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演 讲 人：王 巍

    演讲时间：2016年8月

    演讲地点：兰州市酒钢大厦

    王巍 1954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2年初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分别于1990年和1996年获日本九州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双博士学位。德国考古研究院通讯院士，美洲考古学会终身外籍院士。

    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考古》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兼历史学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研究领域为夏商周考古和东亚地区古代文明形成过程和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学研究。2004年以来，担任跨学科大型研究项目——“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首席科学家，领导项目的实施。

    大量考古成果表明，汉代正式开通的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早在数千年前已经开始。这条路线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交流，一定会使交流的双方都从中获益，给自身的文化和社会的发展带来活力。”

    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构想的大背景下，丝绸之路这条历史形成的人类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必将在21世纪的今天焕发出新的更为蓬勃的生机。在首届敦煌文博会开幕前夕，以黄河上游文化为主线，探讨中国文明起源和史前丝绸之路等重大课题，具有重要意义。

 

    ·编者按·

 

    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将于9月20日在敦煌开幕。为配合敦煌文博会，甘肃省各市州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系列文化经贸活动。日前，由光明日报社和兰州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大河之光—黄河彩陶文化峰会”，即是为迎接敦煌文博会举办的系列活动之一。当日峰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王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陈星灿，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李水城、林梅村，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文博学院教授韩建业等分别为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主题演讲。专家们根据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以黄河上游流域彩陶文化为主线，深度探讨了中国文明的起源和史前丝绸之路等重要课题。现将王巍教授的演讲内容整理刊发。

 

    玉器的早期传播

 

    以玉为美，以玉为贵，将玉比德，崇尚玉是中国文明的特点之一。最初是以玉为美。在中国古代人的观念中，玉就是石中美者。最初是选择具有特殊色泽或质感的石头作为装饰。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出现了贵贱和贫富的分化，权贵阶层把自己掌握的这些珍贵的玉石器作为等级的象征，这就是以玉为贵。后来把玉和祥瑞、和德性相联系，这就是将玉比德。

 

    最早以玉为美的时期，可以追溯到距今约8000年前的史前时期。最主要的是玉玦和玉坠饰。什么是玉玦呢？就是玉耳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玉耳环距今8000年，在内蒙古赤峰一带被发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兴隆洼遗址在赤峰被发掘，村落被宽两米，周长500多米的椭圆形围沟环绕，里面上百座房子分成几排，每个房子规模有大有小，但是排列的很整齐，其中少数房屋的地面之下发现有墓葬，部分墓葬的墓主人佩戴者玉耳环。出土的玉耳环直径最大6厘米，一般是3厘米左右比较多。其中玉玦里的玦王很精美，8000年前制作的相当精致。这里的玉器除了耳环之外，再就是吊坠，吊在胸前的，这是一套的组合。有大有小，有不同的形式，除了扁的还有高一点的。基本上都是一对耳环带一个吊坠，而且并不是所有的人能戴，只有少量人可以，8000年前就开始出现了社会分化的迹象。

 

    史前时期的玉玦除了东北地区赤峰这一带之外，20世纪70年代浙江河姆渡遗址就出土了玉玦，它在浙江的北部余姚，靠近宁波，遗址距今约7000年前。这个遗址因为出土了当时最早的水稻而非常有名。我们看这里出土的玉玦和玉坠的形状虽然同兴隆洼遗址所在的辽河流域距离很远，但是两者在形式、装饰组合上面的一致性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以这个为契机，将近30年前我去日本留学的时候，发现日本也出土有玉玦和玉坠，而且同我国出土的形状和组合也是一样的。20世纪90年代末，21世纪初，我发现这类的玉有一个分布的范围，从中国的东北部到江浙一带，再到日本北海道、俄罗斯沿海州，形成了一个玉玦的分布圈。这个范围内玉的构成除了玉玦之外，还都有吊坠同出，这个组合也是一致的。我觉得这不是偶然。至于年代问题，河姆渡是7000年前，兴隆洼是8000年前，俄罗斯沿海州不到7000年前，日本更晚一点，大概6000年或者5000多年前。

