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中华百年学术

    在当今的中国学界，商务印书馆译介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几乎无人不晓。因为，它“打开了一扇扇通向世界的大门”。

 

    与汇集了数千年来域外文明精华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不同，“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着眼于梳理百余年来中华学术的演进脉络，收纳各学科学派的名家名作，呈现中华学人对中国和世界的独到阐释。

 

    这两套丛书，犹如横亘天际的双彩虹，架起连接古今中外学术交流的桥梁，拓展了几代中华学人的视野，推动着中国学术的进步。

 

    2010年1月10日，“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以下简称“丛书”）第一批100种出版问世。第二批100种于2016年5月全部出版。如今，第三批100种的选目规划正在进行。

 

    这一部现代学术史上的扛鼎之作，蕴含着中外文化碰撞中激发出的各种新思想、新学说、新理念，凝聚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智慧之光，引领着我们去阅读，去思考，去传承。

 

中华现代人文学术缩影

 

    中国现代历史的特点，决定了“丛书”的特点。

 

    百年前的中国，国势颓危，列强环伺，传统频遭质疑，西学新知亟亟而入。正如“丛书”的《出版说明》所言：“中华现代学术之转型正是完成于这一混沌时期，于切磋琢磨、交锋碰撞中不断前行，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名家与经典之作。而学术与思想之新变，亦带动了社会各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中华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对此的分析更为独到。他说：“20世纪的中国学术，也是世界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西方人文科学的传入，推动着中国学术由传统走向现代，逐渐走入世界学术之林；另一方面中国学人也形成了独具慧眼的研究成果和思想结晶。这种双向的交流，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学术的发展。”

 

    作为“丛书”的论证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汝信的评价是：“‘丛书’是一项浩大而且重要的文化工程。其规模之大、学科之全、覆盖面之广，都是空前的。已经出版的200种名著都是学术文化的精粹，是百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阶段性的总结。”

 

    “老百姓有一句话，叫‘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我们中华学术如果没有‘丛书’这样的书来奠基，就没有深厚的根底。”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祖武认为，“丛书”编撰要在四个方向上立意高远：

 

    第一，要整理近百年来中华学术的成果；第二，要梳理近百年来中华学术的发展历程；第三，要展示现代和当代中华学者对于中国和世界问题的思考；第四，要充分显示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和文化信仰，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方家扛鼎之作囊括其中

 

    93年前，即1923年9月，新学年开启，时任清华学校国学讲师的梁启超，给学生们开设了一门他思虑已久的新课——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彼时，已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正面临着亘古未有的新变。

 

    回望此前三百年中国学术发展演进的脉络，梁启超的心头充溢着对当下的关切。他希望，凭借此前三百年学术探索出的路径，“扩充蜕变，再开出一个更切实伟大的时代”。

 

    随着课程进行，梁启超的讲义在报刊上陆续发表。1926年讲义首次结集成册，1929年就已印行四版。时至今日，各种版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数十种之多。

 

    这部近百年前出版的书，既是清代学术史研究领域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百年来不可或缺的学术样本。在“丛书”专家论证会上，没费什么争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很快就确定入选了。

 

    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梁启超对明末及清代不同学术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学术渊源、成就和特点等方面，做了极为概括的论述，对清代学术及思想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总结。

 

    为了把新版做成一个最完整、精良的定本，主持此书整理的北京大学教授夏晓虹决定，主要以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梁启超在清华学校授课讲义为底本，汇集其他原始版本进行参考，采用古籍校勘的方法，对此书进行重新整理。

 

    和梁启超一样，王国维、胡适等大家的著作也都出现在“丛书”中。

 

    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以叔本华的哲学思想为理论基础，将其眼光与体系纳入小说研究中，从而揭开现代古典文学研究的序幕；《人间词话》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化素养为背景，汲取西方美学、哲学理论，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文艺理论体系；《宋元戏曲考》则是中国第一部用西方近代科学方法研究完成的戏曲专著。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首次将经学与哲学剥离开，把哲学当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正如冯友兰所说：“在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近代化工作中，胡适创始之功，是不可埋没的。”

 

    与传统法制史研究重考据不同，王亚南的《中国法制史概要》着重按照法律门类系统梳理史料，其关于中华法系演进的理论独成一家，被法学界誉为开专题史研究之先河。

 

    在百年学术史中，许多进步学者运用马克思主义进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为我国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进行了开拓性努力，郭沫若、翦伯赞、范文澜、马寅初等学者的著作也都收在“丛书”之中。

 

选目规划为最重要工作

 

    构成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的名著，不仅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这样璀璨的明珠，还有很多被时间遮蔽了光华的名著。这让选目策划工作显得尤为重要。

 

    于殿利介绍，为了更好地甄选出真正具有学术含量的精品，商务印书馆多次举办大型专家论证会，先后邀请了来新夏、傅璇琮、巴斯蒂等150多位海内外著名学者组成丛书选目专家组，按学科类别反复斟酌，最终确定书目。

