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仪非儿戏

    礼仪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学者赫伯特·芬格莱特将中国称为“一个如神圣礼仪般存在的人类社群”。年复年，日复日，礼仪生活交织着种种敬意与温情，在我们这个和谐大邦世代传承。

    《管子·牧民》：“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张则君令行。”其中，“四维”指的是礼、义、廉、耻。“四维”是国家运行的重要支柱，礼绝则国倾，义绝则国危，廉绝则国覆，耻绝则国灭。国家顺应礼制法度才能使父母兄弟妻子各得其所，社会关系方能稳固。抛弃“礼”，社会发展将会失去平衡。

    目前来看，餐饮礼仪、社交礼仪、家礼、开笔礼、成人礼、婚礼等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尤其是婚礼中西合璧、花样繁多。然而，遗憾的是我国并没有一部现行的官修礼仪文本如《汉仪》《大唐开元礼》般去让人们参考或效仿，以至于很多礼仪活动失去了原有的涵义，甚而成了表演、娱乐、哗众取宠的噱头。

    婚礼，是人生中最重要的礼仪。《礼记》将之概括为“礼之本也”，“万世之始也”。它是各种礼的根本，夫妇合两姓之好，而后繁衍子嗣传宗接代以至于无穷，才为国家兴旺发达、长久存在创造了基础条件。古代国君在迎娶夫人的求婚辞中会写到：“请君之玉女，与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庙社稷。”希望您的女儿能够嫁给我，与我一道治理国家，祭祀宗庙社稷。除传宗接代以外，婚礼更多要表达的是夫妇一体、相扶相携、尊卑等同的含义。所以，婚礼仪式中“御布对席”“合卺而饮”“共牢而食”传递的都是这个意思。另外，古代婚礼中还有“拜见公婆”这一礼节。即新娘要在婚后的第二天向公公婆婆见礼，以表达内心的尊重。今天，这一仪式演变为夫妻共同向双方父母敬茶。无论形式如何变化，其基本精神是为了彰显中国的孝亲之道。由此可见，婚礼绝不是一个简单的形式，而是一场正视夫妻关系的启蒙教育。

    然而，在现代社会中，如此神圣庄严的时刻竟被一些人视为儿戏，甚至演绎为一场闹剧。尤其表现在那些荒唐而野蛮的“闹婚”陋习方面，闹公婆、闹新郎、闹新娘，手段粗俗卑劣，甚至威胁到当事人生命安全。我国多地有用“驴板车”迎娶新娘的习俗，后来逐渐演变为公婆代替毛驴拉车迎接新人，新郎父母脖子上被挂上铃铛，或被戴上高高的帽子，一边吃力地拉着新郎新娘，还要在地上学“驴打滚”，旁边的众人尽情拿他们取乐，有人对老人挥鞭，有人往老人嘴里塞干草。含辛茹苦的父母把孩子养大成人，婚后也被置于如牲畜般使唤的境地，怎能不令人唏嘘心寒？婚礼上，很多新郎也都吃尽苦头。去年冬天，日照一位新郎被闹婚的几个壮汉扔进温度零下的海水里，冻得浑身发抖。陕西榆林的蔡某更是为了躲避闹洞房，不慎从六楼坠下，抢救无效死亡。另外，新娘更是难逃此劫。诸多成年男性借此机会毫无避讳地对新娘进行言语侮辱，甚至性骚扰，严重损害到女性的尊严，对其心理造成极大伤害。“无别无义，禽兽之道也。”（《礼记·郊特牲》）此等对社会有害无益的陋习，该收场了。

    “闹婚”是原始婚姻的一种遗迹。闹婚的缘起，有两种说法。其一，按照恩格斯的研究，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变过程中，原始婚姻由群婚向对偶婚过渡，女子要通过“赎身”才能换取自己的贞操权利，即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献身于男子们或由部落首领、酋长或巫师行使对新娘的初夜权。其二，根据英国历史学家麦克伦南的研究，在实行族外婚的原始部落，一集团的男子要携同族人用暴力从其他集团为自己抢劫妻子，在举行婚礼时其友人和亲属都可以提出对新娘的权利。中国的抢婚和闹婚风俗也与原始婚姻有着一定的相关性。梁启超曾做出分析，《易·屯卦》爻辞“乘马班如，匪寇婚媾”“乘马班如，泣血涟如”即是古时抢亲的掠影。但是，李衡眉先生多次强调，掠夺婚在华夏族古代是个别的、非常态的现象。先秦儒家也并未将“闹婚”这一环节纳入到婚礼仪式中去。在中国最早的一部礼制汇编《仪礼》中，男方去女方迎亲，并不会遇到刻意刁难，也不会暴力哄抢，而是临别前父母对女儿进行叮嘱教导；在女方到了夫家之后，并不会受到恣意调戏、野蛮闹婚，而是“三日不举乐，思嗣亲也”（《礼记·曾子问》）。

    礼仪等同于文明。中国庞大的礼仪系统，是人类社会由野蛮迈向文明的一块历史丰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礼器》），每一种礼仪都暗含着人性所特有的道德和对生命的敬畏。自周代，开始设定天子之礼、诸侯之礼、卿相之礼，后来延伸出士人之礼。从孔子以仁释礼开始，经过汉、唐、宋、明、清等多个朝代，政府和官员几番做出“礼下庶人”的尝试，专门制定了“庶人之礼”供民间通用，但均未得到普及推广。主要原因是存在严格的等级制度，遭到了贵族阶层的阻碍。具体而言，礼仪和礼制是门阀贵族彰显身份、炫耀门第、维护特权的工具，根据等级品阶的不同，他们所穿的服制、所用的器物、乘坐的车辇等各不相同，庶人用礼，损害到贵族阶层的威仪和利益。“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白虎通义》）甚至有些官员认为，庶人只可施用刑罚。所以，老百姓通用的大都是流传于民间、不完全符合礼制规范、适合于他们生活方式的“礼俗”（杨志刚《“礼下庶人”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4年第6期）。历史发展到今天，等级制度和等级差别趋于模糊，官员亦是百姓，百姓皆可为官，“礼”不再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和专属。普通百姓行“礼”不再受到诸多限制，只要有此意愿，皆可以“礼”修身。可以说，“礼”具备了普遍应用的条件，充分说明中国社会的文明程度前进了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将“礼俗”进行引导和提升，正是时代给予我们的良好契机。

    （作者单位：山东省社会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