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与中华民族文化精神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数千年来，高踞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源头，内蕴博大精深，万有齐备，密切地联系着整个社会人生。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引用《周易》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这一论述，阐明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一招”的道理。穷则思变，变中求新、新中求进、进中突破，这是中国先哲对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深刻总结，也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现实写照。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刚健有为的创新理念，这是贯穿于《周易》中的三个带有根本性的思想理念。它们在变通思维的统驭下，相生相发，相辅相成，三千多年来，成为优秀传统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历久弥新、生生不息的内在支撑力，充实核心价值观的正能量。

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建立在变易思想基础上的忧患意识，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最早见于《周易》。“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一言撮要，统括全局。这里讲的危亡、忧患，应该是广义的；远古先哲富有预见性，既有由于天敌施虐、洪水泛滥的自然忧患所产生的“人天之忧”，更有社会、人生、心灵方面的忧患，表现出深深的惕惧与挂虑。

    而其哲学基础，则是“泰极而否”“盛极而衰”“物极必反”的变易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智慧。由于远古先哲抱有尊天道、重人谋、诉求于内心的内省式的心性特征，因而其卜筮、占卦，往往建立在深而且广的忧患意识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说，忧患意识乃是远古先哲作《易》的原始动机。正是凭借着这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朝乾夕惕的进取精神，才使得这个伟大而多灾多难的民族，能够在数千年间始终生生不息、巍然屹立，并不断地发展进步，创造了举世无双的人间奇迹。

    中华民族古代哲人的忧患意识，直接导因则是对于客观规律和时势分析的准确判断。《系辞》中明确指出：“《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其道甚大，百物不废。惧以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危惧始得平安，而慢易则必致倾覆，所以，必须惧以终始。这样，就有望防止差错以至祸患的出现。

    《易》卦辞、爻辞中，多见凶、咎、吝、否、损、陨、乱、困等负面占断之辞。《系辞》分析认为：“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忧虞之象也。”吉凶讲的是人事得失的结果；悔吝则是指面对得失、休咎所持的态度。由于具有忧患意识，及时发现纰漏并加以改正，使得事物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悔；反之，有了小的过错而不及时改正，就会使事物向坏的方向发展，这就是吝。目的在于告诫人们，要有忧患意识，善于补过迁善，以趋利避害，化凶为吉。

    《周易》中《临》卦卦辞说：“临。元亨利贞，至于八月有凶。”亨通顺利，则盛极而衰。宋代理学家程颐对此解释说：“阳道向盛之时，圣人豫（预）为之戒曰：‘阳虽方长，至于八月，则其道消矣，是有凶也。’大率圣人为戒，必于方盛之时，方盛而虑变，则可以防其满极，而图其永久。若既衰而后戒，亦无及矣。”在《复》卦中，讲周而复始，物极必反，“反复其道”（卦辞），强调事物发展到了顶点就要转向反面。《泰》卦中《九三》爻辞也讲：“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无平不陂，即平原都有坡坎。宋代李光在《读易详注》中解释说：“治乱存亡，安危之相，固如阴阳寒暑之必至，有不可易者。惟圣人为能因其盈虚而消息之，使常治而不乱，常存而不亡，常安而不危也。消息之道，岂有他哉？兢业以图之，危惧以处之，当治安而不忘乱亡之戒，则可以保其治安而无咎矣。”

    从一定意义上说，成功也是一个陷阱。因此，当事业有成之时，古人总是提醒要特别惕戒。《既济》卦辞：“既济。亨小。利贞。初吉终乱。”就是提醒人们要慎重对待成功，否则起初吉利，最终还会紊乱不堪。《象》辞曰：“水在火上。既济。君子以思虑而豫防之。”上水下火，一则通过加温，烹饪获得完成；二则相互制约，有利于健康发展。水火既济，象征事业成功，功德圆满。在这种情况下，君子总是虑远谋深，预防蹉跌失误；至于身处险境，那就更是惶惶而不自安，慎惧从事。《履》卦《九四》爻辞曰：“履虎尾。愬愬，终吉。”愬愬，恐惧也。踩到老虎尾巴上，比喻处境十分险恶。但只要心存戒惧，小心应对，最终总会化凶为吉。《困》卦《上六》爻辞曰：“困于葛藟，于臲卼，曰动悔有悔，征吉。”困于葛藟——被葛藤缠绕困住；臲卼——身在高危之处，心惴惴然。据李光解释，这句话的意思是：“当困极之时，若曰动，必有悔；而不思变动，则益入于困耳。若能悔前之失，穷而思通，必济矣。”

