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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事聚焦】
进入新世纪，山西的文学创作格局逐渐出现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创作队伍，在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那一代“晋军”作家，以及更早前的老一辈作家，并没有停笔，反而表现出更活跃的创作态势。对这些人来说，年龄不是问题，激情才是问题。他们似乎在进行一场与年龄较劲的激情赛，看谁的创作激情保持得更旺盛更持久。如果单纯从作品的数量来说，看不出年龄渐长的局限性。其次是艺术表达的方式呈现出由一向多的变化。即由过去追求白描、叙述故事等风格向更加多样化发展，题材的选择也由过去偏重农村向更加广阔多样转变。
除以上所言外，山西文学还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更年轻的新生代作家次第涌现。就目前的创作情况来看，60后是最成熟最活跃的一代人，70后、80后、90后也有不俗的表现。他们的出现、成熟标志着山西文学新生力量的成长，以及发展的未来。似乎可以把这些新兴的、更年轻的作家称之为“三晋新锐作家群”。
阵容齐整，风格多样
概而言之，“三晋新锐作家群”有这样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一是年龄梯次结构比较整齐。20世纪80年代初崛起的一代“晋军”大多为50后。他们的出现在当时广受关注。之后，山西的文学创作代有人才，没有断档。不仅70后、80后中有许多活跃的作家，即使是90后作家中，诸如邢玉蔻、董晓琼等也有长篇小说出版。
二是创作涉及了文学的各个领域。小说创作依然是山西文学的重镇，但不是唯一。已经有论者提出了山西文学创作的“纪实文学现象”“女作家群现象”“非虚构写作现象”或“学术性文学写作现象”等。在散文领域，山西的新散文创作比较突出。有论者认为，山西的网络文学最典型地表现了现实主义精神。在诗歌领域，也出现了许多引人注目的诗人。而科幻文学更是一枝独秀。
三是这批作家逐渐产生了较大影响。葛水平、李骏虎、吕新获得鲁迅文学奖，张锐锋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还有很多人获得了庄重文文学奖、冰心文学奖、郁达夫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鲁彦周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中国作家》《诗刊》《小说选刊》《十月》《上海文学》等刊物的重要奖项。特别是刘慈欣获得了世界科幻文学“雨果奖”。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晋新锐作家群”的实力与未来的可能。
对现实生活的个性化关注
分析这批作家的创作，就会发现最突出的还是他们对当下现实生活的关注。不过，这种关注表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可以说，他们是从不同的层面来表现现代人的现代情感的。特别是对中国正处于一个急遽变革、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时刻，这些作家表现出强烈的现实敏锐性。葛水平的《河水带走两岸》、蒋殊的《阳光下的蜀葵》等，对现代化进程中逐渐消逝的乡村充满了田园牧歌式的怀恋。在她们如歌如画的描摹中，曾经的乡村充满了诗意、人性、情趣，那些过去的各种传说、典故、人物都成为可供怀想的美好记忆。这与喧嚣的、变动的、疏离的现实恰成对比。而在王保忠的《甘家洼风景》中，不仅有老甘这样的对昔日乡村充满怀恋的身在新时代、心在旧世界的人物，也有许多走出故乡甘家洼、寻找新生活的年轻一代。虽然老甘的怀恋难以改变生活的方向，但古老的乡村也将在历史的必然中获得新生。
然而，新的理想的生活是什么？这一批作家似乎还没有找到文学的答案。事实是，面对急遽变革的现实，人们应接不暇、眼花缭乱。刚刚学了几句外语，就以为跨进了国际化门槛，却已经有更多的人在呼吁首先应该学好本民族经典；传呼机才用了几天，就被淘汰，没有人认为这种工具具有“现代性”；博客刚刚兴起，人们就开始热衷于微博，而今天微博是什么呢？人们更喜欢微信……对这个变动不已的时代的把握，需要有大智慧、大品格。人的主观能动性似乎在外在客观世界的纷繁变化中不断弱化。人们把握世界，进而把握自己的力量被强大的外在压力所挤压。于是，生活的迷茫、神秘、孤独等也出现在作家的笔下。
孙频的小说描写了一个又一个执拗的、倔强的生命个体。但是，他们无一不被生活所扭曲。她的小说结构完整，叙述曲折，常有出人意料的情节设计，使人惊叹作者居然能够把故事讲述得如此离奇意外。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表露出来的却是无法把握的生命世界。手指、李燕蓉、小岸、陈年、张暄等对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进行了比较真实的描写，有时还陷入一种琐碎的状态。虽然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把握是缺乏明确认知的，但仍对生命中温暖的东西寄予希望、热情，因而也肯定了生命的意义，表达了生命存在的理由。诗人张二棍描写了在广袤的天空大地之中与悠久漫长的时间之内，生命的柔弱与坚韧。石头的长诗《献给鹅屋大山上的月亮》则极力张扬生命的意志与力量之美。诗人通过描写“自己”为了朋友的一顿酒，冒着大雪从太原徒步到长治的经历。这种似显琐碎的描写，是为了不让古人小看，也就是说，在今人身上，仍然具有古人的勇气与毅力。而古人，是多么伟大的古人，是曾经创造了多少人间奇迹的古人啊！
