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每一项贡献都各居其位

    8月，商务印书馆刚刚出版了李约瑟的《文明的滴定》一书。这本书早于上世纪70年代在西方出版，获得学界的普遍好评，后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这次的中文版虽然姗姗来迟，却是最为完整的中译本。

    众所周知，20世纪上半叶，英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提出了著名的“李约瑟问题”：“为什么现代科学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而只在欧洲发展出来？”此问题不仅在科技史界无人不晓，其影响更远达历史学和社会学界，引发了广泛的讨论。李约瑟本人对此问题的回答无疑极为重要，而对此问题最为详尽的回答在《文明的滴定》一书就可以找到。正如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所长梅建军所说，这本书所收录的文章集中展现了作者对人类文明演进的深刻观察和思索。文明的滴定不仅是人类历史的写照，更是其未来的必然归宿。

    “滴定”（titration）源于生物化学领域，是指用已知强度的化合物溶液来测定某溶液中化合物的量。李约瑟在书中解释说：“我和我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国和其他文化的发现发明史时，总是试图确定年代——中国的第一座运河水闸出现在公元984年，亚述的第一条灌溉渠出现在公元前690年，中国的第一条运河出现在公元前219年，意大利的第一副眼镜出现在公元1286年，等等。这样便可以将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查明之后当赞许则赞许，所以我们也必须对各大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加以分析，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

    李约瑟对科学史界的欧洲中心主义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西方科学史界不重视东方的贡献，其心照不宣的假定是：由于近代科学只起源于欧洲，所以必定只是欧洲的古代及中世纪科学才值得研究。而汇入现代科学之海的并非只有几何学和天文学这两条河流。每个民族对现代世界都有自己的贡献，中国自然也不例外，其科技成就也像其他一切种族的文化河流一样，最终汇入了现代科学的海洋，并且这种贡献要比通常所认为的多得多。

    为了论证这一点，李约瑟主要区分了科学与技术。他指出，在文艺复兴时期和之前，希腊人在科学方面的贡献最大，但中国人在技术方面的贡献更大。他在《中国科学传统的不足与成就》（1963）一文中将中国传统中与现代科学相关联的因素分为两种：一是直接带来了科学革命的因素，如磁学、炼丹术、观测天文学、宇宙论、时间测量。二是在科学革命以后合并到现代科学中的因素。而在《科学和中国对世界的影响》一文中，李约瑟进一步深化了这一观点，他将中国的“遗产”由上面的两种拓展至三种：一是直接有助于产生伽利略式突破的那些东西的价值，二是后来才合并到现代科学中的那些东西的价值，第三种是“使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欧洲科学技术一样值得研究和赞赏的那些东西的价值”。得益于第一种遗产的对象为欧洲；得益于第二种遗产的对象为现代的普遍科学；得益于第三种遗产的对象则是全人类。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李约瑟注意到中国人贡献给世界的一些更平凡的技术，比如马镫、有效挽具及简单的独轮车等等。关于马镫，之前曾有充分的证据把其发明权归功于西徐亚人、立陶宛人，但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中国于公元三百年左右的南北朝时期就发明了铁马镫。因为马镫的发明，彻底将人的双手解放了出来，可以拉弓射箭挥刀击剑，提高了战争的强度。马镫传播到西方，促进了西方整个游牧文明的发展。直到公元八世纪初，西方的拜占庭才出现马镫，并造就了风行欧洲中世纪达一千年之久的封建武士制度。类似的还有马的有效挽具，无论是胸戴挽具还是肩套挽具，中国都领先西方很久。

    李约瑟提到的发明还有我们可能不太熟悉的曲柄和偏心轮。这样的发明过于简单和基本，以至于都没有留下什么传播的痕迹，但其在现实生活中作用非常大，而且欧洲在曲柄的基础上产生了曲轴。对所有现代人而言，要想变旋转运动为往复运动，最明显的方法便是使用曲柄、连杆和活塞杆，欧洲在15世纪时才有这种方式，而在北宋时代中国已经有这样的组合的记载了。另一个例证是中国丝绸业的发达，说明了中国在纺织机械方面的遥遥领先。在各种文明的纺车图中，最古老的出自1270年宋朝的一幅绘画。在中国的许多纺车形态中，传动带一次可以驱动三个纺锤，纺轮则由脚踏板来驱动。体现了在动力传送方面的领先性。

    只不过这更加让人惊讶，如此多的发明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引起工业化浪潮。如果非要找到一个重要的思想因素，李约瑟认为是中西方自然观的差异。他指出，中西方在自然法观念上有本质的差异。西方文明中，与人间的帝王立法者相对应，存在一个天界的理性造物主，这位造物主颁布了一套精确表述的抽象法则，让矿物、晶体、植物、动物和星体遵守。西方人相信，通过观察、实验、假说和数学推理等方法，可以破解或重新表述这些法则。与之相对，中国的传统观点认为，万物之所以能够和谐并作，并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于它们的最高权威在发布命令，而是因为它们都属于一个等级分明的整体，各个部分形成了一种有机的宇宙样式，它们服从的乃是自身本性的内在命令。“西方的自然观观念无疑有利于早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唯有这种能加以破解和重新表述的精确法则，才能通向现代科学。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结不出现代科学的果实。”

    李约瑟对于中国文明的洞见，源于他身为“他者”的视角；同时，他对西方文明的批判，又是以长期深入中国文明为基础的反观。他强调，科学史并非仅仅通过一条连续的线把各种影响都贯穿起来才能写成，难道没有一种人类思想史与自然认识历史，使人类的每一项努力都各居其位，而不管其渊源和影响吗？

    不过对于“李约瑟问题”，显然仅有李约瑟的回答是不够的，中国科学与技术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值得我们进行更为开放的讨论和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