    谨言慎行，韬光养晦，也是应对恶劣境遇的一种策略。《坤》卦《六四》爻辞曰：“括囊，无咎无誉。”意为将口袋收紧，无获亦无失，虽然得不到赞誉，但可免遭灾难。所以，《象》辞曰：“括囊无咎，慎不害也。”将口袋收紧，可以免遭灾难；谨言慎行，没有害处。《离》卦《初九》爻辞：“履错然，敬之，无咎。”意为深夜传来一片错杂的脚步声，应有所警惕，才可望安然无事。魏晋时期王弼《周易注》：“错然者，警慎之貌也”，“以敬为务，辟其咎也”。综上所述，无论是身处顺境、逆境，只要能心存戒惧，妥善处置，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

    根本问题在于慎终如始，时时保持清醒的忧患意识。谨慎之道，突出表现为防微杜渐、小中见大、因中见果，把握量变与质变的辩证规律。《坤》卦《初六》爻辞，有“履霜，坚冰至”之语。按照当代著名学者高亨的解释：“履霜，秋日之象也，坚冰，冬日之象也，‘履霜坚冰至’者，谓人方履霜，而坚冰将至，喻事之有渐也。”关于“事之有渐”的道理，《易传·坤·文言》解释得至为深刻：“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由辩之不早辩也。《易》曰：‘履霜，坚冰至。’盖言顺也。”“顺”字，历代学人有不同理解：朱熹认为，古字“顺”“慎”通用，意为上述文字讲的是慎微；也有一些学者主张照字面解释，就是顺乎自然规律。踩到地面的霜，便知道冰雪寒冬快要到了，这是顺应自然规律。程颐对此也有解释：“明者则知渐不可长，小积成大。辨之于早，不使顺长。故天下之恶无由而成，乃知霜冰之戒也。”不论哪种解释，说的都是事物由小至大、由个别到一般、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变化过程，要求人们防微杜渐，避免大的祸殃发生。

    关键在于“辨之于早”。就此，《系辞》引用孔夫子的话：“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几，微也，亦即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吉凶祸福的征兆，所谓“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风起于青萍之末”。知几，强调于安乐之时早自为计，在泰之伊始就警惕否对于泰的颠覆，防微杜渐，未雨绸缪。

    这里涵盖了或者说体现了三方面的辩证思想、哲学智慧。首先，它是建立在否定之否定的规律的基础之上，“反者道之动”，物极必反；第二，是量变与质变规律，“事之有渐”“履霜，坚冰至”，说的正是这个道理；第三，与质量互变规律紧密联结的因果律。在客观事物或现象彼此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原因引起其他事物或现象产生，结果则是其他事物或现象由量变化为质变的实现形式。

自强不息的奋发进取精神

    自然现象与社会生活中的忧患，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忧患具有两面性，关键在于如何去应对它。宋人诗中有“一生忧患损天真”（欧阳修）、“少年忧患伤豪气”（王安石）、“忧患侵凌志气衰”（陆游）之句，说的都是人们面临忧患丛生的环境与际遇，身心会受到极大伤害。这一点不容否认。《系辞》中也说了：“既辱且危，死期将至。”所以，面对忧患必须惊觉、警醒，这样就有望化危为机，否极泰来，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殷忧启圣，多难兴邦”之古训，所揭示的正是这个道理。大前提是具有清醒的危机意识，进而激发自强不息、昂扬奋发的积极进取精神。

    《乾》卦《九三》爻辞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说的是君子终日不懈，自强不息，即使到了晚上也抱有警惕之心，不敢松懈。这样，即便遭遇险情，也可安然无恙。因此，其《象》辞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释为：“天行健，此谓天之自然现象。君子以自强不息，此以人事法天所行，言君子之人用此卦象，自强勉力，不有止息。”天道的本质特征是健，健是运行不息的意思——四时交替，昼夜更迭，岁岁年年，无休无止。君子应效法天道之健，自立自强，奋发进取。《恒》卦卦辞曰：“恒，亨。无咎。”恒，久也。像自然的恒常不变，人的壮心也迄无止息。亨，意为亨通顺利，没有灾患。这里强调的是守恒道，树恒心。《彖》辞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终则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观其所恒，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利有攸往，说的是利于出行，有所作为。

    《周易》卦爻中对于自强不息精神有精辟的阐述。《乾》卦以龙为喻，或隐或显，或潜或跃，或升或飞，表现刚健有为、富有生命力的积极奋发状态。著名学者曹础基就此作如下解读：