 

    经过对玉玦的观察，可以看出，玉玦是先制成一个玉环，然后再用细绳蘸水加上解玉砂在玉器表面反复磨，磨出一个豁口。具体的有两种方法。在日本早年出土的耳环、玉玦，一种是绳子从里往外磨出来，外侧是宽的；还有一种，从外往里磨。我们发现在兴隆洼遗址当中，玉玦的开口方法有两种，河姆渡遗址出土的玉玦也同样两种方法。表明在这个时候这两种方法在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同时被采用。

 

    我们再看看俄罗斯沿海州的方法，通过实验证明，那里加工玉器的方法与我们的第二种方法雷同。日本桑野遗址玉的制作，跟我们的兴隆洼是一样的，无论形式、它和吊坠的结合、磨制方法都是一样的。而且日本的历史上没有更早发现玉器的记录，由此我们推断，日本的玉玦和玉坠很有可能是受中国的影响。另一个例证，日本比较早的玉玦，不是在距长江下游比较近的九州地区发现，而是在日本海沿岸，接近北海道地区，这两个地区都距离河姆渡遗址较远。

 

    兴隆洼文化这种用绳子加解玉砂对玉料的切割加工方法我们叫作线切割，这种技术大致分布在中国的东部。这个方法现在看来最早是在8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发明的，是不是还有更早的有待于我们研究。总之，鉴于东北亚这一广阔地区的玉玦的形制大体相同，并且都和玉坠构成一套组合，特别是制作方法方面存在的一致性，有理由认为，他们很有可能具有同一个来源。兴隆洼文化的玉玦迄今年代最早，它有可能是东亚地区玉玦的祖源。玉玦被发明之后，一直被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性装饰品之一，沿用至中国的商周王朝时期，后来逐渐被金属制的耳环所取代。

 

    小米起源自我国

 

    如果没有比较发达的农业，没有人口显著地增加并聚集成为城市，那么，农业文明就无从谈起。我们发现，在中国北方，小米是中国北方地区文明起源的重要基础。世界农业有几个起源中心，中国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还有西亚的小麦、非洲的高粱、美洲的玉米等。

 

    中国北方地区史前时期的主要农作物是粟和黍，南方地区（长江流域）是稻作农业。这是现在的粟和黍，所谓粟和黍就是谷子和糜子，都是小米，谷子是一般的小米，黍是黏的小米。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西亚其实也有小米，黍曾被认为最早是在7000年前的西亚地区起源的。但在2003年，我们在内蒙古赤峰发掘的兴隆沟遗址，发现了8000年前小米，包括粟和黍。到底哪儿是小米的原产地呢？中国和西亚欧洲的粟和黍究竟是两个不同中心，具有各自的起源，还是只有一个起源地？这个问题只靠我们考古学家是解决不了的。于是，中外顶级的植物考古专家合作，用科学的办法对中国和西亚、欧洲的小米进行多种分析手段研究。首先，科学“测年”成了解决问题的基础。我国有便利的条件对小米进行“测年”。我们采用浮选法，在从考古发掘的居住址出土的土放在容器里加水，一些植物的种子就会浮起来，再经晾干，就得到了很多当时植物的种子。我国旱作农业的起源区很可能在河北山西一带。近年，在北京市西部的门头沟区遗址发现了距今9000多年前的粟和黍，但量很少，且尚未正式发表研究成果。现在比较确凿的是，我国最早的粟和黍距今8000年。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等国的高精度测年仪器对兴隆洼遗址中浮选出来的碳化的黍进行测年，结果都是距今7600多年。

 

