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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鸣与商榷】
中国书法名作曾巩《局事帖》在嘉德春拍会上以2点07亿成交，引发了诸多关注，也显示了中国古代艺术品的文化魅力。而早在2009年第二次拍出上亿天价赚足人们眼球时，《局事帖》便开始吸引学者研究涉帖相关问题，徐邦达先生《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版）、刘琰之《曾巩〈局事帖〉再考证》（《收藏家》2010年8期）、崔怡《忽忽三载悠悠千年：曾巩〈局事多暇帖〉关键点再考》（《中国美术报》2016年3月21日）等对《局事帖》所涉及的内容、性质、字体、作者生平、作品背景、用纸、写信对象、流传过程等，都做了有价值的探讨，解决了一系列相关问题。但是，上述专家所谈仍有一些误区和盲区值得进一步探讨。
《局事帖》认识误区之一是有关该件两面文献形成时间的先后问题。研究者都已经注意到《局事帖》是一件纸品双面文献，即一面是作为写本文献的《局事帖》本身，另一面是作为印本文献的《三国志》残页，朱绍良先生更进一步指出为《三国志·魏志·徐奕传》卷二十第十页残纸。那么两面文献的形成时间孰先孰后，是写本文献的《局事帖》形成在先还是印本文献的《三国志》在先？书画学界、收藏学界的主流意见多认为先有印本文献《三国志》，后来曾巩在《三国志》的散页背面写下《局事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先有写本文献《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献《三国志》，《局事帖》属于公文纸本古籍《三国志》的残页。笔者基于多年研究古籍公文纸背文献的经验，支持写本文献在先印本文献在后的观点。这需要从宋以后公文纸本古籍的总体情况谈起。
所谓公文纸本，在版本学界和目录学界通常称为公文纸印本，也称公牍纸本、文牍纸本、官册纸本等，专指宋元明时期利用官府废弃的公文档册账簿和私人书启等写本纸背印刷的古籍，亦即古人利用公私废旧纸张背面印刷的古籍印本。因此，公文纸印本具有正面为古籍刻本内容，背面为原始文献内容的双重价值（亦有称公文档册账簿一面为正面，刷印古籍的一面为背面的），相对于一般古籍更为珍贵。现存的公文纸印本最早为宋代，元明时期相对较多，清代很少见。国内率先对公文纸本古籍纸背文献专门进行整理的首推199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上海博物馆编的《宋人佚简》。该书即为宋公文纸印本王安石著《王文公文集》的纸背文献。笔者自2007年开始指导研究生对《宋人佚简》进行整理研究，主编《南宋舒州公牍佚简整理与研究》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据笔者掌握的信息，现存的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海内外仅有11种，不到全部宋刻本总数的1%，其中中国大陆八种，分别是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新定三礼图》《集古丈韵》《三国志》《洪氏集脸方》《花间集》，南京图书馆收藏的《云仙散录》《欧阳先生文粹》，上海博物馆收藏的《王文公文集》；台湾2种，为“中央图书馆”收藏的《李贺歌诗编》和《北山小集》；日本1种，为天理大学图书馆收藏的《白氏六帖事类集》。这11种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笔者目验过的有《集古丈韵》《三国志》《洪氏集脸方》《花间集》《云仙散录》和《王文公文集》。这6种古籍纸背文献无一例外均为公私文书的残件，均为将原来的公私文书裁切之后用来印书，因此纸背保存的公私文书绝大部分都有残缺。此外，《新定三礼图》《欧阳先生文粹》《李贺歌诗编》《白氏六帖事类集》和《北山小集》五种笔者虽然没有目验，但据汪桂海《宋代公文纸印本断代研究举例》一文介绍，《新定三礼图》“以公文纸刷印，今纸背公文尚残留部分文字”（《文献》2009年7月第3期）。据此推断，《新定三礼图》与笔者目验的6种一样，纸背文献也都是公私文书的残件。尝鼎一脔，余味可知，其他几种纸背文献也应不外乎公私文书残件之类。宋代公文纸印本古籍既然正面文献完整而背面文献残缺，这毫无疑问说明背面的公私文书是时间在先的一次文献，正面的古籍内容是时间在后的二次文献，那么，这也可以说明，作为双面文献的《局事帖》与其他11种宋代的公文纸印本古籍一样，必然是写本文献《局事帖》时间在先的一次文献，而印本文献的《三国志》为时间在后的二次文献。换言之，先有曾巩的写本文献《局事帖》，后有印本文献的《三国志》，《局事帖》是利用废纸印刷《三国志》的众多公私文书之一。