    《周易》对中华民族、对中国有什么影响？可以说，《周易》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

    《周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思是：象征天（即自然）的运行，为健（通乾，帛书作键）卦，君子效法它，自我发愤图强，永不停息。

    《乾》卦中写了龙在不同阶段的形象：潜伏─开始出头─兢兢业业、小心谨慎─跃跃欲试、大显身手─飞黄腾达─适可而止。

    早在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就曾在清华大学以“自强不息”为中心话题发表演说。他说：“君子自励，犹天之运行不息，不得有一曝十寒之弊。且学者立志，尤须坚韧强毅，虽遇颠沛流离，不屈不挠；若或见利而进，知难而退，非大有为者之事，何足取焉。人之生于世，犹舟之航海，顺风逆风，因时而异。如必风顺而后扬帆，登岸无日矣。”

    这种自强不息精神，展现出一种刚健之美。《周易》崇尚刚健，在《乾》《震》《豫》《大壮》《大畜》诸卦中都体现了这种以刚健为主导的审美取向。《大畜》卦《彖》曰：“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高亨先生作注，曰：“天之道刚健，山之性厚实，天光山色，相映成辉，日日有新气象。”《乾卦·文言》曰：“刚健中正，纯粹精也。”看得出来，在《周易》中是把刚健与笃实、中正、纯粹这些可贵的素质联系在一起的，弘扬了厚重诚笃、中正不倚、坦诚直率的风格、思想、信念。《大壮》卦辞曰：“大壮，利贞。”《彖》曰：“大者，壮也。刚以动，故壮。大壮，利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壮而且大，壮而且正，展现一种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的奋进气概。

    《周易》中所倡导的刚健有为，体现一种不屈不挠、愈挫愈勇、坚不可摧的崇高品格与顽强精神。《需》卦《彖》曰：“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须，意为等待。由于险阻在前，特别需要一种顽强、刚毅、健勇的奋斗精神；但应该静以待时，不能莽撞行事，这样就可以摆脱困境。

    说到刚强、正大，生命力勃发，坚不可摧的顽强奋斗精神，人们会联想到作为“中华民族脊梁”的优秀学人。比如，汉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他就是一位出色的代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他全身心投入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遭受腐刑，他忍辱苟活，为的就是要实现宏伟抱负——完成《史记》撰著。如同他在《报任安书》中所说的：“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虽万被戮，岂有悔哉”。以半百之年，获释出狱，苦熬硬拼十四载，最后完成了这部史学杰作。同样的强者，还有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舍身求法，“乘危远迈，策杖孤征”，十有七年，历经无数艰难险阻，终于实现了伟大抱负。明末清初大学问家王夫之，“迄于暮年，体羸多病，腕不胜砚，指不胜笔，犹时置楮墨于卧榻之旁，力疾而篡注”（《姜斋公行述》）。他们所体现的，都是《周易》中倡导的这种终日乾乾、自强不息的奋进精神。

唯变所适、革故鼎新的创新理念

    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创新理念的民族。早在三千五百年前，商朝的开国君主成汤就把“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九字箴言刻在沐浴之盘上，用以警戒惕励自己。而这种创新求变的观念，又与产生于更早年代的阴阳八卦的意象恰相吻合。接下来，始编于殷周之际，作为上古巫文化遗存，由卦象、卦辞、爻辞组成的《易经》；特别是战国中后期产物、汇集解《易》作品的《易传》，更是进一步阐扬了这一理念。

    创新的实质，是除旧布新，革故鼎新。《说文》释“创”：“伤也，从刃”。“创”的原意是损伤。学者指出，《周易》中的创新图变精神体现在生生不已的创化、创造的流变之中。创新化育，不是单纯的量的叠加，而是通过除旧布新，实现新质的生成。《革》《鼎》二卦，充分体现了新陈代谢、革故鼎新的基本理念。

    《革》卦《彖》曰：“泽中有火，革。”传统解卦，说是《革》卦属于异卦，按照卦象分析，上兑为泽，下离为火，泽中有潜伏的火，水火相叠而交迸。水在上浇于下，火在下升于上。火旺水必干，水大火将熄。二者相生相克，互不相容，急需变革，也必然出现变革。《乾》卦《文言》中亦有“乾道乃革”之语。革，就是变革、革新、革命。而《革》卦之后紧接着《鼎》卦，目的就在于彰显“革故鼎新”之义。《易传·杂卦》指出：“革，去故也；鼎，取新也。”强调的都是推陈出新，除旧布新。