    兴隆沟遗址出土的这批粟和黍之前，学术界认为世界上最早的黍是西亚出土的，有7000年的历史，欧洲出土的黍有5000年历史。但是，最新的高精度测年研究表明，这两个地区的黍都没有早于“4500岁”的。比我国发现最早的黍晚得多。即使我国发现的黍年代比西亚和欧洲的时间早，也并不能直接证明它们之间有传播的关系。现在我们采取基因考古的方式对小米粟和黍的基因进行研究。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粟和黍都是来自于同一个起源地，这个起源地就是中国的北方地区。所以说分布在世界范围内的小米都是起源于中国的北方地区。

 

    基因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黍的黏性基因是起源于中国北方之后传到欧洲的。小米被发明之后，在中国的文明形成过程当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小米被发现以后，直至小麦传来，数千年来，它一直是北方地区人们的主食。

 

    总之，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显示小米起源于中国的北方，无论是粟和黍都是这样，小米栽培被发明以后从中国的北方向外传播。考古证据表明，尤其是DNA研究表明，至迟在距今4500年前，黍已经传播到了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传播，大约3500年前已经到达了东欧地区。另外一个品种不黏的小米——粟在距今4000年前向南传到东南亚和南亚地区，但是在那边没有发现黏的黍，可见各地对外来因素的接受、吸收也是有选择的。

 

    小麦自西亚经河西走廊传入中国？

 

    小麦起源于西亚，大约产生与距今9000年前，7000年到6000年前小麦传播到伊朗高原北部，它与当地粗山羊草杂交形成六倍体的普通小麦。小麦是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古罗马等古代文明赖以生存的主要粮食作物。

 

    通过现在对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小麦本身进行测年，可以推测小麦传入中国北方地区的年代不早于距今5000年。传入的路线，基本上是通过西亚经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内地。一般来说中亚是小麦传入中国的中介站，河西走廊应该是小麦主要的传入路线。但是，黄河下游山东胶州地区的小麦测年后发现有一粒是4500年前的，早于河西走廊发现的小麦。这是测年的误差导致的，还是小麦另有传入路线？这两种可能性都有。我认为小麦是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但也有专家认为北边还有一条，这是所谓的欧亚草原的大通道。

 

    截至目前，在我国发现的距今3000年以前的早期小麦遗存的考古遗址达30余处，其中有近百例小麦遗存被直接进行了测年，为探讨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提供了相对可靠的年代数据。综合分析30余处考古遗址出土早期小麦遗存的年代信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至迟在距今4000年以前，小麦已经传入到中国境内。根据山东胶州赵家庄遗址出土小麦遗存的年代判断，小麦传入中国的时间有可能早到距今4500年，由于这个年代目前仍然是孤证，最终的定论还需要更多的考古资料支持。

 

    黄牛和绵羊自河西走廊传入我国

 

    中国传统的家畜——猪大约至少有8000多年的历史，甚至有人说9000年，狗也是我们的先民们自己驯化的。在距今5000年以前中国境内的遗址中，都没有发现黄牛和绵羊。发现的时间基本上都是距今4000年左右。而且多数比较集中在甘肃、青海这一带。DNA的分析表明大约在5000年前在黄河上游地区发现了家养绵羊。然后越往东越晚，大约在4000年以前，在黄河中游地区发现了家养绵羊的证据。黄牛的发现时间分布在距今5000年到4000年前，黄河上中下游都有分布。黄牛的形态上面有各种各样的，各个遗址都有代表性的黄牛骨骼出土，包括我们甘肃大何庄。在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过程中，通过使用DNA的方法，我们在我国西北地区发现的年代比较早的黄牛和绵羊的基因中都发现了在西亚起源黄牛和绵羊的基因。

 

    甘肃省天水市赵村和西山坪遗址发现的黄牛遗存应该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家养黄牛。最早的黄牛、绵羊、小麦都是在甘肃出土发现。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古代的黄牛，大概在距今5000年前从中亚地区传入甘肃，然后逐渐传入到黄河中下游地区的。

 

    冶金术自西亚经甘肃传入

 

