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文学是我的生命

    【大家】   

情 结

 

    白桦，原名陈佑华，1930年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抗战时期，他的父亲被日本宪兵活埋，母亲带着他们兄妹几个在铁蹄下挣扎。文学成为他寻找人生道路的火炬——

 

    “我最初接触的是坊间的线装书，其中有经典，也有史籍。我既希望文学照亮自己，也希望文学照亮别人。战火曾经焚毁了我的童年时光，战火又点亮了我的青春年华。”

 

    抗战末期的1942年至1945年，白桦与双胞胎哥哥（电影剧作家叶楠，代表作有《唐明皇》、《巴山夜雨》、《甲午风云》）一起，离开家乡去潢川就读初中。白天上学，晚上就在姐姐家的织布作坊帮忙织布。作坊里什么人都有，白桦目睹难民们所受的苦难，创作了第一首诗歌《织工》，发表在《豫南日报》。

 

    那一年，白桦15岁。他热心参加爱国学生运动，激愤的文字和尖锐的言谈，引起了特务的注意。1947年，白桦肄业于信阳师范学校艺术科，同年逃离国统区，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

 

    “与同时代的人不同，我写的这首诗，写的是痛苦，不是口号式的，是抒情式的，是很纯净的。那是一个复杂的时代，但是痛苦却是纯净的。”白桦参军后，没有机会写文学作品，只能写一些报道，战斗故事刻印成画，发给下边的连队。最早是写快板，但宣传用的快板，离文学还是比较远。

 

    在旅部当宣传员，白桦参加过多次战斗，他说到现在他仍然有士兵情结。“战争对我的冲击，我说不清楚。”白桦说，他从没有过单纯的狂欢。苦难的经历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带有悲情色彩。

 

    新中国成立初期，白桦随军驻守云南边境；1952年，任昆明军区创作组组长，在部队开始了诗歌和小说创作。

 

    那时候，文学是一片荒漠，青年作家出名也相对容易。1953年，白桦的短篇小说《山间铃响马帮来》被改编成电影剧本，次年《山间铃响马帮来》在云南拍摄，这是新中国第一部反映少数民族生活、爱情及军民联合剿匪的影片，由著名导演王为一执导。

 

    此片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普遍赞誉。第二年，白桦的另一部反特题材小说《无铃的马帮》又被长影著名导演林农改编，并与朱文顺联合导演拍成电影《神秘的旅伴》。王晓棠饰演女一号，由此而一举成名。

 

    当时，白桦年仅24岁，他通过自己在边疆的实地生活，细心观察苗族边寨的生活习俗，写出了这两部反特和惊险、爱情与抒情于一体的电影文学剧本，又在王为一、林农、朱文顺的精心执导下，将云南神奇美丽的自然景色与浓郁的民俗风情融合在一起，影片情节曲折惊险，风格清新，思想性和艺术性和谐统一，成为新中国电影史上很有代表性的作品。

 

    也就是在1953年5月，白桦和胡风初次相识。中国作协和解放军总政治部联合组织的作家访问团，他被安排和罗烽、胡风、王西彦等一起出访。两年后，他曾约另一位朋友一起去看望过胡风，为此，在后来的“肃反运动”中，他解释了几十次都没法交代清楚。

 

    1955年，白桦调到北京，成为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室的创作员。其间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边疆声音》《猎人的姑娘》，抒情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作品，成为20世纪50年代前期知名的部队作家之一。

 

    白桦认为，自己那个时期写的多数算不得真正的文学，那时他比较满意的作品，是1956年的长诗《孔雀》。《孔雀》写得很唯美，主要写了爱情，写了欺骗，写了阴谋。

 

    北京大学教授、诗评家谢冕说，《孔雀》是那个时代非常少的，偶然留下来的一类作品。

 

思 索

 

    从1949年到1957年的八年间，白桦写了一些小说、诗歌和电影。按当时的观点，有“正确”的，也有“不正确”的。在“文革”中则一律作为毒草加以批判斗争，而挨批最甚的是为电影导演郑君里撰写的剧本《李白和杜甫》。

 