 

    在一次专家论证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叶坦向与会者大力推荐唐庆增的《中国经济思想史》。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学科的肇端时期。叶坦认为：“唐庆增作为中国经济思想史系统性研究的奠基者，其理论借鉴和分析方法并没有独宗西洋哪一学派，而是致力于探索适宜中国经济思想史的理论建构和研究方法。”

 

    叶坦的建议得到专家的响应，也受到出版社的重视。最终，这部1949年以后没有单独出版过的《中国经济思想史》被纳入“丛书”，重新回到学界的视野之中。

 

    早在1920年，梁启超就已有《清代学术概论》问世，其论述范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相近。为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入选了“丛书”，却不见《清代学术概论》的身影呢？

 

    “我参与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选目时考虑的是展现梁启超的清学研究成果。《清代学术概论》因篇幅短，内容高度浓缩，更适合专业读者。而就一般阅读与接受而言，讲义本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论述更充分。”夏晓红如此回答。

 

    “丛书”的各分科书目，在经过选目专家组的确认后，出版社还会邀请一位学者参与整理并撰写该书的“作者学术年表”与“评介文章”。选择专家的标准，或是对该书作者非常了解，或是对相关领域进行过深入研究，唯有如此，才能对编选、校订提出富有针对性的建议。

 

    “我看了目录，已经出版的这些名著都是学术文化的精粹所在，对学术传承能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丛书”中收入的不少学术著作，汝信五六十年前就曾收集过，但历经岁月变迁，很多书都已遗失了，如今看到这份书目，让他倍感亲切。

 

“无中生有”成就了新经典

 

    有些学术大家，在某一领域的研究享誉已久，其成果却一直没有得到系统的整理，“丛书”为其提供了一次全面展现的机会。

 

    “‘丛书’并非‘旧籍重刊’，也非‘拾遗补漏’，而是希望推出经过精选、精编、精校的优秀范本。除此之外，另一项重要的举措就是重新编辑、整理原来的成果，‘无中生有’，推出新书，成就新经典。”于殿利说。

 

    吴文藻的名字，很多人都听说过，因为他是作家冰心的丈夫。同时，吴文藻还是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奠基人。在“丛书”第一批专家论证会上，北京大学教授王铭铭提出，吴文藻的文章大多散见于各学术刊物上，没有专题性质的专著，建议为其新编一本文集。这就是“丛书”中的《论社会学中国化》，由吴文藻的女婿陈恕与吴先生弟子、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庆仁汇编而成，较为全面地辑录了吴文藻在社会学方面的论文与评论文章。

 

    商务印书馆编辑倪咏娟介绍：“陈恕和王庆仁两位老师做了很多资料整理和搜集工作，我也利用网络资源补充了一些篇目，经编者审定后也收入了书中。这样，这本著作可说是最为全面且完整地体现了吴先生研究成果的‘新经典’。”

 

    对于倪咏娟来说，发掘尘封多年的名篇名著，是整理旧籍过程中的一大乐事。她说：“梳理、编排、校订旧籍的过程，仿佛亲手拭去沉积于珍玩的厚厚尘土，还以本来的色泽与纹理。编辑《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便是这样一次‘发现之旅’。”

 

    滕固是美术史研究大家，曾任国立艺术专科学校校长，但他在德国柏林大学的博士论文《唐宋画论》，因为用德语写成，长期无人知晓。

 

    在《唐宋画论》的开篇处，滕固这样说明撰写此文的缘由：当时对中国艺术理论的研究尚处于探索阶段，且都出自欧洲与汉学家之手，中国本土的研究尚是一片空白，他希望能在中国自己的文化背景下，系统“展示中国唐宋时期的艺术脉络”。

 

    在“丛书”中，编译后的《唐宋画论》与《中国美术小史》《唐宋绘画史》两种代表作一同收入了《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

 

    于殿利介绍，根据专家建议，目前“丛书”中有20种著作对原有书稿进行了重新整合，改善排版方式，使其内容更加完整丰富。

 

结语

 

    中华现代学术之路，自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胡适等人以来，已经走过了一百余年的历史。

 

    “近一百年中华现代学术的状况，在我看来，是诸子以后最热闹的一个时代。”北京大学教授龚鹏程说。

 

    于殿利的观点是：“这一百年，是中国学术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百年。中国学术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嬗变。总结百年来中国学术的复杂历程，展望新世纪中国学术的发展走向，成为摆在中国学人面前的一项重要使命。”

 

    一本书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一套书可以影响一个民族、一个时代。透过“丛书”，回望中华百年学术的历史长廊，总结了一个时代，又开启了一个时代。让我们追随先贤的脚步，更加自信更加从容地走向未来。

 

    (本报记者 计亚男 杜羽 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