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五一小学三年级的课堂上,语文老师布置了一篇课堂作文——“我的黄金周”。“假期我去了安徽合肥三河古镇,那里有一个蜡像馆,但是人很多,而且这条路上都是车”,“‘十一’假期,我和爸爸妈妈去了十渡,那里人很多”……对于这个假期,孩子们有太多难忘的记忆,但“人太多”无疑让出游体验大打折扣。
堵在路上,挤在景区,到处人满为患的景象似乎已成为黄金周的常态。“现在的黄金周制度,形成了极限性高峰。旅游有高峰是世界性现象,但是极限性高峰却是中国独有。这种高峰使供给方面压力极大。”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秘书长魏小安说。
极限性高峰的考验:假日制度如何完善
黄金周出游极限性高峰的到来比人们想象中更猛——1999年,第一个国庆黄金周,7天内全国出游人数达到28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141亿元;今年国庆黄金周,国内旅游市场接待5.93亿人次,旅游收入4781.8亿元。人次是18年前的20倍以上,收入增长了30多倍。
毋庸讳言,旅游收入盆满钵满的背后,我们付出了巨大的成本——时间成本、管理成本、硬件成本、社会成本、制度成本。更关键的是,付出这些成本后,人们并没有获得更好的旅游体验和消费品质。
面对拥挤不堪的车流,很多景区都提出来,要大幅扩建停车场。“但是,如果用高峰期来配置资源,这是最蠢的办法。”魏小安说。
正如春运期间,不少人提出要依靠提高运能来解决春运问题。但是,固然高铁能缓解春运压力,如果真是按春运高峰需求扩建铁路,那么在非春运和非黄金周时段,95%左右的客运能力将被闲置,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资源浪费。
怎么办?一是从供给端发力,完善现行的黄金周假日制度。不少专家建议,应考虑恢复“五一”长假,从而分散极限性高峰峰值。二是落实带薪休假制度。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13年就出台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提出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然而,实际的情况是,目前带薪休假落实率约为50%。而落实带薪休假比较好的单位,主要集中在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外资企业,而部分民营企业、中小企业落实的情况相对较差。部分专家也提出,劳动法虽然有规定,但是缺乏具体细则条款,制度上的漏洞成为落实带薪休假的阻碍。
免费政策的反思:效果为何难符初衷
高速公路免费本是一项让人叫好的惠民政策,但面对免费之后的拥堵难题,社会管理水平如何同步跟进?政策原本的初衷是降低百姓出行成本,钱是省下了,但时间成本却大大增加了。
北京的自驾车主黄先生算了一笔账,上海到北京行程超过1000公里,油费约770元,经过高速公路收费站的总过路费约560元,免掉通行费后自然愿意多跑跑。像黄先生一样,不少人感到,平日高速公路收费标准偏高,免费通行政策当然有吸引力。
然而,微信朋友圈里,有关拥堵的吐槽五花八门。黄金周首日,全国高速公路进入极限高峰状态。以杭州为例,上午9点,甬台温高速宁波往台州方向仅一小时的过车量就达到3147辆,而平时仅有900多辆,过车量超过平日的3倍。除了车流量大,事故增多也是造成多条高速公路拥堵的原因之一。以沪昆高速为例,一晚上发生了300多起交通事故。
10月8日,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受免费通行政策吸引,小型客车长途跨省自驾出行流量大,大中城市周边及中短途出行也以公路交通出行方式为主,全国路网运行交通流量同比增长。黄金周期间,全国收费公路交通量超过2.8亿辆,同比增长7.8%。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地区成为重要堵点。
对此,百姓期盼,加快改革现有的公路收费制度,逐步降低平日的收费标准。
此前,交通运输部发布的全国收费公路统计公报显示,截至2015年年底,全国收费公路通行费收入为4097.8亿元,支出总额为7285.1亿元,通行费收支缺口3187.3亿元。
从公路收费制度来看,我国现行的是2004年《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的办法,其中规定了政府还贷公路15年(20年)和经营性公路25年(30年)的收费最长期限,收费标准由地方政府审定。考虑到公路建设的财力负担、历史遗留的法律难题、建设任务加重等因素,相关专家建议,应适当降低目前的公路收费标准,同时适当科学地延长收费年限。
高强度的综合测试:供给侧改革如何加快
“德国之声”网站发表文章指出,这个黄金周外出观光的中国游客约有6亿人次,该数字是德国人口的7.5倍。长城景区传来的画面显示,黄金周开始时游客人群像沙丁鱼一样拥挤在那里。
黄金周经济,已然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经济的一扇窗口。
中国高速公路到去年年底已经跃升到9.6万公里,居世界第一,这大大促进了自驾游发展。据统计,2015年国内约40亿的旅游人次中,自驾游就占58.5%以上,达23.4亿人次。国家旅游局预计,“十三五”末,自驾游人数将达到58亿人次,占国内旅游人次70%以上。
毫无疑问,黄金周的“出行热”,是中国经济活力的彰显,同时,这又是一场大考。从硬件到软件、从管理到服务、从心态调适到文明素养、从政策设计到制度构建……这场高强度的综合测试,让这个发展中的大国有了反思的动力与契机,某种程度上也推动着社会进步。
黄金周制度实施的18年,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等收入国家,度假需求已经变成刚性需求,假日制度进行了多次调整,现在更应该调整,尽量熨平波峰波谷,形成资源的更好配置。”魏小安说。
如何提高社会治理的综合水平?如何更好做到智慧化管理?如何满足排浪式消费到个性化、多样化消费的转变需求?在“痛点”与“难点”的求解中,我们期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期待在科学决策、制度设计、政策制定和精细化管理中不断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