    “为了这个没有发表、没有拍摄的剧本，大会小会批斗了上百次，写了几十万字的检讨。‘文革’以后我才领悟到，它之所以挨批，是因为它接受历史的真实，接近作家的独立思考。这种接近是无意的，并不是像批判者说的那样，是我蓄意的借古讽今。那时他们太抬举我了，在此之前，我并不是一个有先见之明的思想家。说实话，我是被真实历史所吸引，被李白的诗歌魅力所吸引。屈原是最早被误解的爱国知识分子，‘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白桦认为，《离骚》开创了知识分子痛定思痛的宣泄。

 

    1957年，27岁的白桦被划为“右派”、打入另册，当过好几年钳工，在最有艺术想象力的年龄被迫搁笔。一直到1976年，不仅没有写作的权利，其中的一半时间，人身自由被完全剥夺。

 

    “1957年的挫折使我发誓放弃文学，甚至文字，把所有的笔记、日记全部毁掉，扔掉所有的笔。”白桦说。但是，漫长的黑夜过去，风浪稍稍平息，他又把自己终生不渝的恋人——文学，紧紧地拥抱在怀里。他经历了中国文学回归的全过程，而在这个过程里，他觉得自己一直都在砧上。他并不觉得有什么委屈，因为在砧上经受锻打的人是大多数。

 

    “文革”结束的第二天，白桦想到贺龙元帅早年对他讲述的一些经历，只用了一周时间就写出话剧《曙光》。写的是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洪湖的故事。

 

    为了这部作品上演，白桦奔走了一年，不断争取各级领导的理解，向许多人朗诵剧本。直到1977年秋，在北京内部上演了两个多月后，才得以正式公演。

 

    白桦本来想，可以沿着《今夜星光灿烂》《曙光》的路子写下去，但是未能如愿。

 

    白桦说，他像越冬的落叶乔木那样，有了默默的思索。在暴风雪中形容枯槁的思索，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得多！

 

风 波

 

    1980年底，根据白桦的电影剧本《苦恋》摄制成的《太阳和人》，又引起一场全国性的大震荡。故事讲述黄永玉等一大批劫后余生的中国艺术家，经历了各种生活的折磨，但对祖国的爱始终不渝，表达了对祖国的爱，是苦苦的爱恋。

 

    当然，《苦恋》最终拍成的电影，已经不是黄永玉个人的专题纪录片，而是反映了一个群体，表达了“文革”后艺术界的共同心声。

 

    后来，这部电影没有过审。这对白桦来说，是无比遗憾的事情。

 

    1981年全年，举国上下卷入这场沸沸扬扬的批《苦恋》的事件。1981年8月3日，胡耀邦受命主持召开思想战线座谈会，作为当事人，白桦在武汉军区接受批判，而没能参加。

 

    唯有吴祖光的表态与当时许多人的态度形成反差。“这部作品温柔敦厚。”吴祖光说。

 

    1981年10月13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前来北京主持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的巴金。巴金在面见胡耀邦时说：“文艺家受了多年的磨难，应该多鼓励、少批评。特别是对中青年作家，例如对白桦。”

 

    1981年对于白桦来说，是一本沉重的书，这本书是许许多多的人用自己痛苦的思索写出来的。

 

    白桦和胡耀邦最后一次见面是1985年12月29日，中国作家代表大会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开幕。开幕式以后，胡耀邦等中央领导人和作家们合影留念。从20世纪50年代起，白桦不止一次站在众人之中和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拍过这种纪念照，他总是在最后排。甚至在贺龙身边工作过那么长时间，他也没有和贺龙拍过一次合影。这一次他却一反常态，站在前排李準和李瑛之间，为了让胡耀邦进来的时候能看见他。

 

    被批判的过程中，白桦就收到数以千计的声援信件与电报，某些刊载批判文章的报纸收到的质问信件要用麻袋来装。他们都是来自弱势群体，和白桦素不相识。一位蒙古族小姑娘来信说：“我知道你是一个历经坎坷的作家，如果你无处投奔，热诚地欢迎您到我们草原上来。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张毯子，我们的毡房里有属于你的一双筷子。”

 

