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题材电影：应在历史语境下书写

    【求同存异】

    今年适值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作为中国革命史上的重大事件，长征及其同题材电影在我国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突破乌江》，70年代的《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到80年代的《大渡河》《四渡赤水》，90年代的《金沙水拍》《长征》，再到新世纪的《我的长征》《太阳河》等，这些长征题材电影在岁月长河中构成了一个光辉的谱系，也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记忆。

    数十年来的长征题材电影在主题凸显、形象塑造和细节把握等方面，都不乏出色的艺术表现。波澜壮阔的长征史诗，蕴含了无数艰难困苦。长征题材电影通过独特的影像语言，展现了攻坚克难的“长征精神”，彰显了党的伟大和对光明的追求。从《万水千山》等影片开始，我们就开始对长征的过程予以全景式的艺术表现。在形象塑造上，《大渡河》《四渡赤水》等都较好地塑造了伟人领袖、红军战士等人物，许多银幕形象至今仍深入人心。

    与此同时，新时期的长征题材电影开始更加注重对细节的把握，通过情节铺垫和心理刻画，侧面展现红军将士的高尚情怀。譬如，在翟俊杰执导的影片《金沙水拍》中，贺子珍的弟弟为给姐姐治病而擅取寺庙的铜板，最后被处决。毛泽东对此感叹：“做我们的亲人，难啊！”这一剧情安排，突破了高大全的人物塑造模式，描摹出长征英雄柔软的一面。这无疑体现了时代的进步。但与此同时，泛人性观开始在近年来的同类影片中不断抬头，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

    人性主题固然可以出现在影片中，毕竟人性与社会的深度可以反映一部电影的深度，也反映出创作者思想的深度。但是，在《长征》等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如果过于强调所谓“人性”而有意无意忽略深刻的历史语境，则极有可能剑走偏锋。纵观古今中外，一切价值无不在历史的包裹之中，架空历史乃至歪曲历史以迎合“人性”，不仅会对年轻观众的历史认知造成消极影响，更易于酿成一股危险的文化政治潮流。

    譬如，有些影片为突出人性主题，就不惜编织敌我不分、信仰混乱的情节，或是刻意回避现实的残酷与斗争的惨烈。这显然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对此我们不妨将视线暂且转移，投向整个“文学史”两条殊然迥异的线索：一条线索是刻意强调“人性”“人类”与感情纠葛的“人的文学”，另一条线索则是展开阶级与社会分析的“为人生的文学”。细心的观者可以看出，部分长征题材的电影，或是基于创作者自身的观念倾向，或是刻意地厚此薄彼，的确对“人性”问题的处理有失偏颇。沉溺于“人性”的表达，难免遮蔽长征题材电影创作的历史视角和风格多样性。

    事实上，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长征过程中无数动人的故事，以及千千万万长征英烈的面孔，都为长征题材电影创作提供了相当大的拓展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除在数量上尚需进一步丰富，在叙事上应克服故事雷同化之外，长征题材电影创作还需在表现视角和多元化内涵上，全面深入，多方取材，既不流于图解概念之形式，也不囿于一人一己之悲欢，而能力图展现出一段有血有肉、细致饱满的“人生”影像。唯有如此，影片才能合于现实主义客观真实的创作导向，从而真正为荡气回肠的革命史增添一份宝贵的精神财产。

    （丁松虎，作者系甘肃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