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争鸣】
自电视剧《大法官》《大雪无痕》和电影《生死抉择》之后,反腐题材影视剧创作沉寂多年。从党中央提出的反腐斗争的长期性要求来看,我国电视剧创作应与反腐斗争相配合,把“警钟长鸣”体现在“醒剧常有”之中,一方面引导观众的价值取向,一方面塑造反腐的社会舆论场。从这个角度看,近日在中央一套播出的电视剧《人民检察官》为重树反贪腐电视剧创作的旗帜起到了积极作用。
34集电视剧《人民检察官》紧扣着“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方略,以通俗艺术的形式展现了近年来反腐建设的历史,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价值镜鉴。从一定角度看,这部作品堪称文艺形式的当代反腐史志。
创作者将长线叙事和断点叙事结合起来,从宏大和微小两个层面,展现了我国检察系统贯彻十八大以来检察战线抓大治小的现实成绩以及依法治国、让人民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工作风貌。在长线叙事上,作品建构起查办“刘海泳-冯路-金铭山腐败案”和“王顺纠错案”两条大脉络,讲述检察系统“治官”和“安民”的行风建设故事。在断点叙事上,作品先后讲述了燕都市检察院处理的“崔静贩毒案”“张钊网络诈骗案”“赵淼贪污案”“田青泄密案”等典型案件,展现了检察系统工作的多样性、复杂性。同时,作品还断续地描写了燕都市检察院开展“接访培训”“模拟开庭”“跟踪培训”等行业建设内容,展现了检察系统敬业务实的工作风貌。
作品对当前贪腐严峻形势的描绘是空前的,表现出我们对党风廉正问题的审视态度空前严肃,反映了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清醒认识。创作者在长线脉落里所揭示的“窝案”下自村主任、乡长,上至市府主任、秘书长、市长,形成一个庞大的贪腐链条,其势力之大已经到了左右一地政局的地步。在断点叙事线上,作品也揭示了燕都市海关、媒体等单位存在的“小官巨贪”的现象。从一定意义上说,这样全面地对丑恶现象的揭示,是我国电视剧创作不回避问题的现实主义表现。通过赵军、方大庆、夏静茹、陆扬这些刚正不阿的检察官形象,观众可以鲜明地看到党和政府“打老虎”“拍苍蝇”惩处腐败的决心和力度。借助赵军院长的话“一时强弱在于利,千秋胜负在于理”,作品以邪不胜正的结局振奋着人民对党中央反腐必胜的信心,这也是现实主义创作的正能量所在。
在塑造检察官形象的同时,电视剧对贪腐形象的剖析也是相当深入的。作品中的“大老虎”金铭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在公安战线上、在振兴国企中都曾作出过积极贡献,曾经也是英雄,后来却成了侵吞国有资产、以权谋私的巨贪。刘海泳和冯路也都曾是年轻有为、积极向上的干部。作品以严肃的笔触剖析了“能人腐败”的个人心理,就是私欲的极度膨胀。剧情中,金铭山对冯路说他们的所作所为“图的就是自我价值观的体现,就是一呼百应的存在感,就是几代人衣食无忧”。这种私欲极度膨胀的最终结果由金铭山给冯路的短信显示出来,就是“妻子死了可以再娶,孩子死了可以再生”,在这样的价值观支配下,他最终为了保全自己不惜杀害妻子。这是迄今我国反腐题材电视剧对贪腐分子心理和行为的最深刻揭示和批判。
《人民检察官》较之以前我国法制题材电视剧创作,还有一个新变化,就是它也用了相当笔墨,揭示了民众的怯懦和跟从心态与错案铸成的关系。这典型地体现在“王顺案”一系列证人所做的证言与证词中。“王顺案”发生时,警方让9岁的凌小霞指认犯罪嫌疑人,在孩子只觉得王顺衣服很像的情况下,她的班主任和副校长就遵从警方的要求,在“为民除害”的心理驱动下,代笔润色了指证王顺是罪犯的证词。居委会主任陈秀娥在分不清“作案时间”和“死亡时间”的糊涂情况下,就带领警察抓捕了王顺。同时,基层警法人员的“不作为”和“乱作为”也是铸成错案的一个原因。这样的情节设置都是以前不曾有的,也是振聋发聩的。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情节也是对长期以来我们国民中普遍存在的“差不多”心态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对“三严三实”的社会价值的呼唤。
当然,作为一部文艺作品,《人民检察官》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比如,在角色体系设计上存在“检察光环”的问题。即在剧情中,反面形象都出现在其他领域,办案中遇到的压力和阻力也都来自于检察系统之外。而检察院系统内,上上下下都一尘不染,这就难免给观众造成检察系统自我神圣化的观感。作品对贪腐分子被惩处后其家属的“困境”同情成分过多。这或许是创作者试图追求的,以“家人困境”来警示贪腐分子,但这样会降低大众对贪腐给社会造成的危害程度的认识。相比之下,诸如孙福、崔鹏贪腐给四季乡五联村村民造成的危害等内容,作品中却描述得不够。这使作品中的人道主义不免扭曲。当然,瑕不掩瑜,总体而言,《人民检察官》是我国现实主义反腐题材电视剧多年沉寂之后的一部力作,值得褒奖。
(作者为中国视协理论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