    读到这，白桦泪如泉涌，他觉得这些足够补偿他经历的所有苦难。他说，《苦恋》有自己经历种种波折后悲凉的情绪，“我认为，人们肯定会像我认识到‘文革’是一件很荒诞的事情一样。那个伤害不是对个人的伤害，而是对国家、对民族的伤害。”

 

    “今天回想起来，这场批判是一场观念的较量，是‘文革’后最为激烈的一次，它检验了很多人的观念和勇气。”白桦说，关于电影剧本《苦恋》的争论，不应该问他当时有什么问题，而应该请当时提出问题的人来回答有什么问题。《苦恋》的出现只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时期里的正常文学创作活动。它和一切文艺作品一样，当然带有历史的烙印和作家的生命体验。但它是一个真诚的作品，正像吴祖光当时说的那样，它“温柔敦厚”。

 

    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观看了影片之后，落泪了。他表示文学作品要经过时间的验证，也许需要几年、几十年，乃至一百年。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就让它历史地存在吧。它如果真的有生命力，它就会存活下去。它的魅力除了它的内涵，也应该包括它的局限和它出生时的如晦风雨。

 

    数十年来，白桦的家庭由于他的缘故屡遭不幸，儿子的心中余悸很深。1984年他曾在一封信里劝道：“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个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呢？从您的少年时代起，您为这块土地已经付出了您应该付出的一切。”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生命的意义呢！……”

 

河 流

 

    白桦的心中从来没有放弃过希望。他不止一次以河流比作文学——

 

    “文学像河流那样，是自由的；文学像河流那样，又是不自由的。因为自由自在的河流也会屈从于寒冷的季节，因冻结而停滞；也会屈从于大地的地质活动，被迫陷入溶洞，因局限而成为潜流，很久都会无声无息地埋没在没有阳光的地层下。但是，朋友们！听！河流总在向前涌动着、歌唱着，这就是希望。”

 

    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召开的第四次文代会上，白桦做了一个题为《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第二天，《人民日报》用一个整版发表了他的讲话。这个发言影响之大，是白桦没有预料到的。不但巴金、严文井、冯牧、陈荒煤等许多前辈作家都给予了首肯，也受到很多大使馆的邀请。德国大使馆邀请白桦和格拉斯对谈，接受德国电视台的访问。

 

    1982年，白桦给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写了一部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作品因为以全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吴越争霸历史，引起文化界、思想界的巨大思考和争议。

 

    以往人们所强调的仅仅是在越王勾践身上体现出的人性光辉，“卧薪尝胆，艰苦奋斗”。司马迁都曾经给予勾践以很高的评价。但是，史书记载中，越王勾践身上的人性卑劣一面，却常被人们忽略。勾践复国是恢复王位，民众恢复的才是越国，才是越人的尊严。越国灭吴之后，历史给越国民众展现的画面呢？李白有诗为证：“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乡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

 

    33年后，这部作品得以重排，作为自己的导演处女作，89岁的蓝天野在等待了33年后，终于看到了作品重新上演。

 

    白桦说，作品如果没有自己的思索也许就风平浪静了，但是，没有自己的思索的作品又有什么意义呢？

 

守 望

 

    2009年，长诗《从秋瑾到林昭》的发表是白桦看重的事情，因为这首诗他花费了十年的心血。诗人屠岸读后给白桦发来长信——

 

    “我深切地感到，《从秋瑾到林昭》将在中国新诗史——不，中国诗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作为一名读者，如果他的血还有一点热度，如果他的心还有一点红色，那么他读这首诗时，就不可能不流眼泪，不可能不思考，不可能不自省！”

 

    屠岸认为，《从秋瑾到林昭》所代表的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国人的最高良知，是人类灵魂的最终颤动。就这首诗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和艺术深度而言，《从秋瑾到林昭》是当前诗坛上出现的一首闪耀着炫目的思想光辉和艺术特色的难得的杰作，是中国新诗脊梁之作。

 

    《从秋瑾到林昭》获得《诗歌月刊》年度诗人奖。在云南玉溪开颁奖会时，白桦流泪了，他在发言时说，“流了八十年的眼泪，泉水依然涌动，时时还会长歌当哭，这是幸运还是不幸？我以为这是幸运的，因为流淌了八十年的泪水，把我这双眼睛洗涤得像儿童那样明亮。”他觉得，自己作为诗人是幸运的。

