “要用心做任何事情，包括重复的事情。不要以为看门诊的病人都是一样的，不要以为每天翻看病例只是例行公事，每个病人都不同，每次诊疗都应该有新的体会。一个病人，他长什么样，叫什么名字，可能我记不住，但是他的眼底特点我看一眼就会印在脑子里。”

 

    2002年，王聪刚刚从白求恩医科大学毕业，找工作面试时，中午在同仁医院的四层走廊里碰到了魏文斌，“你是来面试的？吃饭了吗？”没有半点生疏，也没有半点客套，这让一位即将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倍感温暖。

 

    魏文斌之所以这样言传身教、不辞辛苦，因为他也曾是学生，同仁医院的前辈那时就是这样呕心沥血，砥砺他前行的。

 

    他的恩师——青光眼专家刘磊教授，在身体极度不适的情况下，从早上到下午一直陪着他做手术，晚上回家后消化道出血。身为学生的魏文斌心疼老师，老师却说：“我要是说了，你手术怎么做呢？我不能把你放下啊。”

 

    他的恩师——94岁的同仁医院眼科专家傅守静教授，在1986年的中秋节，邀请在北京举目无亲的魏文斌去她家里包饺子，这对于一位年轻的医生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他的恩师——已经辞世的眼科权威王光璐教授，在1994年他去法国进修时，百忙中托人带给他100美金，那句写在便条上的话——“我也出过国，这点钱应急用”，魏文斌终生难忘。那时，魏文斌几乎把家里所有的钱都兑换了，也只有130美金，那是一份雪中送炭的情谊。

 

    他的恩师——已经辞世的著名保健医生张淑芳教授，曾经扒开人群，“蛙泳”过挤满了患者的狭长过道，目的就是喊学生来看一个很特殊的病例。

 

    医学路上，正是因为有这样的良师躬亲示范、指点迷津，魏文斌才能迅速成长。薪火相传，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所有财富都应该像这样辈辈传承。

 

    专情之专

 

    “专”，是专情之“专”。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小时候生活贫困，大学期间曾得到朋友的资助，并依靠奖学金完成学业。当我看到来自农村、来自贫困地区的患者，带着借来的钱，千里迢迢找到同仁医院、找到我的时候，往往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魏文斌说。

 

    眼科会诊中心护士长袁晓凤，一直在魏文斌身边工作，见证了他从普通医生到专家的成长经历——

 

    “他中午从来不吃饭，都是到下午两点才吃，我们给他放盒酸奶，或者放块巧克力。他说吃完饭就困了，给病人看病提不起精神。很多病人都把魏主任这当成最后一站。时常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病人攥着魏文斌的名字慕名就医。然而自从有了加号，分诊台上除了高高摞起的病历本，还时常冒出复诊病人送来的小米、土豆等各地土特产。”

 

    学生刘月明跟随魏文斌进行脉络膜黑色素瘤相关的研究，这类病人病情在眼科来说比较特殊，魏文斌嘱咐学生要把电话留给他们，有问题病人才能第一时间联系到你——

 

    “一些偏远地区的患者时间观念与我们不同，他们认为天亮了就是一天的开始，所以会早晨5时就给我打电话询问病情，我有些情绪。魏主任说，他们有问题不找你怎么办，千里迢迢每个问题都要来一次北京吗？做医生时间越长，这种事就会越多，要不把我手机放你那一天你看看。不要有怨气，他们才是你真正的老师。”

 

    学生邵蕾记得，作家宗璞找魏老师看病，门诊或手术室，他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学生们要用尊称和敬语。有坐着轮椅找他看病的患者，他很自然地帮助患者家属抬病人，帮忙把轮椅的脚踏板放好。每位坐在裂隙灯显微镜前接受眼部检查的患者，他都是先调整好仪器的高度让患者坐舒服再检查。“魏老师对人和善，几乎不批评学生，只有学生在门诊对病人态度不好时会批评。”

 

    2007年，刘月明做总住院医生，还同时做着课题，一周下来积攒了不少问题，但在医院没见到老师。“我等不及了，问题写了一整页，打电话问他。他耐心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之后我把这当成常规，每周打电话请教一次。”

 

    有一天，刘月明正在上班，岳母打来电话说岳父出车祸去世了。由于妻子在国外，从此以后，他每天下班都会直奔天津去陪伴痛苦中的岳母。但更不幸的是，一周后身在天津的刘月明又接到了家人电话，父亲因心梗去世了，他又连夜赶回北京。

 

    “下班是两位母亲的眼泪，上班是没完没了的急诊手术，一日我下夜班正在郊区的老家陪母亲，院门一响，来客人了，真没想到竟然是吃力架着双拐的魏老师，师娘在一旁陪伴。老师说，我来看看你和你妈妈。”

 

    原来，魏文斌在去四川出差途中股骨骨折，刘月明第一次给他打电话请教问题时，是他刚“全麻”手术清醒后不久。在人生最低最低的境地，刘月明坦言，支撑自己的，一直是魏老师。

 

    社会中，魏文斌身兼数职，忙得“昏天暗地”，但内心仍会闲拥一杯流光，哪怕只有半小时。

 

    办公桌上摊开的，是一本2016年红楼梦日历，时间停留在5月4日，贵州。

 

    桌边文件的最上面，是一位小朋友寄来的贺卡：祝魏伯伯新春快乐！

 

    手机相册里有他的摄影作品：一个白色水杯、一片涟漪散开的水域、一棵果实青涩的橘子树、一朵凝然不动的云、一角被花叶点缀的天空、一辆停靠的自行车……都很安静。

 

    不曾在年轻时发力狂奔，不会懂得那份安静意味着什么。

 

    采访结束了。望着魏文斌疾步离开的背影，我立于茫茫人海中，端详着这个世界的美。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