《局事帖》认识误区之二是关于该件写本体裁的性质。《局事帖》是曾巩的一封书信，它之所以被称为“帖”是书画界多取书写在纸或丝织品上篇幅较小的书法作品的前两字而称之为“某某帖”所致。实际上，“帖”除了《说文》所谓“帛书署也”即书签并被引申为指称书法作品之“帖”外，还有指称一种“文券”之意，《唐韵》卷五入声三十“帖”释该字义称：“券帖，又床前帷。”业师唐长孺先生据此指出：“券是文券，与帖连称，似乎作为一种文书形式，这是唐人的解释。帖作为一种文书形式在南北朝时罕见，而在唐代普遍行用。”（见《木兰诗补证》，《江汉论坛》1986年9期）显而易见，《局事帖》属于私人书信，它在唐宋时期有一个专称，即“启”，故曾巩在《局事帖》之末特书“谨启”二字，书启之“启”才是曾巩此件写本亦即《局事帖》写本体裁的准确属性。当然，“帖”与“启”的体裁区别对于书法学界的学者可以说是不言自明，但是对于非书法学界的朋友而言，强调一下《局事帖》实为书启之“启”而非法帖之“帖”似乎并非多余。
关于《局事帖》的认识盲区，笔者这里也只想强调两点。第一，《局事帖》并非曾巩写给“无党乡贤”书启的完整原件，而是文首被裁去若干文字的残件。《局事帖》属于曾巩的私人书启，这早已为藏家和读者知晓，但它很可能属于一个残件，则迄今尚未见到有人指出。目前我们所见到的《局事帖》共有十三行文字，其首行为“局事多暇”，末行为“运勾奉议无党乡贤。二十七日。谨启”。按照宋人司马光《书仪·启事》所载，宋人通用启的格式如下：
具位姓某
右某启：（述事云云）谨奉启陈闻，（陈贺、陈谢随事）伏惟
尊慈俯赐鉴念，不宣。谨启。
月日，具位姓某启上。
宋人除通用启以外还有多种多样的专用启，其启文格式与上引通用启又有若干区别。通用启格式最大特点是文首的“具位姓某”和“右某启”往往与文尾的“谨启”和“具位姓某启上”前后呼应。《局事帖》没有文首的“具位姓某”和“右某启”等语，有专家认为是省略。诚然，宋人启文中确有省略文首“具位姓某”和“右某启”等语的，但《局事帖》此处未必是省略。从《局事帖》图版看，末行之后约有三厘米左右的留白，而首行之前却紧贴纸边，几乎没有留白，且天头地脚也几乎紧贴纸边，这显然不符合一般书法作品上下左右留有必要空间的习惯，更不符合宋人通用启书写的“书仪”规范。考虑到《局事帖》是作为旧纸被用来印刷《三国志》的，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局事多暇”一语之前很可能原来还有其他内容的文字，只是印刷《三国志》时被裁掉了。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举出与《局事帖》最接近的《宋人佚简》所收宋人的启文原件进行对照比较。
这两件录文分别是南宋绍兴年间知舒州向汮和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李若川的启文。向汮启文是：“汮顿首上启/监使大夫执事：奉/别易久，怀企极深。辱示/书翰，殊荷/勤至，且承即日/所履多福。汮比奉/除书，载畀郡寄，已遂□□。顾惟忝冒，皆自/余庥，岂不知幸？切承/美解言旋，不知何日赴/部伫听/新除也！正远/披晤，惟希/若时加爱，以前/光大。不宣。汮顿首上启/监使大夫。”（《宋人佚简》卷一第1页、第2页）李若川启文是：“若川顿首再拜上启：拜违/台范，屡更晦朔，企仰之诚，不忘寤寐。吏事汩没，踈驰/记室之问；正兹愧悚，特被/朋缄之贶，曷胜感刻！忽遽拜/复，区区殆非毫楮可究。若川顿首再拜上启（《宋人佚简》卷一第93页）。”以上向汮启是缀合而成一件完整的启文，李若川启是单独构成一件完整的启文。可见，两启纸背均为《王文公文集》的印本内容，两启作为宋人启文的原件，除了印书装帧而对纸张有所裁切外，现有纸张大体反映了当时启文的格式、布局和内容用语的原始面貌。两启原貌格式布局最突出的特点是四周都留有宽大的空白，内容用语最突出的特点是文首“（向）汮顿首上启/监使大夫执事”、“（李）若川顿首再拜上启”与文尾“汮顿首上启/监使大夫”、“若川顿首再拜上启”前后呼应。由此可以推知曾巩《局事帖》最初形成时的原貌也应是文首之前和天头地脚留有必要的空白，其文尾既然有“谨启”，那么文首也应有“巩启”之类的词语。
第二，《局事帖》除了作为曾巩唯一传世作品的书法价值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版本价值，就是提供了《三国志》一个新的印本残叶，刷新了宋代公文纸印本的现存总量。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和《中国善本书提要》统计，现存宋刻本《三国志》共计8种。2012年东北师范大学刘奉文博士学位论文《〈三国志〉版本的诸问题研究》指出海内外宋刻本《三国志》现存共有19种，其中中国大陆有13种，台湾有2种，国外有4种，均藏于日本。上列19种宋刻本与《局事帖》所反映的《三国志》版本是什么关系，刘奉文曾辟专节讨论，倾向于“推断是北宋版《三国志》的残页”，但是又慎下结论，称“由于尚未成为定论，暂且称之为宋版《三国志》‘别本’可也。”并称：“如果能证明残页为北宋刻本《三国志》，将成为稀世之珍，因为北宋版《三国志》虽然见于记载和著录，但印本绝少流传下来，可与曾巩墨迹相得益彰。”刘先生所称《局事帖》为“宋版《三国志》‘别本’”应该可信，笔者亦赞成这一意见。这实际上肯定了《局事帖》反映的《三国志》版本是上述19种宋刻本《三国志》之外的新版本，如能证实，确是“稀世之珍”。此外，《局事帖》残页也丰富了宋代公文纸印本的数量和种类，尽管它只有一纸残叶。
（作者单位：河北省社会科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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