 

    “中国历史上优秀的长诗留下的很少。老百姓中流传的多，上升到文学水平的，也就是白居易。我觉得自己70岁以后的作品，在文字等各方面才成熟一些。”白桦说。

 

    何谓“成熟”一些？白桦给自己定的标准是：可以给后人留下20年的作品。他写悲剧，是希望警戒后人，可惜作品后来改得比较温和，拍成电影后更温和了。白桦说：“有些作家，认为写作是个人的行为，不需要责任感。我的写作是有责任感的。”

 

    在白桦的诗歌中流淌着两种东西，一是“黑夜中的萤火虫”般的思想，一是对唯美的追求。他觉得诗歌一定要用美的东西打动人心，一定要用思想的力量影响人。我觉得诗歌一定要有思想，一定要把握住时代发展的脉搏，一定要体现时代精神，一定要贴近生活，唯此，诗歌才能给我们以希望，给中国以希望。

 

    20世纪80年代初，白桦的《苦恋》遭到批判时，作家叶永烈虽然还没有结识白桦。但是叶永烈关注着白桦的消息，因为那时候他的长篇小说《黑影》被称为“《苦恋》式的作品”而遭到批判。同为上海作家，后来他们得以深交。

 

    在叶永烈看来，白桦写过许多小说，是小说家；写过许多电影、电视剧本，是剧作家；还写过不少散文、诗，是散文作家、诗人。但是白桦的本质是诗人。白桦不论写什么，都充满诗意，而诗意正是他内心丰富感情的自然流露。

 

    白桦的作品，常常使人激情难以自制。他挚恋着自己的祖国，他曾说——

 

    “我是一个早熟的热烈的恋人……由于对她的爱，我的生命才充满力量和希望；由于对她的爱，才命运多舛，痛苦不堪；但我永远天真烂漫地爱她，因为我是那样具体地了解她，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我们的祖国！”

采访手记

    这是那个风度翩翩、潇洒优雅的白桦吗？那位卓越的诗人，因敢于直言而饱受忧患的作家？长诗《孔雀》和十四行诗展示出他的才华横溢，《山间铃响马帮来》《今夜星光灿烂》等一系列人物生动、诗情盎然的电影，更成为中国电影史上不能忽略的佳作。

    然而，当文学被时代的浪尖裹挟，白桦经历了灾难和荣耀。

    我问他：《苦恋》带给您的影响是什么？

    白桦缓缓笑道：继续“苦恋”！

    “《苦恋》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是我一生绕不开的作品。”在《苦恋》中，白桦最想表达的核心是人性释放，人的尊严，正如其主题曲中的一句：“把人字写在天上”。

    2013年，《十月》杂志创刊三十五周年的时候，通过编辑、网络和专家等诸多环节，评选了一批最有影响力的作品，名单中就有白桦的《苦恋》。

    白桦觉得很欣慰。但颁奖的时候，他却因为生病住院没能去北京。

    我问他：经历那么多磨难，您没有试图稍微做些改变吗？

    他缓慢而清晰地回答：“改变就不是作家了。作家的使命，就是向死而生。我认为我这样活，是尽责。”

    但是，白桦为了这样“活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他后悔过吗？

    “不后悔。”白桦的声音很轻，但是无比坚定。他说，如果生命重新来过，他还会选择这么做，但是会审慎一些，思考周到一些。

    满头银发的白桦坐在轮椅上，目光沉静平和，我却莫名地从中读出一丝悲凉。因为腰椎受损，他已经两年不能站立，《回忆录》的写作被迫中断，书桌上的电脑也已经两年时间未曾打开。

    尽管只能在轮椅上行动，白桦仍然堪称是“与时俱进”的作家。他是最早一批开始使用电脑的，2009年12月开通了博客，两年前又开始使用微信，还有朋友为他建了一个叫“白桦村”的公众号。

    白桦说，自己非常喜欢一句俄国歌曲唱的那种氛围——“田野白桦静悄悄”。在雾霭中，白桦树闪着银色的微光，让人们确信它还站在那里，就足够了。  

    （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