    创新、创造、创化，乃天地之大德。《系辞》指出：“日新之谓盛德”。以“日新”为“盛德”，所强调的正是创新精神。又说：“天地之大德为生”。著名哲学家张岱年指出，作为“天地之大德”，生的本意是创造。承认“生生之谓易”，就是把世界和人生都看作不断创新的过程。只有不断变化、不断创新，才能永葆生机。

    创新、创造的指导原则是“顺天应人”。《革》卦《彖》曰：“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滥觞于此。“顺乎天”，指顺从客观规律与时代潮流；“应乎人”，指顺应人民意志，切合社会需要、国情民心。对此，高亨解释说：“改革乃自然界与社会之普遍规律，但必须应时之需要。天地应时而革，所以四时成。汤、武应时而革桀、纣之命，所以顺天应人。革之应时，乃能成其大也。”充分阐明了实施变革和掌握变革时机的重要性。荀子关于“顺天应人”有如下解说：“汤、武非取天下也，修其道，行其义，兴天下之同利，除天下之同害，而天下归之也；桀、纣非去天下也，反禹、汤之德，乱礼义之分，禽兽之行，积其凶，全其恶，而天下去之也。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古代先哲一致认为，“顺天应人”，这是改革、创新、革命所应遵循的准则。《周易》突出阐扬了这一思想观念。

    随时为变，随机应变，这是解读《周易》的象数爻辞，特别是创新、创造、创化意蕴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哲学特征以及思维方式，反映在认识上，往往偏重时间的流动，凡事以时间为本位，以时间统驭空间。“革之时，大矣哉”。《周易》中多处阐发“时”的观念。“时”，言简而意丰，一般理解为审时度势。《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明确指出，《周易》这部书绝非僵化的经典，其核心理念是一切以客观实际为依归；也就是说，唯有因时而变才能适应客观实际需要。《周易》反复强调：“变通者，趋时者也”（《系辞》）；“时止则止，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艮》卦《彖》辞）。所谓趋时，“正指人事之适应。故古人言变，每言时变”（钱穆语）。而动静、行止，则是讲以时进退的处世之道，苟不知时，无以言变。

    创新、创造、创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永葆进升态势、勃勃生机。哲学家方东美指出：“创新资源正是其原始的‘始’，像一个能源大宝库，蕴藏有无限的动能，永不枯竭；一切创新在面临挫折困境时，就会重振大‘道’，以滋润焦枯，因此，创新永远有新使命。纵然是艰难的使命，但永远有充分的生机在期待我们，激发我们发扬创造精神，创新的意义因此越来越扩大，创新的价值，也就在这创造流程中，越来越增进了。”

    《升》卦《初六》爻辞：“允升，大吉”。进而上者曰升，亦有通达之意。《升》卦《彖》曰：“柔以时升。”意为以柔道而进，并顺合时机而进升。《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处此时位，犹如树木从地上不断向上生长，木得地气滋养，所以上升。汉代郑玄曰：“升，上也。坤地巽木，木生地中，日长而上”。而且，这种生长一定是持续的。正如朱熹所言：“木一日不长，便将枯衰。”

    说到朱夫子，我联想到他在福建漳州任职时，为开元寺题写的一副对联：“鸟识玄机，衔得春来花上弄；鱼穿地脉，挹将月向水边吞。”笔下的飞鸟、游鱼生意盎然，让人感受到大自然生机活泼的意趣。曾国藩也曾写过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上联是说，有意不除去庭院中的野草，为的是欣赏它的盎然生机和盈盈绿意；下联讲，爱养盆鱼，是因为通过它们可以亲近自然，领悟人生的乐趣，进而识得造化的玄机。对联受到了陶行知先生的称赏，特意给自己取号为“不除庭草斋夫”。朱、曾两位用的都是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颢的典故：程颢书斋窗前，茂草芊芊，覆阶掩砌。有的朋友劝他加以芟锄，他说：“那可不行！我留着这些青青茂草，是为了经常能见到造物生意。”程颢还曾在盆中养游鱼数尾，读书、讲学之余，时往观之。有的朋友问他：“几头小鱼有什么好看的？”他说：“我要观赏万物生生自得之意。”这些典章、故事，在《宋元学案》和《河南程氏遗书》中都有记载。

    《吕氏春秋》有言：“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求新、求变，既是天时、人事的既定法则，更是永葆旺盛生机活力的根本途径。

    清代诗人赵翼的七绝，热情地咏赞了这种创生变化中所体现的化机与生意：“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作者为辽宁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