    绝大多数中国学者基本上认为冶金术来自西亚。冶铜术出现在西亚的年代不晚于距今7000年，我国最早有5000年。迄今我国境内出土最早的铜器是甘青地区马家窑文化的青铜刀，还有锥子等器物，它们基本上都是出土在甘肃河西走廊这一带。

 

    西城驿遗址位于张掖市明永乡下崖村西北3公里处，介于张掖黑水国南城城址和北城城址之间，东距黑水河约10公里，紧邻312国道。地处黑河流域中段西侧的冲积扇台地。在探源工程中，为了揭示河西走廊地区早期冶金面貌，探讨中国早期冶金技术，我们对张掖西城驿遗址进行了发掘，同时开展河西走廊地区早期聚落研究，2010年—2013年，联合开展了4个年度的发掘工作。4年共发掘了1350平方米，发现史前时期的房址90座，墙体19段，窖穴或垃圾坑357个，灶坑12个，灰沟19条，墓葬19座。获取陶器、石器、骨器、铜器、玉器、碳化作物、冶金遗物等各类遗物两千余件（份）。最为引人瞩目的是出土了相当数量的铜器，主要有锥、环、刀、条等，并发现了制作铜镜和权杖头所用的范。铜器从早到晚逐渐增多。各期段均以铜锥为主。

 

    西城驿铜器的材质二期以红铜为主，三期以合金为主，合金技术日益成熟。这个遗址提供了大约距今4000年到4200年之间的冶铜技术的情况。从矿料来源来看，河西地区北为天山——北山成矿省，南为祁连成矿省，蕴藏着大量的矿产资源。矿源可能就在河西走廊地区。

 

    从西城驿发掘及调查情况来看，河西走廊发现冶金遗存的遗址间看不出生活资料或矿物资料的供求关系；各遗址在聚落内独立完成冶炼、合金配比、器物生产等；比中原地区夏代的制作铜器的产业链简单，比辽西地区红山文明的产业链略微复杂；可能与社会复杂程度相关。

 

    这个遗址的发掘的重要意义就是对中国早期冶金起源及相关问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源，特别是为早期东西文化交流，尤其是冶金术的传入情况提供了重要的资料。简单总结来说，铜制品可能在距今5000年左右，已经进入到河西走廊，冶铜技术最晚在距今4500年前已经传入甘肃地区，然后继续向东传入黄河中游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冶金术在传入中原地区之后取得的巨大的发展，成为中华文明有特色的一个重要的内容。西亚的铜器基本上都是兵器、装饰品、工具，但是传入中国之后，青铜容器的铸造技术被发明了。随着青铜容器的制作技术不断地成熟完善，青铜容器与等级身份联系起来，只有高级贵族才能拥有青铜器，从而形成了青铜礼器的制度。另外铜料和铜器的制作都被王权所控制，由专业的手工作坊来制作，这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点。

 

    尧舜禹的“尧”这个时期的陶寺遗址在山西南部被发现，很可能是尧的都城。这个城址面积将近300万平方米。已经出现了明显的功能分区。有宫殿区、仓储区、一般成员居住区和墓葬区。发掘墓葬1000余座。其中大型墓葬出土了陶龙盘、陶鼓、鼍鼓、大石磬、玉器、彩绘木器等表明等级身份的高等级文物，尤其是已经出现了铜器。表明当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社会分化。这些发现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现在的研究表明，青铜器冶铜技术传入中国之后，产生了两个区域的中心，一个是西北地区以河西走廊这一带为代表，延续在西亚中亚的传统，主要是装饰品、武器和小件的工具。另一个在黄河中原地区，它主要精于青铜容器的制作及礼器的制作，就形成了一个真正具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一个冶铜的中心。

 

    位于洛阳东郊的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代后期的都城。在该遗址的中部，发现了内有多座宫殿的宫城。在与此宫城仅一路之隔的区域发现的另一个围墙围绕的区域内，发现了制作铜器和绿松石等高等级物品的作坊，生产的铜器非常精致，仅在较高等级的墓葬中随葬。表明这些高等级物品的生产已经被王权所控制，成为表明持有者等级身份的象征物——礼器。这个时候，从西亚传入的冶金术经过了将近一千年的发展之后，中国的青铜文明已经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

