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汉穆拉比法典》是迄今为止已知的古代世界保存最完整的成文法典，它不仅在古代两河流域影响深远，而且在当今的亚述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汉穆拉比法典》的制定
楔形文字是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对世界文化的重要贡献，最早的楔形文字文献主要记录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随着历史的演进，古代两河流域的原始文献逐渐演变出财物买卖凭证、租赁契约、财物收据等多种法律文献。法律文献是古代两河流域楔形文字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两河流域居民强烈的法律意识。
古代两河流域居民很早便开始创制法律，公元前24世纪左右的乌鲁卡基纳改革是目前已知最早的立法活动。公元前21世纪左右，乌尔第三王朝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典，即《乌尔纳姆法典》。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8世纪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典制定的鼎盛阶段，先后出现了《苏美尔亲属法》《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汉穆拉比法典》等成文法典。其中，《乌尔纳姆法典》《李必特-伊什塔尔法典》《埃什嫩那法典》涉及财产、继承、婚姻、家庭和刑法等方面的内容，《汉穆拉比法典》的条款“有过之而无不及”，而且更加系统完整。《汉穆拉比法典》是古代两河流域法典编纂的顶峰，也是其悠久法制传统的集中体现。该法典最值得注意之处是有关自由人身体伤害的刑罚、血亲复仇以及“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取代了罚金，这是阿摩利人习惯法的典型特征。因此，《汉穆拉比法典》既延续了《乌尔纳姆法典》等法典的成文法传统，又保留了阿摩利人的习俗，可谓古代两河流域成文法与阿摩利人习惯法的集大成者。
尽管《汉穆拉比法典》被放置到巴比伦、尼普尔和西帕尔城等城市的神庙供人们阅读，但由于法典制定于汉穆拉比统治的末年，他并没有多少时间去推行法典。汉穆拉比去世后，古巴比伦王国的统一局面被打破，其子孙忙于镇压各地叛乱，根本无暇推行法典。与古代世界其他地区的法官一样，古巴比伦法官也没有在审判过程中援引《汉穆拉比法典》的有关条款，这引起了现代学者对其性质的质疑。不过，古巴比伦王国时期的一封书信曾提到雇佣工人的工资已经写在“石碑”上了，一份租地契约中的违约赔偿要“参照石碑上的话语”，上述文献所提及的石碑指的就是《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而这正是法典在一定范围实施过的有力证据。
《汉穆拉比法典》的流布与劫难
汉穆拉比去世后，其法典不仅没有被遗忘，而且被广泛传抄。迄今为止，《汉穆拉比法典》的抄本已达到53个，一些抄本出自汉穆拉比时代，其他抄本出自其后多个朝代，最晚的抄本完成于新巴比伦王国时期（公元前626—前539年）。发现法典抄本的地点已达10个，不仅出现在巴比伦、西帕尔、波尔西帕、尼普尔和拉尔萨等两河流域南部城市，而且出现在阿淑尔和尼尼微等两河流域北部城市，还出现在两河流域之外的城市苏萨。有些抄本系原封不动地抄写法典，有些是法典条文的摘抄，有些则是针对法典的评论，甚至还有一个苏美尔语译本。
为记录法庭判决和起草法律文书，古代两河流域的书吏需要熟练地掌握法律术语和条款，而抄写相关的法律文本是其学习的重要内容。虽然《乌尔纳姆法典》等法典也曾被抄写，但《汉穆拉比法典》的诸多抄本表明，其受关注程度远非其他法典可比。亚述帝国时期（公元前934—前612年），著名的阿淑尔巴尼拔图书馆收藏了《汉穆拉比法典》的多个抄本，图书馆的书目索引称法典为“汉穆拉比的法律/判例”；它还被称为“王公的忠告”，这与法典结语宣扬的主旨是一致的。
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外来民族的入主，古代两河流域的法制受到冲击，然而《汉穆拉比法典》并没有完全消亡。“巴比伦之囚”期间（公元前597—前538年），犹太人之所以能够幸存下来，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谨遵当地法律，而掌握巴比伦法律是其前提，他们可能从中接触到《汉穆拉比法典》。客居两河流域阶段是犹太法律从习惯法到成文法的关键时期，犹太律法中的血亲复仇和同态复仇等刑罚很可能受到《汉穆拉比法典》的影响。
不过，《汉穆拉比法典》的盛名也给其带来了厄运。公元前1200年左右，伊朗西南部的埃兰王国入侵两河流域，国王舒特如克-纳浑特一世将法典石碑劫掠到其都城苏萨，并磨去了法典正面的第17栏到23栏，即法典的第66条到99条。对照后世的抄本，法典的第66条到81条得以部分恢复，而第82条至99条则永远地消失了。随着埃兰的衰落，法典石碑只能默默地沉睡在异乡的废墟中。直到20世纪初，法国考古队发掘苏萨遗址，法典石碑才得以重见天日，并被运到巴黎，成为卢浮宫的镇馆之宝。
《汉穆拉比法典》与阿卡德语教学
《汉穆拉比法典》石碑被发现以后，立刻在亚述学界产生巨大轰动，亚述学家得到了一部难得的阿卡德语教材。阿卡德语属于东北塞姆语的一个分支，公元前25世纪左右两河流域南部地区出现了阿卡德语文献。随着阿卡德语的发展，其地域差别日益突出，明显分为两种方言：一种是南方的巴比伦语，另一种是北方的亚述语。自汉穆拉比开始，古巴比伦语成为阿卡德语的典范，其突出特征是语法和拼写方法的标准化。公元前14世纪左右，古巴比伦语一度成为近东地区的通用语言，成为许多民族创制文字的蓝本。因此，古巴比伦语往往被称为“古典阿卡德语”。
《汉穆拉比法典》石碑用黑色闪长岩雕刻而成，高约2.28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古巴比伦语文献。石碑铭文分为正反两面，每面从上到下分栏，其中正面分为23栏，反面分为28栏。每栏又分为许多行，每栏的行数从66到106不等，法典全文共约4130行。尽管法典有部分残缺，但它仍然是保存最完整的古巴比伦语文献，非常适合用作阿卡德语教材。
《汉穆拉比法典》正文分为282条，涉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其词汇极其丰富，语法严谨，不仅给古代两河流域书吏掌握法律术语提供了重要教材，而且为当代亚述学家编写阿卡德语教材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事实上，无论是英语的阿卡德语教材，还是德语的阿卡德语教材，其词汇介绍、语法解析和例句引用多来自《汉穆拉比法典》。为便于学生学习，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于1931年复制了法典石碑。以色列学者对《汉穆拉比法典》的崇拜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于2001年底2002年初专门召开学术讨论会庆祝法典石碑发现100周年。
《汉穆拉比法典》在中国的影响也非常巨大。法典发现不久，中国学者就撰文予以介绍，并有学者于1938年根据西方学者的翻译将法典全文译成中文。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亚述学的建立，《汉穆拉比法典》也成为中国阿卡德语教学的主要教材。中国学者不仅将其从楔形文字原文译成中文，而且开展了相关研究，法典已成为中国亚述学教学和研究中不可或缺的材料。
（国洪更，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