在对现实的关注中，“三晋新锐作家群”中出现了一种具有更为广阔意义的表达。这就是力图从哲学层面来解读现实存在的价值。葛水平的长篇小说《裸地》以及《喊山》《地气》《甩鞭》等中篇小说极力构建一种土地与生命之间不可分离的关系，力图描写出这样的土地与这样的生命之间的血脉之缘。李骏虎的《母系氏家》描写了一个家族三位女性的命运。虽然她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但是她们仍然承受着属于女性的命运。而女性命运的变化实际上也表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及其发展进步的程度。在变与不变之间，作者或明或显地表达了关于女性命运的意义。杨遥的一系列作品则力图描写出生命之间的隔膜或相依，以及个体生命的有限主动性与外在存在的无限被动性之间的错位、局限。对于刘慈欣的创作，人们往往喜欢从“科幻”的角度来讨论。但是，除了他作品中的“科幻”内容外，使我感受更为强烈的是其中透露出来的突出的现实情怀。这就是从“宇宙”的层面来关照人类生命的意义。尽管我们仍然坚持人的生命尊贵非凡，但是如果把人类生命置于更为广阔甚至一般人难以想象理解的层面来看的话，人类生命的存在可能性就发生了变化。这虽然也取决于人类自己的智慧、理性、能力，但已经与通常意义上所讨论的生命不再是一回事了。人类生命将更加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更加形象地而不是观念地服从于宇宙的存在规律。虽然还是可以把刘慈欣的创作视为一种超越现实的“幻想”，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漠视或回避其所体现出来的浓烈的现实情怀的理由。由此也可以发现，在“三晋新锐作家群”中出现了一种“非现实的现实”创作现象。简单地说，就是他们描写的并不一定是现实生活中确实能够发生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基本上不可能发生的事，但他们的描写又具有非常典型的现实性。除了刘慈欣的创作之外，诸如杨遥的《闪亮的铁轨》《白马记》《二弟的碉堡》、小岸的《车祸》、杨凤喜的《玄关》，以及吕新的大量作品均属此列。这种描写需要对现实极为敏锐的感受力，需要高度的概括能力与更加丰富的想象力。它既是具体的、形象的，更是抽象的、观念性的。或者也可以说，是二者的完美融合。
从历史资源中寻找现实精神
在对现实进行观照中，“三晋新锐作家群”也有很多人“返回历史”，力求从历史资源中寻找现实精神。这是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扬弃，是用“历史之酒”浇“现实之块垒”。其主要目的不是记录、还原历史，做历史学研究，而是具有现实针对性地“重写历史”，或者说张扬历史中于今有益的精神气质。因此这种描写也就具有了强烈的现实意义。比如张锐锋的《马车的影子》，似乎在述说马车的历史沿革，但其核心是表达由马车而引发的人的精神世界的重构。玄武关于关公的描写，并不是为了考证关公的生平，而是张扬其所具有的血性。用玄武的话来说，就是要寻找民族的精神之父。唐晋关于宋、明时期生活的小说，并不是重构那一时代的历史，而是表达曾经所具有的智慧、能力、气魄等。他们的创作，再也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历史题材了。
在“三晋新锐作家群”中，60后是最成熟最活跃的。这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接受的教育及思想的成熟度有关。这种成熟不仅指其艺术表达，同时也指其作品所透露出的气质、品格。相对而言，之后几个年龄段的作家由于其生活经历相对简单，以及所受文化影响的偏颇，在作品的气质上仍然有许多局限。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发表了大量作品，也产生了比较好的影响，但是许多人都处于一个急需突破的“瓶颈期”。如何突破自己，是对他们未来可能性的巨大考验。他们的艺术表达，基本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但是，他们对生活的了解感悟还是一个突出的弱项。他们最紧迫的问题不是去研究语言的问题、结构的问题等，而是应该涵养自己的气质，努力使自己具有大情怀、大气象、大品格。对此，我还是充满信心的。从李骏虎的《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中可以看到，他们的胸怀已然突破了“自我局限”，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关心那些能够超越自我世界的问题。这是对他们更大可能性的一种证明。
（作者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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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根深叶茂，源远流长，不可小看。它有两大传统，一个是传统文化的传统，它是黄河文化的会聚之地，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明清以降的晋商更是名声赫赫。另一个是革命文学的传统，曾是解放区文艺的重镇，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的故乡。
所以，在现代转型冲突的大背景下，山西文学一直面临着传统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乡土文学的继承、扬弃与开拓问题；新一代作家的培养、成长，续写辉煌问题，在今天显得尤为突出。这其实也是中国当下文学亟需面对的问题。
……赵树理与山药蛋派的艺术特色，今天仍然值得学习、传承。例如很善于讲一个首尾完整的好看故事，一气呵成；例如，在行动中刻画人物，吸收中国古典小说和说话的动感性；再例如，善于抓人物特征，甚至善于起绰号，堪称一绝；再如，民俗民情的自然展开。李家庄变迁中之“吃烙饼”就十分有趣。再如，在晋南方言基础上锻造的鲜活生动，明白晓畅，幽默风趣的小说语言，有股子来自民间的达观精神。
——雷达，《传承与新变——山西小说的新锐力量》，《文艺报》2016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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