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薪火·书院的故事】
古色古香的石墙围出了一方天地,创立于1984年的中国文化书院就坐落在北京大学东南方的治贝子园内,它的发起人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季羡林、汤一介等无一不是文化大家。如今的院长王守常教授当年亲手种在园子里的玉兰已亭亭如盖,在玉兰树荫下,素衣白须的王守常讲述了中国文化书院32年的变化。
设坛讲学开启国学热
与古代书院一样,教学是中国文化书院的主要功能之一。早在创立的第二年,书院就开设了中国文化研究班,梁漱溟、冯友兰诸先生亲自设坛讲学。在办了几年短期班之后,书院在1987年开办了面向全国的两年制函授班——比较文化研究班,吸引了全国一万两千名学子报名。提起书院的传统教育方式,王守常认为它与现代的教育方式还是有所不同,“现代的大学教育,老师以传授知识为主。而传统书院的老师更强调要传授做人的道理”。
随着近年来大学教育的普及,中国文化书院的教学也换了形式。2003年,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邀请书院合办了“从历史看管理”系列课程,为社会人士传授国学知识、启发文化思维,从而引发了全国高校开设国学培训课程的热潮。随着当年播下的种子生根发芽,从书院走出的学子开始在全国各地开办各类国学院、国学培训班等民间办学机构。书院不再直接教学,而是为这些高校和社会机构提供教师、设置课程,“第一门课一定是中国文化概论,之后包括周易、老子、孔子等课程。”王守常介绍,“现代书院的教育功能应该是面向全社会的。”
学术出版传承创新传统文化
中国文化书院的重点还在于开展学术活动,包括学术出版以及学术研讨。王守常说:“目前中国文化书院主要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推动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的发展。”三十年来,中国文化书院主持、编撰、出版的图书和教材达数百种。
一方面,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出版紧紧围绕中国传统文化,“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教学活动,继承和发扬中国的优秀文化遗产”,这也是中国文化书院的宗旨之一。比如季羡林主编的神州文化集成丛书,全套书共47册,通过对中国百家思想、神话传说、佛教文化等的解读,系统阐释中国传统文化。
另外一方面,中国文化书院的学术出版还将传统与时代相结合。“通过对海外文化的介绍研究,以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提高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水平,促进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世界文化走向中国作贡献”,是中国文化书院担负的另一个职责。书院出版了不少介绍海外文化的书籍,如《日本文化概论》《印度文化概论》等。也有一些关于文化现代化的著作面世,如《文化与科学》《文化与未来》等。王守常说:“传统是一代一代之间的传递,随着时代的发展需要不断创新。”
三十年来,中国文化书院举办的各类研讨会和论坛达三十多种,有的站在传统与现代视野中展开,像“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学术研讨会”等;有的则是立足世界文化的视角,如“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文化”等。“汤用彤学术讲座”“蔡元培学术讲座”等已连续举办近20期,渐成传统。
书院的价值在于学术坚守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文化书院身处当代,但王守常认为,“真正的学术仍是修己修人。中国文化书院希望能够保持中国传统书院纯学术的氛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促进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的传播发展。”
保持纯学术的氛围,需要兼容并包的精神。汤一介曾经说过:“在筹办这个书院的过程中,一开始我的想法就是兼容并包的,不是单一的。”在书院刚刚建立的时候,既有像梁漱溟、冯友兰、张岱年这样的老一代学者,也有像乐黛云这样的开放学者,甚至还有跨学科、跨文化的学者。多样化的学者加入,中国文化书院出版的著作更加丰富多彩。
“大海潮音,作狮子吼。”中国文化书院发展到今天,仍然秉持着纯学术的目标定位,专心出版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著作,坚持古代书院的口头传授方式。王守常说:“课堂不是演唱会,我们不愿意拿着话筒对着喧闹的人群,而是希望通过近距离的口头传授,传达真正的国学知识和国学理念。”(本报记者 王庆环 本报通讯员 曹 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