 

    结语

 

    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生活在中国北方地区的史前先民开始了粟、黍的栽培。距今8000年前，粟作农业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此后，旱作农业技术逐渐向西、向南传播，大约距今4500年，黍向西传播到中亚地区，并继续向西，至迟在距今3500年前，已经传播到了东欧地区。大约与此同时，粟向南传播到了东南亚山地。为其他地区的文明的形成提供了重要基础。

 

    距今5000至4500年前，原产于西亚地区的大麦和小麦传入中国。与此同时，原产于西亚地区的黄牛和绵羊也通过河西走廊传入中国。同样是在距今5000至4500年前后，发明于西亚地区的冶金术通过河西走廊地区传入中国。

 

    需要强调的这几项传播的年代都是距今5000到4500年左右，像黄牛、绵羊、小麦、冶金术，我觉得这一点是偶然的，反映出这个时期史前文化的交流非常活跃。而这一传播路线也是汉代正式开通的丝绸之路的线路，说明经过这个路线的文化交流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条路线不仅是丝绸之路，还是粟黍西传之路、小麦东传之路、冶金术东传之路，是文化交流的经典路线。距今5000到4500年正是各个地区早期文明形成的时期，也是史前文化快速发展，社会结构显著变化的时期。上述的文化交流对于中国黄河流域以及中亚、西亚地区文明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境内的广大地区，随着史前文化的发展，各个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活跃，相互之间的关系逐渐密切。在史前农业初步发展的基础上，史前人们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距今8000年前，作为中华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之一——以玉为美的习俗开始出现。兴隆洼文化玉玦和玉坠的组合及其制作技术向南、向东传播，至迟7000年前，到达长江下游地区。向东北传播到俄罗斯沿海州和日本列岛中部，成为古代东方史前至夏商周时期文明的代表性装饰。

 

    距今大约5500年前后，中原地区的势力集团强势崛起。以庙底沟文化彩陶为代表的文化因素向周围地区施以强烈的影响，第一次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历史文化格局的雏形。

 

    距今5300年前后，西辽河流域、长江下游和中原地区，都大约同时出现了龙的形象。其中，尤以西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和安徽南部的凌家滩为代表的文化遗存之间的相似性最为突出，如都流行以玉为贵的风俗。玉器中都流行玉龙、玉鸟、玉龟、玉人，且造型特点存在着相似之处。这反映出，这些相距千里之遥的两地之间的上层社会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中华文明特点之一的多元一体的历史格局正在逐步酝酿、形成。

 

    距今4300年前后，中国中东部地区内各个区域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中原地区比较多地吸收各个地区先进的文化因素，形成了各地文化因素向中原地区汇聚的态势。这应当与尧舜禹集团通过联盟的形式扩大力量的策略有关。与此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原来比较发达的区域文明因自然环境的变化等原因而导致农业受到毁灭性打击，社会机构崩溃而逐渐衰落，自身的文明化进程出现挫折，转而进入以中原地区为核心的轨道上来。

 

    距今3700年左右，夏代后期的二里头文化强势崛起，对周围加以前所未有的文化辐射。中原王朝发明的礼仪用具——牙璋和陶质酒器向周围地区扩散，最南抵达香港和越南。这一时期，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历史格局正式形成。

 

    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文明是土生土长的原生文明，具有自己的特点和产生、发展的过程。在它的起源和形成过程中，其内部各个区域文明之间相互交流、相互竞争、相互影响，促使其不断保持了活力。正是在这一时期，各自独立起源的区域文明，相互交融，走向以黄河中游的华夏集团为中心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与此同时，中华文明也与外部其他文明保持着相互交流，相互影响、学习、吸收、借鉴，共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

 

    本版图片均由演讲者提供

    本报记者宋喜群、通讯员王安琪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